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的谈话及孔子与门人的问答，是儒家经典，被称为“东方圣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论语》提出“忠恕”和“仁”的学说，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克己复礼为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支柱。每个中国人都能对着孔子照出自己，就始同每个英国人心里都有一个莎士比亚。我看孔子，为王出任皆非所长，大成至圣全是油彩，反躬修己才显示夫子的一世绝学。阅话古书，观照今世，是为古书今读。

全球“儿童读经”发起人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认为：人的一生要学的东西非常多，简单地可分为科学知识（如数理化等）与非科学知识（如美术音乐文学），对科学知识的传授要按照科学方法来进行，即“第一步懂了才教第二步”，而非科学知识的传授则要靠“耳濡目染，逐步提升”的方法来进行。对每个孩子的一生来说，学校的考试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培养他学习的兴趣以及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古话说“三岁定一生”，儿童心理学研究发现，0—13岁是他们一生中记忆力最佳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们的吸收能力像海绵一样强大。给他经典，他就会吸收于内心深处，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典之精髓就会慢慢地在他身上发酵，从此，“与经典同行，与圣人为伍”将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经典是唤醒人性的著作，可以开启人们的智慧！经典能深入到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能培养一个人优雅的性情和敦厚的性格！文言即文章的语言，是多数经典使用的语言，是经过千百年来锤炼升华而成的优美、简洁、精确的语言。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莫过于经、史、子、集，其中蕴涵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化等中国文化。儿童在这些经典的熏陶下，就会从内到外地散发出儒雅的气息，变得知书达礼，心胸宽广，学习能力倍增。为便于儿童诵读，老师和家长在儿童需要时讲解，本书根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并参酌诸家版本，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证、诠释、注音等工作，采用既适合儿童读又适合成人参考的新颖而精美的版式设计：大字不伤眼睛拼音容易诵读双色字音醒目注释解惑释疑配画陶冶情趣配音寓学于听我们建议老师和家长按照“新月经典”的顺序安排引导儿童诵读，我们将陆续推出三辑新月经典。第一辑诵读本，基本上在13岁前即小学毕业前完成，要求学生精读熟读，最好能背诵：①《论语》②《老子·大学·中庸》③《诗经》④《孟子》⑤《易经》⑥《唐诗三百首》⑦《尚书》⑧《庄子》⑨《楚辞》⑩《古诗源》第二辑幼学诵读本，应在小学毕业之前完成，只供学生补充诵读：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②《千家诗》③《孝经·弟子规·增广贤文》④《声律启蒙·笠翁对韵》⑤《幼学琼林》⑥《五字鉴》⑦《龙文鞭影》第三辑阅读本，应在初中阶段完成，只要求学生阅读：①《礼记》②《荀子》③《仪礼》④《尔雅》⑤《周礼》⑥《左传》⑦《史记》⑧《战国策》⑨《吕氏春秋》⑩《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六韬三略》⑾《古文观止》⑿《宋词三百首》⒀《元曲三百首》让我们在每个孩子是天才的时候，给他们以天才的教育，赶快加入到读经诵典的行列中来吧！<

《国学概论》是章太炎先生在1922年4－6月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由现代著名学者曹聚仁整理成册。在《国学概论》中，章太炎先生以渊博的学问对我国传统的经学、哲学、文学作了条分缕析，追源溯流，精辟评述，又兼评了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目录学、地理学。《国学概论》虽然是小册子，但语言凝练，内容充实，对各时代学术的发展情况、各学科的著名学者，都有精湛、独到的评价。《国学概论》20年代出版后，重印三十余次，日本也曾印过两次，深受广大国学研究者的喜爱，堪称国学入门的“导游图”。

