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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遗产六讲》是作者从理论上对中国史学遗产进行系统的发掘、爬梳的开创性成果，反映了作者恢宏的视野和渊博的常识。书中对史学遗产之精华所作的分析及其在当今史学事业中之价值的阐释，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尤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来说，既是入门之书，又是指导之书，成为人们走进史学遗产这一辽阔繁茂的园地、从而走进宏伟庄严的史学殿堂的一条路径。《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厉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后，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否定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撰写此文，这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识，而且要有理论上的勇气。作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

避讳学是研究中国历史所不可缺少的知识，因为在辛亥革命前，遇当代帝王或所尊者之名时，必须回避。但各朝所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一致，因此史书上常有因避讳而改易文字的地方，甚至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等领域为中国史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书是陈先生在避讳学方面的一部总结性的著作，举了80多例，分析并说明了历代避讳的种类、所用的方法及其利用，以及与避讳有关的问题，言简意赅，学术水平很高，同时亦不失为一本较好的普及性读物。

基于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重大贡献是将中国学术从传统引向现代，他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本书基本汇集了章氏一生中的重要演讲，从中可以看出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政治、学术等各个层面的主张与贡献。

《朝花夕拾》的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历程，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击和嘲讽……<

《呐喊》作品写作于我国新旧文学交替的时期，它们以深广的历史内容和高超的文学技巧相结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座高峰。鲁迅曾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作品有于揭示生活的本质意义，取材灵活，表现形式灵活多样。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鲁迅主张文学创作用“白描”手法，“如实描写”，“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作品中展现的生活场景、水乡风情、民俗风貌、城镇景致、人物的言行姿态，就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犹如身临其境。<

本书是梁启超他在清华大学等校讲义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名著。该书收录中国迄止近代之学术史方面重要典籍，意在勾勒中国学术发展之脉络及学术发展研究之水准，期为后世之有关研究提供资料与借鉴。學術史為考見一國學術思想、門派、流變、發展之記錄。在中國古代，主要表現為學案類著作。逮至近代，方出現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史著作。不知古，安知今。本叢編收錄中国迄止近代之學術史方面之重要典籍，意在勾勒中國學術發展之脉絡及學術發展研究之水準，期為後世之有關研究提供資料與龜鑒。叢編由王寧、孟蓬生先生主其事；《清儒學案》前此未有排印本行世，由陳祖武先生獨力點校。故《前言》各异。為便于有關研究與兩岸交流，本叢編以繁體字排印。

三版前言—新消息这部书已经出版了二次，这是第三版。自从初版以来，曾有日文译本在日本出版；还有香港刊行的本子。据知也有人译成英文。可惜的是，这些本子都缺了一大块，原因是编者自己漏了许多。这当然是一种不幸。1992年7月，编者在收拾陈年老笔记本子时，忽然发现了一个褐色小本本。这里头有95页记录着1965年顾颉刚老先生对我讲述的中华古史。这是重大发现，令人惊喜。翻阅之下，知道这个本子，比前一个蓝色本，更为重要。书名《入门》，必须增补上褐色小本的记载，才真的更会体现这一书名。为什么出了这些事？和“文革”有关。我是1965年单独听讲的，1980年才着手整编蓝色本本，那时忘记十多年前原是把听讲笔记先后录写在二个本子上。是“文革”之前所听所闻，到“文革”之后，才单单发现了蓝色本。又过了十多年，才新发现了褐色本。这一发现，就像偶然看见了新宝藏。对于读者来说，这是新闻！对于编者来说，这是一次新奉献！我感到莫大的庆幸！这两个本子都是往年不寻常的日子，所作的不寻常的记录。两本合一，才是真正的全璧。褐色本所记，中心是中华民族之缘起、壮大与发展。这里包含着古族、古事、古人、古文字、古书、古神话、古故事、古器物、古文学、古诗、古代轶闻趣事。这里是顾颉刚大师一生心血的闪光晶体，展示了他老先生对中华民族之远古先人的深刻探索，也是展现了顾先生的渊博与精深。显示着这位鼎鼎大名的史坛巨人对于古史的谙熟、通晓及其铿锵有声的独到见解。这是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研究成果，以至于所有谈论，即使是遣辞造句，也是经过精心推敲的。例如对中华上古各族的分分合合，都不随意动用些不科学的语言。

梁启超和胡适分别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前后相继的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20世纪前30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变化最为剧烈、思想最为多元化的时期，也是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时期。研究这一时期时代的变迁、文化的转型和思想的变动的轨迹，以梁启超和胡适作为切入点，通过对两人的思想和行谊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两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印痕。

今年是农历甲申年。自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至今，又过了整整一个甲子。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91年，江泽民两次在会议上提到重新读一读《甲申三百年祭》，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斗争搞不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党风建设。党的十六大刚开完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就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下大力量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温家宝总理在四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起反腐败，我就想起60年前毛泽东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