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末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12237 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于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十余年，共抄出七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临御已三十余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责成王际华、于敏中负责此项事务。至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按照乾隆帝的意愿，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搞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嗣后，大江南北兵祸连绵，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以及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相继遭劫。七阁《全书》仅有三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另有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毁而未尽，得以据它本补足。而藏于搞藻堂的《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硕果仅存的世间孤本。搞藻堂位于乾清宫北，本为皇帝个人休息之所，他人根本无从涉足其地，所以，人们对于《荟要》所知甚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又把《荟要》裹到台湾。 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五百册。由于《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荟要》有着《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首先，书品精美，质量上乘。如前所述，《荟要》几经战火，已经是天壤间硕果仅存的珍品，不惟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这部丛书的编纂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修书务求精美而不计资费，因此，《荟要》的书品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 界。据目睹此书的台湾学者说，《四库全书荟要》“字体端严劲挺，纸白墨润，装潢考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书局的影印本中得到证实。其次，选编精审，卷帙精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佚书，其结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检玩为难”，而《荟要》的编纂却是为了供皇帝一人御览，故其旨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四库全书荟要》的体例一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所收图书数量却仅为《全书》的七分之一，计四百六十三种，其中，经部一百七十三种，史部七十种，子部八十一种，集部一百三十九种。总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所选图书均为先秦至于清代久享盛名的图书精品，其思想学术、义理辞章俱属上乘。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菁华尽备于斯。再次，内容真实，少经删篡。自康熙时兴起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统计，仅乾隆一朝，文字狱便有一百三十余起。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忌讳的便是图书文献中有不利于清王朝统治和诋毁满人的文字。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乾隆帝在诏令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同时敕令对图书的内容严加审查，收入《四库全书》图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均被四库馆臣肆意删改，在这一意义上，清修《四库全书》，虽对于保留、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贡献，但与此同时，《四库全书》中也有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因此，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务求完整，至少没有大量删改的必要。由于这一原因，《荟要》收入图书种类虽然仅仅是《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却近乎《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荟要》确实远远胜于《全书》。第四，校勘翔实，版本珍贵。《荟要》编纂过程中据以缮写的底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内府刊刻本，这些刻本主要来自于清内府图书刊刻机构武英殿，二是内府藏历代善本和钞本，三是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在民间征求到的佚书，在内府藏本和民间奉献的遗书中自然不乏宋元时期的旧本。再由于修书馆臣和誊录、校对的人员都具有相当的学识，他们缮写精细，校勘、核对精审，从而使得《四库全书荟要》绝少错谬之处。据统计，《四库全书荟要》用来校勘的图书达五百余种，其中宋本六十二种，金元刊本六十三种，明刊本二百八十八种，清刻本五十种，此外还有《水乐大典》本十八种，仿宋钞本七种，稿本一种。时至今日，《荟要》据为底本的许多宋元刻本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更显得《荟要》版本的珍贵。由于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荟要》的真容。