流传甚少的《东林书院志》得以整理出版，使这部重要历史文献延续了生命力，这对文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来说，确是一件可喜的事，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明末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东林书院又因东林党人而蜚声海内外。当时，无锡东林书院既是全国著名的教育机构，又是倾动朝野的政治讲台。在明末数十年时间里，东林书院的一堂师友，站在历史变革的潮头，“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前仆后继，“反对皇室、宦官、勋戚、权臣的倒行逆施、巧取豪夺，坚决要求实行开明政治，破格选用治国之干才，主张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限制勋贵们的土地兼并，反对税使、矿盐的苛重剥削与压迫”。他们慷慨赴义，与擅权误国的阉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一场正义与邪恶、革新与腐败决战的可歌可泣的一页。为此东林书院不但成为全国政治目光的焦点，同时也成为东林党人心目中的圣地，士子们一时竟以“躬登丽泽之堂，入依庸之室”为荣。东林书院早年由北宋杨时（号龟山）所创办，原名龟山书院，至明末顾宪成、高攀龙重建书院时已历４００余年，书院历史积淀十分丰厚。但《东林书院志》的成书过程则历经了许多曲折。明万历年间，刘元珍遵顾宪成之嘱编纂了书院志，高攀龙为其撰写序言。这是《东林书院志》的第一个稿本。天启年间，政治风云突变，东林党人遭到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残酷迫害，修志遭遇挫折。明末，严珏经历了“沧桑陵谷之变，而又穷搜往牒，肃咨方闻，于是东林之详始粲以析，因为仇订原稿，附益成书”。这是历史上的第二稿，共二卷，内容十分简略。该书于康熙年间刻印，流传极少。不久，高攀龙的侄子高汇旃又在严珏稿本之后加刻续卷，当时无锡知县吴兴祚为其作序，是为第三稿。清雍正三年，河南刁承祖出任江苏按察使，不久即到无锡瞻拜东林书院。雍正十年，刁承祖“观察三吴，念东林志乘残缺，欲增辑，为正学光。而邑侯胡公留心斯道，适有同志”。于是将编纂事宜商托高汇旃的孙子高柱、高隆兄弟。高柱又将此事传交儿子高廷珍及侄子高陛，“共任校仇之役而折衷于许乡三先生”。这已是《东林书院志》的第四稿，许献（乡三）、高廷珍、高陛为主要编撰者。新志增加了许多内容，“罗列东林兴废之大概，诸贤卫道之钜功，为之志传记，辑遗规。东林之志始详且析”。经过６个月的搜采群书、考订研究，编成《东林书院志》２２卷。金匮知县胡慎、苏州布政使刁承祖、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张师载，都为刻印该书而捐俸。其间，正值雍正帝下令各省督抚恢复书院。《东林书院志》的编辑刻印恰逢其时，书印成于雍正十一年。乾隆后很长时间内，《东林书院志》没有重修，原有印本流传日稀。咸丰末年，“志板久佚，而印本流布，未乱以前一二藏书家多有之”。太平军起，“邑中藏书皆为煨烬”。清人赵启在重刻《东林书院志》题跋时辛酸地写道，好不容易在书铺购到一部，到光绪七年才得以重新翻刻。光绪刻本完全照雍正本翻刻而成。由于文献稀缺，“其原书残缺处，不敢臆补，悉仍其旧”。这时相距第一次刻印已１２０年了。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北京琉璃厂书店，《东林书院志》仍是稀见之书，即使是光绪刻本，书贾也往往居为奇货。《东林书院志》雍正本吸取了前面３个本子的成果，又补充了包括清初至雍正初年的材料，使该志有了当时最大的时间跨度，包容了自宋至清雍正年间有关东林书院的史事材料和人物传记。明史专家谢国桢称“是书体例，颇有法度，搜求亦富”。全书完整有序地保存了东林书院的历史资料，充分表达了东林书院创建者和承继者远宗孔孟之道，近守程朱理学，使伊洛之光，昌明于世的意愿。《东林书院志》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自１８８１年重刻刊印，距今又有１２０多年了。百年来的多次战祸、动乱，使《东林书院志》存世数量日减，又经“文革”洗劫，无锡仅剩１０部左右。这次标点整理出版，延续了一部重要历史文献的生命，以免日后有文献无征之叹。《东林书院志》在无锡众多的地方文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全书２２卷，涵盖了“建置”、“院规”、“会语”、“列传”、“祀典”、“公移”、“文翰”、“典守”、“著述”、“轶事”等１０个方面，存有闪光的思想成果、可贵的人物传记、完整的礼仪制度载录、重要的官府文件、代表人物的著作手记，是一部难得的内容极为丰富的古代书院专志，书院志把一个地方古迹的内涵细化得非常具体。今天东林书院的修复过程中，书院志成为十分可靠的文献依据。一些在地面已经消失的文物建筑，根据书院志的记载得以复原。至于书中记载的一些仪规，更为我们恢复书院的一些动态陈列，提供了准确的参照。无锡位于太湖之滨，自古人文荟萃，俊彦辈出。无锡又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在近现代史上又素以民族工商业和乡镇工业发达著称。丰富的历史典籍，是这个城市的精神家园。今天《东林书院志》的标点整理出版，不仅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无锡的文化底蕴，也有力地说明了无锡在历史上一个较长时期的文化辐射及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锡这个城市这方面的缺憾。在改革不断深化，反腐倡廉成为社会发展成败关键的今天，《东林书院志》的整理出版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东林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官清廉。明季朝政已到了“政以贿成”的地步。面对腐败，东林党人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对于贪官坚决揭露，主张按律治罪。对于各项弊政，要求坚决革除。凡正俸以外的“羡馀”或上缴或救灾，或资助教育，决不入私囊。许多东林党人为官离任后都能安贫乐道，这个“道”不是别的，是一种信念。东林党人受到人民的拥护绝不是偶然的。东林党人所以会有这样的信念，与书院的讲学是分不开的。讲学把从哲学角度阐述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醇化为建立个人优秀品质的信念。东林党人在几百年前就懂得信念对为官的重要，提出了要做官，先做人，这是了不起的。有了坚强信念，为官清廉是起码的事，就会不计个人名利，不计生死安危，一切以社稷为重，哪怕皇上错了，也敢批评。正因为这样，在明末腥风血雨的政治风暴中，东林党人义无反顾，为了国家、百姓的利益、民族的生存，用生命和鲜血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答卷。东林党人的信念，对我们今天的现实，也是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的。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使今天更灿烂、明天更辉煌。今天，标点整理出版《东林书院志》，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加清晰地了解历史上的无锡，看先贤们如何学习、如何奋斗、如何反对腐败，以激励一代又一代志士弘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爱国精神，标举高攀龙倡导的“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学用一致的学风，保持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把无锡建设得更加富庶、民主、文明。（注：此文系无锡市老领导陈璧显同志为最近重新标点整理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东林书院志》所作）

