清代满族诗文创作蔚为大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书截取道光元年（1821）到五四运动（1919）近百年间涌现出的满族诗人群体及其诗歌创作作为观照对象，力图多侧面、多角度呈现近代满族诗人群体的创作风貌。文化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基础，首先梳理满族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科举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发达的理学和众多的文化家族，为探讨其文学发展奠定基础；然后分别从该群体各个阶层构成、满汉诗人交往、满族诗人的诗学观以及缔结的文学社团等多方面展示近代满族诗人群体文学创作状况。而清代满族文学也和同时期汉族文学一样形成了众多的文学家族，通过探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以窥视近代满族文学家族的样貌；又选取近代两个 满族诗人与一种突出的创作题材——纪程诗进行探究，以求管中窥豹，初步体现近代满族诗人群体创作特色与成就， 对该群体创作特色进行总结归纳，得出规律性的东西。本书资料翔实，点面结合，将宏观研究与微观探索进行深度融合，以期多维揭示近代满族诗人群体的创作特征。

《西域文史》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合出的学术论集，本辑发表与西域相关的学术论文18篇，内容涉及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学术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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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鸿篇巨制，选取一千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分为四卷：第1卷《鼓动与粉饰战争》聚焦侵华日军战时对内鼓吹战争、对外粉饰侵略的行径，第2卷《保守与隐匿战时机密》讲述在日本战时保密机制下日军对涉及军事情报信息的报道内容的处理，第3卷《武力侵华与战场暴行》描述日军在武装侵占中国领土过程中的残暴罪行，第4卷《抢占破坏与经济掠夺》则记录了日军对中国沦陷区的殖民控制、经济破坏及掠夺。这些由日本方面拍摄、秘藏的侵华历史照片，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日本侵华战争、战场信息，而且有很多照片是首次在我国公开。这是研究日本侵华史的重要图像资料，为我国学界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一定规模的第一手的基础性研究史料；并且对这些照片做了很好的解读、说明，从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本书对日本侵华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本书既是对日本侵华历史的影像真实还原，也能够使人们认清日本右翼言论的荒谬，甚至是对现在日本右倾社会思潮下流行于日本社会、日本学界的一些主流观点（对我国学界也颇有影响）的失实、荒谬和欺骗性的有力回击，从而能够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和反动政客妄图否定侵华战争历史、否认侵华战争罪行的政治企图，无疑具有很强的、重要的社会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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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产生于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于2008年至2014年问以贵州黔东南的苗寨、侗寨为中心展开的西南少数民族村寨基本调查。笔者于2013年作为课题组成员开始进入黔东南州的侗族村寨，在榕江县的大利村进行田野调查。从彼时至今日，在学术研究以外，笔者也持续在大利村进行遗产保护与乡村复兴的实践。在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通过长期深入的田野观察和介入，笔者发现这个传统民族村寨既有其独特性，同时也陷人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普遍困境，极具代表性。本书以大利村为研究个案，通过长期的田野观察和介入研究方式来理解社群内部对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即所谓的“非正式遗产观”，以及外部的官方遗产价值知识体系的进入所造成的影响。

《黑龙江世居民族文献书目》是著录黑龙江地区世居民族相关文献图书目录之作。谈到黑龙江世居民族文献，就涉及什么是世居民族与古代民族及其之间的关系，什么是世居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此的黑龙江世居民族文献与黑龙江地方文献之关系等问题。

华夷关系，是中国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华夷之变，则是中国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命题。以华变夷、以夷变华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历史，由此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本书的研究对象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城子村，就是经历了长期的“以华变夷”与“以夷变华”的典型村落。历史上是彝族先民之一“鹿鹿蛮”所在地，彝族人口众多，势力强大。明代以来，大量汉族人口迁入泸西，彝多汉少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变，坝区小农经济也越来越发达，土司制度最终终结，山地与水田围绕的城子的农村村落特征越来越，并突出修建了儒释道杂糅的村落公共信仰空间。纵观城子政治制度与其民族结构、生计方式的变迁，其功能从军事城堡到农村村落变迁明显，可谓是研究中国西南夷汉混居村落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窗口，透视出了中国西南历史上的汉夷互变关系特征与实质；而且，对于西南汉族移民史及其文化调适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城子村的“以夷变华”，不但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显性文化要素方面，同时也隐含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所蕴含的宗教信仰方面。并且，村落祭拜对象众多的繁杂宗教仪式恰恰表明，儒释道与汉族民间信仰神灵逐渐主掌了城子村民的精神世界，而使其“汉化”趋势越来越特出。但是“祭大山”（兼山神与昂贵土司土主神为一体）仪式的隆重，说明作为彝族土司城堡的历史已经沉淀为集体记忆根深蒂固地存留在村民心中。在此，不仅仅是民族与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在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中同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应该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基础——这也便是城子及其城子历史文化所给予我们的精神财富。

本书作者张江华先生曾多次进藏就各地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熟悉有关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藏汉文历史文献、档案等。本书基于作者多年的研究积累，对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萌芽、形成、发展和衰亡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阐释和解析，从7世纪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萌芽，一直写到20世纪前期的西藏社会，时间历史跨度达千年之久，使我们对封建农奴制度作为突破奴隶制的革命性成果到近现代成为约束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作者对元朝以来中央王朝对西藏的治理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制度及其特征，既是西藏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央王朝不断塑造的结果，西藏社会的“独特性”是置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一性”之下的，这是过去学界很少关注的视角。他在充分发掘各类土地文书、历史档案等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作为封建农奴制社会基础的庄园经济，详细分析了土地的分配、庄园的形成、谿卡的管理、政府租税以及各阶层生存状况，深刻揭示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尖锐的阶级压迫和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从庄园经济运行发现其内在的难以克服的矛盾，揭示了封建农奴制必然衰亡的历史宿命。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是中国藏学界有关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研究的最新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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