因此，吉林出版集团对《荟要》的影印出版，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 “朕临御已三十馀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 “朕临御已三十馀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 “朕临御已三十馀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人必有知识见解而后能作用。这作用还是不大的。必得在宇宙人生上有所透悟而后乃能起伟大作用于世。换言之，起伟大作用于历史者必是哲学家，不论他以哲学闻名或否。——梁漱溟本书是梁漱溟先生对山东乡村建设研究历届（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研究部同学，在朝会时讲话的笔录所集成。但只是笔录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本书非系统的学术讲演，而只是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诏示启发，或自同学提出之问题，予以当下指点。故其内容包括有治学、修养及人生、社会、文化各方面之问题。多由阅历得来，语重心长，亲切隽永，足以发人深省，其有裨于青年者，至为深钜。兹不忍令其零佚，爰特编印成册，以供同好。本书各篇之题目是后加的，朝话原无题目也。各篇先后之序，原宜以其年月日为准，唯已不易查明，今只有以其内容意义相连类者，而编次之，不复问其年月日先后。本书内有一部分先曾陆续发表于《乡村建设》半月刊；其大部分则为黄省敏同学整理誊抄者。至某篇为某人所记，中因互相传抄，已无由记证。本书印行时，以先生事繁，复未经核阅。其有与先生愿意不符或小有出入者，当由笔记者与辑校者负责。

梁启超说：绝对清凉无热恼，绝对自由无系缚，绝对安定无破坏，绝对平等无差别的境界，大概是涅槃真义吧。慈悲，慈谓与人同喜，悲谓与人同忧。对于一切众生，恰如慈母对于爱子，热恋者对于其恋人，所有苦乐，悉同身受。佛说法五十年，一言以蔽之，曰“无我”。佛典屡用色、名二字，色指色蕴，名指受、想、行、识四蕴。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晚年，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一九二二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又对佛学理论作了总体概述，提出佛家所讲的法“就是心理学”。这是对佛典的现代理解的高度升华。对于佛教中最玄妙的“业与轮回”“无常与无我”“解脱与涅槃”，梁启超都从哲学的角度，运用生物、物理及化学的一些科学知识，作了解释。梁启超的解释浅显易懂，触及到佛典的本意。

上海图书馆收藏着大量的抗战时期在孤岛上海出版的报刊，翻阅那些已经开始泛黄，并不断掉下纸屑的报刊，尽管时光已经流逝，报刊已经十分陈旧，却无法不被这些文字与图片所打动，因为这些文字与图片里有拼死的呐喊与抵抗，有血雨腥风的场面；有些图片我们实在无法忍受，因为在和平时代，很难看见这样彻底的人性泯灭，兽性大发。透过这些泛黄的报刊，时光仿佛又回到了60年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华儿女那前赴后继的身影，仿佛嗅到了那血腥的屠杀。这些报刊中的许多文章有的反映了前线将领血战到底的精神，以及对抗战局势的认识；有的以各种形式，近距离地向我们描述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同仇敌忾，同日本鬼子浴血奋战的场面与精神；有的通过难民之口，或者国际友人的述说，记录了日本鬼子在中国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为了反映那段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最大限度地翻阅了馆藏资料，力图通过那些在历史现场中人的感受与记录，近距离回忆一下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战争。基于此，我们编选了《鬼子来了——日军暴行记》《血肉长城——抗战前线将领访谈》《大刀向鬼子砍去——抗日烽火中的中国》这套图书，以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触到中华民族那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些义无返顾地用血肉筑成长城的真汉子的生死豪情，并时刻铭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沉重创伤。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长达8年之久的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兵学商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强盛的转折点。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最早、结束最晚、作战时间最长、作出巨大民族牺牲的国家。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东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在编选过程中，为了全面反映抗战局势，我们从不同侧面与角度收录了国共两党上至朱德、彭德怀、叶挺、陈毅、李宗仁、冯玉祥，下至普通战士，以及游击队将领或访谈，或浴血杀敌的通讯。以当时的文字与图片重现了抗日军民克服重重困难以热血之躯英勇杀敌的故事，追忆了一些爱国抗日将士惊天地、泣鬼神、战死疆场的英雄事迹。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9月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18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朱德和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但是，抗日战争期间，习惯上仍将第18集团军称为八路军，或“第18集团军”和“八路军”名称混用。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对所有的文章都不加任何主观评论．除个别文章略做删改外，基本上维持原貌。为便于读者查找文章的来源．每篇文章均标明了出处，所强调的是文章的史料价值。