《西湖全书》收辑的一册册小书，则是为人们呈上的一杯怀芳香浓溢的醉醪。邀来各界专家，用精雕细镂和蒙太奇的手法，对西湖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写和定格切换。这种特写的定格，对人们更深入、更真切、更全面地了解西湖是不可或缺的。通过这种分镜头的解读，读者将更深地吟味到西湖无究无尽的魅力。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京房，是西汉著名学者，易学家，字君明，本性李，因吹律自定为京氏，以善明灾异而名闻于世。京房在董促舒尊儒术的氛围下探讨了易学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多方面的联系，他企图建立起易学宇宙模式，天人模式，企？冀⑵鹩钪婊蛱斓丶湟磺惺挛锵嗷ス亓哪Ｊ剑⑵笸即悠淇赡芙⒌哪Ｊ街薪馐秃驮げ庖恍┦录姆⑸颓飨颉？为了方便读者对京氏易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全书共分三部分，包括《京氏易传解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京氏易传》三卷，《京氏易》八卷。通过对京房现存于世的资料的探讨，建构出京房学术的系统，介绍了京房的生平，阐明了京氏易学及其对后世的学术影响。主要内容有：卦气说，星占及灾异占，音律，风角和考功课吏法，京氏易学对后世易学的理，象，数，占的影响等等。

书名为《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应将孔尚任一生著述辑全无遗。但《阙里新志》、《平阳府志》、《莱州府志》等，孔尚任虽为“纂修”，卻有他人“参修”、“协修”，不能将这些著述完全列为其个人专著。故而节选其中与之关系密切或能以代表此志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的部分章节。至于后世学者或者我们所发现的确属孔尚仁遗著、遗文，则全部收入。入编的孔尚仁各集，在现存版本中，有海内外孤本，则竭力搜辑，以之为据；亦有在流传中，形成不同版本者。是以在校注中，以善本为据，参校他本，并在校记中一一注明。《桃花扇》为孔尚任之代表作，已有注释本数种付梓问世。本书之注。重在帮助坊者明确词语，贯通文义，掌握词曲本意。因此，其中词曲，均以诗歌形式加以释文，以便读者理解。如此一来，自是增加编写难度。但编者本着“易能之事，薄之不为；难能之事，乐此不疲”的原则，还能竭力追求尽善尽美的。至于《小忽雷传奇》，齐鲁书社已经有戴胜蓝、徐振贵校注本。则以之为据，略加修改而已。孔尚任的诗词文，迄今尚无注本问世。《湖海集》、《长留集》、《岸堂稿》等尽皆如此。是以本书注释较为说明。孔尚任的酬答诗作，一首诗的题目内，往往提及与宴数人乃至数十人之名字，校注时一般逐一予以简要介绍，以见作者交遊之一斑。

本书是海内外第一部从文献整理角度系统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著作．作者着力于总结《总目》的学术方法与学术贡献，分别从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等方面对传统学术方法进行总体性发掘。内容丰富，创见甚多，为构建详赡的古文献学史做了富有开拓意义的贡献；对于开展当代的文献整理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集刊为年刊，以学术研究为主，收入域外汉籍中有关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思想研究之学术论文及书评。本书论文主要涉及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汉籍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与资料价值。四百多年前，越南使者冯克宽赴京参加万历皇帝的万寿节，与来自朝鲜的使臣李目卒光酬唱赠答云：“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百余年后的康熙朝中，越南使者阮公沆出使中国，再度与朝鲜使臣相逢于燕京，又赠诗云：“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遵孔氏书。”这些在越南、朝鲜流传很广的诗句，表达并代表了东亚地区的读书人对彼此共享的汉文化的认同之情。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以前，汉字是东亚各国的通用文字，一切正规的著述，一切重大的场合，一切政府与民间的外交，都离不开汉字的媒介。昔人云“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谁能说汉字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是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呢？所谓“域外汉籍”——留存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用汉字撰写的各类文献——便是其结晶。对域外汉籍展开研究，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的新的动向。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看，这门新学问的意义在于：它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赋予历史上的汉文典籍以整体的认识，进而改善与之相关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东亚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等学科。正是为了促进这门新学问在中国的展开，集中交流中外学者的研究心得，我们创办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集刊》拥有这样的宗旨：它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经，避免固执偏狭。总之，它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于多种风格兼收并蓄，而不拘泥采用何种方法、得出何种结论。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中，固然会有许多新材料的发现，但《集刊》更重在发掘，期待从各个方面阐发汉文化的意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它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学术界，域外汉籍研究是一片刚开始耕耘的广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唤着一切有志于开垦的学人将自己的智慧与热情投入其中。《集刊》愿与这样的学人共同成长。<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后汉书（套装共3册）（史部3）》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