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国学经典藏书（图文版）（套装30本）》封面为《明史讲义》。《国学经典藏书》根据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为读者展示大师们的著名成果。这些可贵的文化精品，是承续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火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读者从中可以体味大师们的文化追求，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培育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国学经典藏书》立足于：一、为大中学生及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权威、实用、通俗的普及性读本；二、为研究人员提供学术积累和参考资料；三、为广大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的决策参考、修身养性的行动指南。本丛书尽可能地选用最初的版本，以保留学者大师著作的原貌。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原版本中尚存在一些错讹之处，对其中确系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参照其他版本和部分学者研究成果，确有把握者，予以改正。为了方便年轻的读者，本套丛书采用横排简体字，并作了标点整理。编选这样国学精品，一定尚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集陈盘先生简牍研究之大成，其以居延汉简为主干，对简牍实物中常用的词语、符号、书体及文书结构条疏举例，如“书启称信”、“书疏称信”、“书启称不备”、“汉晋人书启不定作八行”等条目，直接与尺牍形制相关。并对亭与传舍、大石小石、家弟、叩头、方相车等名词进行了释读，于读者帮助极大。更值得一提的是，陈盘先生对木简上所绘木偶、符录作了深入研究，考证精深，尤为后人所称道。

福建是中国福建刻书自北宋开始，经过南宋的发展，直至元、明、清，都负有盛名，不仅为福建的历史文化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重要的是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文化积累留下辉煌的一页。福建刻书的内容很广，包括经史、诸子、科举用书、字书、韵书、类书、诗文别集和选本，还有就是平话、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福建所刻版画也具有很高的水平。总的来说，福建刻书具有很高的艺术、文物和文献价值。北宋时期福建福州开刻的《万寿藏》和南宋时期开刻的《毗卢藏》、《崇宁藏》，至今尚存残帙；南宋时期福建长汀官刻的古数学书，己是极为珍贵的文献；元代建阳坊刻不仅数量超过南宋，而且还出版了很多在版本学、文献学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书籍，现存较有名的是余志安勤有堂本《故唐律疏议》、《国朝名臣事略》、《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建安所刻的《全相平话》、近年发现的《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等，这些珍本都是具有文物、文献价值的善本。明代的闽刻本，据专家调查统计己过千种，大多是具有文物性的珍贵善本，这些为我们留下一笔价值无法估量的文化遗产。《闽刻珍本丛刊》是一部汇集闽刻珍本的集成性着作。闽刻指历史上在福建境内完成刊刻的古籍，包括官刻、私刻、坊刻和寺院刻本等等。

伟大的思想·企鹅口袋书系列是中译出版社与企鹅出版集团联袂推出的一套经典学术名著平装版，迄今已出版60个品种。它集结了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荟萃了对人类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著作、随笔和政论。每一部经典都是多角度、多侧面的，精选能代表其主旨的部分。丛书作者包括柏拉图、尼采、奥威尔、达尔文和阿伦特等等。丛书采用前中文后英文的排版方式，原汁原味的内容及装帧呈现，让读者得以愉悦地亲近这些伟大的思想，走近那些深邃的思考和精彩的辩语。伟大的思想·企鹅口袋书系列丛书2004年开始出版。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200万本。丛书将带广大读者领略伟大的思想家、先驱、激进分子和梦想家的著作，他们的思想撼动了旧有的文明，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样子。丛书的作家在许多国家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振兴国学，已成必行之势。但是振兴国学不能简单地一味继承，而是应该详加分析，从而借鉴历史得失、传承精要文化、领悟古老智慧。因此，我们在学习国学时应效仿诸国学大师“融会中外，博通古今”的精神，不仅学习古籍中可为今用的仁爱精神、群体观念、豁达心理等，还要兼容并蓄，审慎地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同时，切忌不假思索，一味跟从国学热潮，要慎重选择、阅读适合当今社会及自身需要的重要典籍。《国学经典》选录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广为流传而又具有教育意义的蒙书，以及儒家名典“四书”、启发中国文化的《易经》，还有《老子》、《孙子兵法》、《六祖坛经》等经典名作。《国学经典》同时参考各家集注，力求准确、流畅地翻译原典，真实地体现经典精神，以求共同参详。希望读者可以从《国学经典》中领悟国学精髓，借鉴贤哲智慧，知晓学而后需时习之，明白有所为有所不为，懂得知己知彼，学会尊重自然，注重和谐发展，如此也算是《国学经典》为国学之振兴尽了绵薄之力。

