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七书》是我国古代官方校刊颁行的一部著名的兵书选本，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军事教科书。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 四月， 宋神宗为适应军事教学和训练的需要，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 《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校定后的七部兵书，起初并不是一部书， 也不称“武经”， 而是到南宋时才被正式以“武经七书”称之，并且逐渐被看作是一部书，此后历元、明、清而长期不变。《武经七书》集中了我国古代兵书的精华，被自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视为武学经典；至于宋以后的历代名将和学者， 更将《武经七书》视为必读必研之书。历代为之作注或疏解者竟 达六十余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宋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张居正的《武经七书》、李贽的《七书参同》以及清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等。这一现象，说明《武经七书》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武经七书》北宋刊本已不可见， 现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时刻本，原藏清季湖州陆心源丽宋楼，后流入日本；国内有张元济等人编印的《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宋本《武经七书》校勘精审，极有版本价值。 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原着，本社特约请部分学者， 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武经七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对原书进行整理和注译。各书之排列顺序，依成书年代早晚而 略有调整。注译时， 除《唐大宗李卫公问对》因篇幅太长而按段注段译的体例处理外，其余一律按篇注篇译的体例处理。原书中明显的讹误之处， 由整理者依据其他版本作了改正。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公之于世。国家为了制止珍贵文物继续流失，把馀下的敦煌遗书交给京师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保管收藏。1922年，陈垣先生主持整理《敦煌劫馀录》；1929年，胡鸣盛、许国霖先生对这些敦煌遗书继续整理、编目，作了大量工作。国家图书馆的这批敦煌遗书，部分曾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公布，但缩微胶卷有不少不足之处；部分从未公布，不为人们所知。今天全部公之于众，给世界文献宝库增添新内容，意义非同寻常。新中国成立后，1982年，国家制定古籍整理规划，大规模、有计划地对中国古籍进行全面评估，制定规划。佛教、道教古籍也在规划之内。先着手编订《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万多号敦煌遗书中，绝大多数为佛教典籍（汉文以外，尚有藏文等其他文种），有很多为历代藏经所未收。《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下编已决定收录这一部分珍贵资料。我们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建立新国家，首先应该发展生产，然后才是文化建设、思想建设。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首推汉唐。汉朝建国七十多年以后，经过四代人的努力，创建了灿烂的汉代文化。唐朝盛世号称“贞观之治”，当时主要在于恢复生产，真正富强是在唐玄宗开元时期，也经历了四代人的努力。清朝的文化经历厂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繁荣在乾隆时期，近百年之久。新中国建立刚五十年，目前我们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二十一世纪将是经济有长足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民族统一大国取得成效的时期。我们继往，继的是五千年文明灿烂之往；我们开来，开的是五千年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未来。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迎接二十一世纪，为创建新文化准备充足的思想资料。只有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才有可能摆脱前人的局限，吸收占今中外前人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敦煌遗书的佛教文化当然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事敦煌学研究的研究者遍布于全世界。外国学者中也不乏有成就的专家。今天看来，研究中国的文献资料，参加者不嫌人多，但外国学者同中国学者比较，必然受到一定的局限，他们对中国历史、社会、风俗民情毕竟隔了一层。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研究，前几年人数较少，国内的外部条件尚不完备，无形中显得不及外国热闹。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教育制度改善，我国涌现了大批有才干、有学识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又有现代科学的训练，有对祖国文化的爱国热情。从近十年来已发表的学术论著来看，中国学者从事敦煌研究已形成群星灿烂的学者群体。各种学科门类齐全，著作的质和量都已达到相当水平，有些领域已超过外国专家学者的造诣。建设中华民族文化，主力军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客卿有他们的优势，可以备一格，但不能任主力，外国学者根据他们的兴趣，依托有关财团资助，可以完成某项课题，但他们没有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任务，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也难以被他们接受，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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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堪称有清一代朴学之代表作。其中对于史、子典籍乃至汉隶文字、楚辞、文选的疑义考证、难义诠释，都有一定的成绩。久为士林所重，也常为求校勘者引据。本书是一部校读古籍的专着，以读书札记的形式，记录了王念孙晚年研究古籍的成果。《读书杂志》校读的史部书有《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子部书有《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子》，还有研究汉代碑文的材料。这些都在王念孙生前就刊印了。王念孙死后，王引之从他的遗稿裹整理出《读书杂志余编》二卷。上卷为《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下卷为《楚辞》和《文选》。