梁启超是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由古典向现代拓进转型时期的一代宗师。梁启超的思想文化创构面临着中西古今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面临着民族命运与民族人格的迫切现实问题，他交出了自己个性鲜明卓有成绩的答卷。今天，在新世纪民族学术文化创构的历史课题面前，包括梁启超美学思想等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诸多优秀成果亟待整理、研究与发掘。 从上世纪90年代末给中文系本科学生开设小说理论选修课接触到梁启超的小说论文，到2000年选定以梁启超美学思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再到近年来申请并完成一系列相关课题，梁启超渐渐进入我的视野，梁启超美学思想逐渐成为我研究的主要目标。 虽然中外都不乏梁启超思想研究的专家，但从美学思想的角度切入，较系统地整理资料，予以较全面的研究，似少有人做过。我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从梁启超逾一千万字的可查文献资料中，将其有关美的问题的相关篇章、言论遴选出来。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做起来却颇费精力。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很少在一文一书中集中表述，大量的是散见于各类著述、演讲稿、书信等各色文本中，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与哲学、文化、教育、生活、艺术等问题交缠在一起。因此，这个资料整理的工作，不仅仅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琢磨与揣思。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既有难度亦具挑战的思想之旅。梁启超的文章文字明晰，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但他并不注重静态理论建构，也不注重单篇论著中思想的系统性与理论的严密性。梁启超对美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精辟的看法，但其思想本身却充满了矛盾复杂的因素，且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因此，要对梁启超美学思想作出准确的把握，首先就要对其繁芜论述背后的内在思想特质与逻辑脉络进行解读。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过去基本上以否定为主，贬多于褒。而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具体理论命题与现代价值意义，一直以来发掘甚少。研究伊始，我给自己规定了三个基本任务，一是较全面的资料整理，二是更为完整科学的内涵观点阐释，三是重新发现梁启超。研究的过程是对我个人的学术基础、理论修养、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以及言说勇气的一次全面检阅。因为个人的水平，我？荒芮谝圆棺荆ソ粢坏阋坏蔚氖奔洳欢系卦亩痢⒉欢系厮伎肌⒉欢系匦醋鳌Ｔ谡飧龉讨校也唤龆匝Ы缫延械囊恍┭芯砍晒艘苫螅猜怕磐品俗约阂丫纬傻哪承┛捶āＳ昧浩舫幕八担褪恰耙越袢罩遥盐羧罩摇？！ 回首前路，这亦是一次充满愉悦的思想之旅。首先，梁启超是一个能充分予人思想震撼和阅读快感的思想者与言说者，是一个具有旺盛的energy的生命永动者。阅读梁启超，你不一定就赞成他的观点，但你不能不被他洋溢在文本中的鲜明的精神个性所感染。其思想的酣畅淋漓、观念的独步开新、语言的汪洋恣肆、生命的丰富率真，勾勒了一个践履趣味主义的审美人生的鲜明形象！对象的生动性使得本来枯燥的研究凭添了色彩。当然，逾五年的研究，确切地说，是酸甜苦辣均有，单调迷惘常伴。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那种不断的痛苦和不断的感悟，那种如抽丝剥茧般的自我否定的历程，使我日渐领悟了思之魅力。思之愉悦就在思之过程中。这段研究的历程将成为我生命中一段不可抹去的体验！ 全书主要含引言、正文、附录三部分。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逻辑脉络、主要范畴、重要命题、价值启迪四个方面着手，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时代背景、文化渊源、理论内涵、理论持质、美学学术史地位及当代文化价值启思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讨。 本书是我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终期成果。

本书主要收录了陈寅恪先生抗战前任教清华时期的一批手迹。其中包括陈氏手稿一册，手录资料九册、散页三片，批注本一册（选页），史语所集刊抽印本一份两页。并附录陈先生暨亲属用印十六方，家藏字画各一件等。内容涉及多种外族文字，是陈寅恪先生手稿的首次结集出版，对国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本书为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大义。本书为钱穆先生传世经典，写于抗战时期。以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与现今流行的任何一本中国通史观点都有绝大的不同，也正是钱穆先生的伟大之处，读了之后有豁然开朗之感，让读者明白何为历史真相。具体內容不多述，现只引作者在书前的警示语，可见作者之治史精神（括弧中內容为作者自注）：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九○年八月逝世。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华西、江南各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著有《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文化史导论》、《国史大纲》、《论语新解》、《庄子纂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晚学盲言》、《师友杂忆》等约六十种书。国史大纲·书成自记民国二十二年秋，余始于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席。是课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之尤难也。若求委悉周备，则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栋塞屋者，其书具在，学者昕夕从事焉，斯委悉周备矣，然非一周四小时、一年之功所能赴也。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谓专门名家之业也。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以至于无穷。