《书品（2010年·第5辑）》主要内容简介：《十八家诗钞》新序、学林强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出版轶事、评书论学、嘤其鸣矣求其永生——王仲闻与嘤鸣社及其早年诗稿等。

《书品》是一本书评类刊物，它自创刊伊始，就一直在古籍学术领域里努力地耕耘着，为广大读者奉献了许多内容充实、质量上乘的文章佳作，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在海内外均有不俗的反响。　《书品（2010年第6辑）》为2010第6辑总第126辑，主要内容包括：《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1960年代中华书局与陈寅恪先生的交往》《都访“小书”录——读西·定生等氏著作五种提要》《引用二手材料必须复按原著》《〈皇明通纪〉标点订误六则》等。

凡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不会不知道孔子。孔子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开创者，他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前770一前476），以恢复古代文化传统为己任，收徒讲学，奔走于列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呼吁。他在世时，许多人对他的行为不很理解，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或嘲笑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但他的弟子却认为，“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如果说，“仲尼不可毁”出于孔子弟子之口还带有感情或尊师因素的话，那么，对于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孔子之所以“不可毁”，并非因为他的思想学说毫无缺点，而是说像他那样对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加以否定或废弃的。孔子毕生以教学为己任，自称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并没有留下系统的著述，相传儒家经典中的“五经”都经过他的整理，曾用来作为教授学生的课本，但据后人研究，这种说法不完全可靠。后人了懈和研究孔子思想学说的基本文献是《论语》。《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语”是古代的一种著作体裁，《周礼》“春官宗伯”郑玄注称：“答述曰语。”它有别于无固定对象直陈己说的“言”，如《国语》就是分国记载春秋时代士大夫问答应对之语的著作，《国语·郑语》还征引过上古时代的《训语》。西汉初年陆贾论述秦亡汉兴的著作称《新语》，所谓“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由此可见，先秦古籍中征引的“语曰”，可能就出于这类语书。

过去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孔”当然是“至圣先师”孔子，“孟”则是指战国时代儒家著名学者孟轲（约前372一前289），被称为“亚圣”。他的故乡在现今山东的邹县，距孔子的家乡不远。司马迁在《史记》中只为他作了一篇一百四十字的传记，其中还包括了近五十字的时代背景介绍，因此，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很早就去世了，幼年的孟轲实际由母亲抚养长大。孟子在早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汉代刘向《列女传》中记载的“孟母三迁”故事，后来还写进了大名鼎鼎的训蒙读物《三字经》，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而广泛流传，在过去几乎家喻户晓。孟子长大后，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奠定了他以儒家学说为终生信仰的基础。学业成就后，他像当时许多学者一样，一面设帐授徒，一面游历各国，向诸侯国君阐说自己的主张。他曾先后到过齐、宋、滕、魏、鲁等国，并一度担任齐宣王的客卿，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据《史记》记载，由于当时的君主不采纳他的治国主张，所以他就不再过问世务，而以著作的方式来阐发儒家学说，写成了《孟子》一书。但后人一般认为，今天所见的《孟子》并非出于孟子自作，它和《论语》一样，也是由他的门徒编纂而成的，不过与《论语》稍有不同的是，其中的部分章节很可能经过孟子的亲自润饰。朱熹也曾说过：“《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朱子语类》卷十九）现在流传的《孟子》共有七篇，约三万五千余字，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记载，西汉时的《孟子》传本有十一篇，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孟子》七篇属“内篇”，另有《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前三篇或作《性善辨》、《文说》、《孝经》）等四篇为“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