内容简介：《国学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目录继往开来求实创新一一《国学研究》纪念专号献辞中华文明的始原和早期发展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典范一一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创建与推行在整合中创新一一隋至明中叶文明发展的趋在深刻反思中走向近代文明一一16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文明的发展舆转型读《宋史》札记论故绦与唐由“比秩”论战国秦汉禄秩序列的横向扩张《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增补《再生缘》作者的母族桐乡汪氏《公孙龙子》与公孙龙的哲学《庄子》内篇的思想特点及其与“外杂篇”的关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诸家注平议一一兼谈庄子的养生思想王夫之《四书》阐说中的心与思一一以《孟子？q尽心》为中心

善用环境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寂寞刺痛心灵的同时，也掘出了生命的泉水。“风恬浪静中，见人生之真谛；味淡声希处，识心体之本然。”一个被历史忘记的普通人，用他平淡的人生去感悟生活真谛，生成了这部为历史所不能忘却的奇书——《菜根谭》。《菜根谭》中充满了思辨，充满了经邦治国的谋略，充满了富于通变的处世哲学，充满了诗情画意。在《菜根谭》中，儒释道融为一体，心学与禅学是其核心。它不是洪应明一人的智慧，也涵盖了洪应明视力所及的前人妙语。它展示的不是某一生活侧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皆在；栽花种草，赏月弹琴，小景可观，这是完整的生活。它所面对的不是某一种人，而是芸芸众生。人们可能地位不同，学历不同，性格不同，但都能从中有所吸取。《菜根谭》是不同人的共同选择。

《语石》不同于前此的碑刻书，它不是简单地编个碑刻目录或抄成一部碑刻文字的汇编，而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这大量的碑刻作详尽的讲述。全书一共写了四百七十四则，分成十卷，第一卷按顺序讲各个朝代的碑刻，第二卷按地域讲各省以及五岳四渎和外国的碑刻，第三、四、五卷讲碑刻的种类和形制，并分述其著名的实物，第六卷讲碑刻三、四、五卷讲碑刻的种类和形制，并分述其著名的实物，第六卷讲碑刻文字的体例和有关刻石等事项，第七卷按时代讲碑刻的书写者，第八卷按身份分别讲各类写者以及书写的各种字体，第九卷讲碑刻文字的各种情部长和格式，第十卷讲拓本、装潢、收藏，最后还附有几则石刻以外的铭刻。 《算经十书》是中国汉魏以迄隋唐十部数学著作的总称。唐之后千余年来，其构成稍的的变化。随调算学馆，《九章算术》等算经是主要教材。唐初太史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奉敕编纂并注释十部算经，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等。……

《孙子兵法》共有十三篇，包括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等，共7000余字，本书提出了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系统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丰富和深刻，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影响非常深远。

孙星衍，字伯渊，一字渊如，號季述。清阳湖人。生于乾隆十八年（公元一七五三年）。乾隆五十二年（公元一七八七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官至山东督粮道。后因病归里。卒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享年六十六岁。他自幼博览羣书，能诗善文。初以文学著称，与当时洪亮吉、黄景仁、杨芳灿等人齐名。后专力经史、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兼及诸子百家。这次整理这两种文集，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通校了岱南阁丛书本及光绪乙酉长沙王氏刊本。凡底本有误者，皆据岱南阁丛书本及王氏刊本作了校正，对文中引书基本上都核对了原书，订正了一些讹误，一并为出校记。凡底本及王氏刊本作了校记，对书中引书基本上都核对了原书，订正了一體。原四部丛刊本及岱南阁丛书本只分卷而无目录，为了读者检阅方便，现将王氏刊本的目录置于卷首。

《昭明文选译注（第4卷）》是我国第一部《文选》今注今译本，其难度之大，在古文今注今译中不多见。《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昭明文选》选录的是自先秦至梁七八百年间的130位作家的各体诗、文、辞赋等38类，共700余篇。选录的作品，已经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与一般学术著作的区别，所以不选六经、诸子中的文章。这部诗文集大体上包括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初叶的重要文学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的发展轮廓，保存了重要的资料。《昭明文选》历来受到封建时代文人学者的重视，甚至被当作科举者的必读书，有“《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谚，在封建社会起到了文学教科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