于其牵引拼凑之中，而调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当，此仅似于一种狭义之类书，非史业也。大抵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欲求于此四十余题中，叙述我先民国史大体，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教授通史，最为不易。舍钱先生这样的博学硕儒，谁能当此重任。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学者苦于听受，群要余为讲义。余曰：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无已，姑转不如其读西书之怡悦相熟。其于文义真际，已难领，至于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种种茫然，更属所苦。乃拟就读本中择其凡为史籍专名及义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释。然注释之事多涉考订，又求与学者领之学力相应，其事乃大不易。课繁力绌，卒未有成。如是则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二十六年秋，芦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余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深。因复有意重续前三年之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是年五月间，乃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诸生有志者相与传钞。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乃又转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续竟我业。而学校开课之期已至。昆明尘嚣居隘，不得已，乃往来两地间。每周课毕，得来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既乏参考书籍，又仆仆道涂，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宁定。抗战时期，学者生活何等艰辛！但是当时的学者（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代表）却创造出了空前的伟大成果，其间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余尝致书友人，谓：“此书难垂成，而非意所惬。何者？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盖此书属稿中之实况也。逮魏晋以下全稿粗具，还读三年前东汉以前旧稿，又嫌体例、文气、详约余所讲为纲要，聊备诸生笔记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讲，必编一纲要，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然又恐诸生久习于此，则事近策括，以谓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学首先应是史料之学。学史之人，须牢记“实事求事”四字，立论时不可有一字一句无出处。乃别选一参考材料以副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纲要编至东汉，自嫌太简，遂未继续。并谓讲堂大义，学者自可笔记，乃独发参考材料。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觉参考材料，杂碎零乱，无纲要以贯通之，则如散钱无串，学者得此，华离斑斓，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计，另编国史读本，供学者课堂外之阅读。并诏诸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大学课重，即如司马氏通鉴，学者已苦不能终卷，而中学教课，风气所趋，亦竞为条贯，不详实事。至大学治通史，更不能反而专讲一件件的事实。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实只有一真。因再约通鉴及续通鉴、明通鉴诸书。提要钩玄，编为读本，以补学者进治通史之预备工夫。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读本凡得百万字。凡读本所取裁，一以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为主，其详略轻重之间，视袁氏纪事本末诸书，有大相迳庭者。以谓学者于课堂外先治此书，不仅可药高心空腹之病，并可由此启途，进窥史籍之原本也。今日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弊病太多，最大问题即在“不详实事”，钱先生此文真可做一剂良药。又越年，又嫌学者于本国文字素养太浅，读本虽简要，然皆摘录史籍原文，学者骤睹，如入异国，略之间，均有不类，乃重复改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则先后亦十有三阅月矣。然此书虽草略，其所以为此书之意，则颇有当为国人告者，因别为引论一篇。辞繁不杀，读者哀其意可也。至于引论所希，此书未必足副，读者当分别观之。此书一本所携笔记，缀集而成，而笔记随时摘录，颇多疏忽。大率未注出处，忘记篇卷。此书因一律削之，不更标举；偶载来历，转成例外。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亦不备详，义取一律，非敢掠美。书成仓促，相知惟汤君锡予，汤锡予，名用彤，北大教授，魏晋佛教史专家。时时读其一、二篇，有所商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自问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见之定。虽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宽其神明之内疚。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钱先生著书态度之虔诚、严谨，是今人效法的榜样。读此书者，无论大端小节，凡此书疏漏谬误处，若蒙贻书相告，一字之与百章，皆吾师也。敢不虚衷拜嘉，谨诚心以祷祝之。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钱穆记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