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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世纪，汉传佛教与帝制朝廷之间接触更加密切，摩擦与冲突也就相应增加，梁武帝侫佛、周武帝废教、齐宣帝沙汰佛道都是发生在此世纪。梁武帝侫佛，但他也设立由俗官担任的白衣僧正来管理僧务。周武帝废佛，但是他对于每一位反对废佛的高僧可以说是既耐心又宽容，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恨不得跟每个高僧交朋友。而齐宣帝在佛、道与国家利益之间选择是转了一个180度的弯。复杂的情形还在于，这些政策见于国家的诏令，是国家行为，但是里面夹杂着微妙的个人利益与情感。从后往前看，侫佛不一定对佛教是好事，废佛反而有助于佛教建康发展。所以，侫佛、废教还有沙汰佛道，单一事件常表现为多个层面、多个维度以及相互的纠缠。本书旨在揭示南北朝时期纠缠在侫佛与废教中的帝制国家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演变、缘由，以及佛教在适应帝制社会过程中自身的蜕变。本书紧扣侫佛与灭佛两个看似相反却实际相成的历史现象，分别研究了佛教介入帝国的两种模式，及其对佛教本身的影响。也就是以政治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南北朝佛教史，这个视角目前还是少有学者涉及，给以佛学的演进为主流的佛教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如何进行思辨性阅读》为“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中文版）”中的一本，属于其中的“教学篇”。全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系统讲解思辨性阅读的理论基础及实际操作，并在附录中提供相关材料进行深入阐释，旨在指导学习者掌握思辨性阅读的方法，提升阅读和产出效果。

《金陵毗卢寺印魁文祖法语》根据清宣统年间编撰的《金陵毗卢文祖法语》整理出版，现书名为《金陵毗卢寺印魁文祖法语》。原本收录印魁法师百余道法语，由清池法师记录，内容包括进院、升座、上堂、起七、请职、普茶、对灵、安位、封缸、起龛、举火、入塔等。卷首印有印魁法师像一帧，祖印法师题写像赞。隐峰法师作传。印魁法师，近代著名高僧，俗姓杨，法名昌文，一载显文，河北易县人，生于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逝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悟彻历代佛学典籍之奥旨，造诣深厚，道风卓著。任南京毗卢寺住持多年，大振法铎，宗风远播。《金陵毗卢寺印魁文祖法语》是晚清之际中国佛教文化的一本珍贵文献。

《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以汉文大藏经为中心的文本研究》以汉文大藏经为文本，通过梳理其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及内容汉译的过程，阐述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全书分为七章：1、西土佛经的集结及经律论三藏的由来；2、中途佛经的汉译与流传；3、中文大藏经的汇成之路；4、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5、汉文大藏经的结构体系；6、大藏经与中华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塑造；7、践行菩萨道，复兴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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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研究一直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本书以学术语篇为载体，论述其作者如何在学术话语中构建学科身份，揭示身份与个体、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全书共九章。第一、二章分别综述身份和学科的概念与表征。第三章评述身份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会话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和叙事分析，作者提出将语料库与身份研究相结合能弥补这三种研究方法的不足。第四至八章通过对表现类体裁、学术传记、学生写作、资深学者的学术文章和书评等学术体裁的分析，探究学术话语中学科身份的构建。第九章总结身份与学术话语的联系及其对学术写作的启示，点明语料库对身份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书共计收录正文33篇，附录4篇。主要探讨了六朝至唐代，佛教对中国文学文体、题材、表达方式等诸方面的影响。　保留了《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中的经典内容，如佛偈文体学论述、佛教故事溯源、唐诗与佛教关系考论等。　新增篇目为《贾岛诗“独行”、“数息”一联词义小笺》《李贺诗中的“仙”与“鬼”》《李贺与汉魏南北朝乐府》等。另收录访谈稿两篇，回顾与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的学术交流，特别提及饶公考辨王梵志降生传说的支持与帮助，可与书中《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一文对读。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是尼采的一部未完成、生前也未发表的早期著作，写于《悲剧的诞生》之后，约1873年左右，并与《悲剧的诞生》一脉相承。全书主要是介绍和论述5位希腊哲学家：泰利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和阿那克萨哥拉的思想。这本书并没有像通常的哲学史那样，对著名的哲学家们做概览式的叙述；而只是择取每个哲学家的思想中最有个性的，能最鲜明地体现出其个性的言论。正像尼采本人在序言中所说，“通过三件轶事，便可给出一个人的肖像。我试图从每个体系中抽出三件轶事，对于余下的，则只能忍痛割爱了。”这样的手法摒弃了平常又冗长的历史性论述，从而在叙述事实之外还实现了对事实的超越。 \n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一是优美与崇高的对立与统一；一是强调美的主观性。优美的观念是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受到人们重视的，他们的造型艺术等总是讲求和谐匀称（如所谓“黄金分割”），讲求明媚窈窕（如各种女神的造像）。但是要到晚期罗马的朗杰努斯（Longinus，？-273年）始特标“崇高”这一概念，尔后遂成为美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或标准。近代以来，经过法国文艺批评布瓦罗（Boileau，1636-1711年）的提倡，自17世纪起即蔚然成风。然而17-18世纪所谓的崇高，大都指的是外在事物，如宇宙的无限等等。而康德则在此之上加入了人的自身。人性自身的美丽和尊严，就在引导着自己的道德生活，这本身就是崇高的体现，它就是崇高（在本文中康德也常使用“高贵”或“高尚”一词来代替“崇高”）。由于这一点，康德早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前就在美学上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亦即把美的基础从客观方面转移到主观方面来。在他以前，无论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都一致认同于美的客观属性，即认为所谓美乃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使我们产生了美感；而那特别指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所形成的和谐就成其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