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海内外第一部从文献整理角度系统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著作．作者着力于总结《总目》的学术方法与学术贡献，分别从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等方面对传统学术方法进行总体性发掘。内容丰富，创见甚多，为构建详赡的古文献学史做了富有开拓意义的贡献；对于开展当代的文献整理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周易译注》为《十三经译注丛书》之一种，将《周易》全文译成现代汉语，并加以详细的注释、解说，对《周易》的历史、读易的方法，每爻爻辞内在含水量义等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作了介绍，贯穿了作者多年来研究《周易》的见解，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译注本。本书以“详细”见长，对卦辞、爻辞、彖传、象传等逐句详加注释，翻译成现代汉语，并且作深入而明白的讲解，每卦还有系统的总论，全书前有长篇导读，后附读易要例，兼具研究性与普及性，一编在手，尽览古今易学的精华。

奥地利籍犹太医生罗生特（原名罗森费尔德）是与白求恩齐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与一大批我军高级将领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以高超的医术，挽救了不计其数的抗日军队和我军次的生命。此书是他生前参加中国革命的回忆手记，多年后重被发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华元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而在中华元典之中，又以《周易》、《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这四部书为...

《焦氏易林》源于《易经》，然与之又有迥异独特之处。《易经》共有卦爻辞450条，《易林》有4096占卦变之辞，较之《易经》卦爻辞有10倍之多，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信息内容。《焦氏易林》则在六十四卦基础上复变六十四，亦即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变四千零九十六卦。这样，六十四卦中的一卦变为另一卦称之为“之卦”，然后在“之卦”后配以相应的文辞，即所谓的四言诗卜辞。《易林》占辞与《易经》卦爻辞同是占辞，但《易林》皆为统一的四言诗格式（偶见三言诗），而《易经》则无此统一格式。《易林》是四言诗无疑，就像《诗经》那样，只不过简短而已！故有人赞日：“古雅玄妙”，“世人无识，但以占卜书视之。”“异响幽情，深文急响”，“简妙”。“《易林》以理数立言，文非所重，然其笔力之高，笔意之妙，有数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裹迥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而余者。

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朱熹经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众所周知，经学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数千年来民族习尚皆由四书五经所铸成”，经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而朱熹是中国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上承汉唐经学之绪，下开元明经学之端，不仅对宋学，而且对整个中国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书作者在前人和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撰写成这部研究朱熹经学的力作，既对组成朱熹经学的各门类经学作了建一步的深入探讨和发掘，解决难点，又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把朱熹的诸经学联系起来作综合性的系统研究，从总体上揭示出朱熹经学的要旨、特征、价值和影响。全书共十四章，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笔流畅，是朱熹经学思想研究的新成果。

书名为《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应将孔尚任一生著述辑全无遗。但《阙里新志》、《平阳府志》、《莱州府志》等，孔尚任虽为“纂修”，卻有他人“参修”、“协修”，不能将这些著述完全列为其个人专著。故而节选其中与之关系密切或能以代表此志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的部分章节。至于后世学者或者我们所发现的确属孔尚仁遗著、遗文，则全部收入。入编的孔尚仁各集，在现存版本中，有海内外孤本，则竭力搜辑，以之为据；亦有在流传中，形成不同版本者。是以在校注中，以善本为据，参校他本，并在校记中一一注明。《桃花扇》为孔尚任之代表作，已有注释本数种付梓问世。本书之注。重在帮助坊者明确词语，贯通文义，掌握词曲本意。因此，其中词曲，均以诗歌形式加以释文，以便读者理解。如此一来，自是增加编写难度。但编者本着“易能之事，薄之不为；难能之事，乐此不疲”的原则，还能竭力追求尽善尽美的。至于《小忽雷传奇》，齐鲁书社已经有戴胜蓝、徐振贵校注本。则以之为据，略加修改而已。孔尚任的诗词文，迄今尚无注本问世。《湖海集》、《长留集》、《岸堂稿》等尽皆如此。是以本书注释较为说明。孔尚任的酬答诗作，一首诗的题目内，往往提及与宴数人乃至数十人之名字，校注时一般逐一予以简要介绍，以见作者交遊之一斑。

本集刊为年刊，以学术研究为主，收入域外汉籍中有关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思想研究之学术论文及书评。本书论文主要涉及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汉籍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与资料价值。四百多年前，越南使者冯克宽赴京参加万历皇帝的万寿节，与来自朝鲜的使臣李目卒光酬唱赠答云：“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百余年后的康熙朝中，越南使者阮公沆出使中国，再度与朝鲜使臣相逢于燕京，又赠诗云：“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遵孔氏书。”这些在越南、朝鲜流传很广的诗句，表达并代表了东亚地区的读书人对彼此共享的汉文化的认同之情。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以前，汉字是东亚各国的通用文字，一切正规的著述，一切重大的场合，一切政府与民间的外交，都离不开汉字的媒介。昔人云“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谁能说汉字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是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呢？所谓“域外汉籍”——留存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用汉字撰写的各类文献——便是其结晶。对域外汉籍展开研究，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的新的动向。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看，这门新学问的意义在于：它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赋予历史上的汉文典籍以整体的认识，进而改善与之相关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东亚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等学科。正是为了促进这门新学问在中国的展开，集中交流中外学者的研究心得，我们创办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集刊》拥有这样的宗旨：它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经，避免固执偏狭。总之，它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于多种风格兼收并蓄，而不拘泥采用何种方法、得出何种结论。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中，固然会有许多新材料的发现，但《集刊》更重在发掘，期待从各个方面阐发汉文化的意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它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学术界，域外汉籍研究是一片刚开始耕耘的广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唤着一切有志于开垦的学人将自己的智慧与热情投入其中。《集刊》愿与这样的学人共同成长。<

中国历史上论述识人用人的书籍有很多，但经典之作却很少，《辨经》就是这样一部极为难得的经典之作。《辨经》原名《人物志》，为三国时魏国人刘邵所著。刘邵为人博学多才，善于品评人物。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该览学籍，文质周洽”。《辨经》是刘邵的代表作。此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他融合了儒、道、法等诸家的思想精华，在识人用人方面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和博大精深的论述，并把它们发展到了一个关的未有的高度。宋代阮逸评论此书说：“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20世纪30年代，此书被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施莱奥克译成《人类能力之研究》，并在美国出版，至今在欧美日本仍有众多的研究者，并产生着较大的影响力。因此，历代的领导都十分重视《辨经》一书，《辨经》一书也被奉为“识人用人宝典”，甚至有人这样评价它：反躬自省者读之，可以知运命；心系天下者读之，可以成大局；淡然自处者读之，可以明清浊；游戏人间者读之，可以正进退。《辨经》不仅是中国传统人才学的专门著作，而且在传统人才学著作中享有至尊的地位。同地，它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管理学思想，并且与现代管理的许多观点有着深度的契合。为此，我们根据实际需要将《辨经》作了三方面的加工：一是将《辨经》译为通俗易读、适合大众阅读的语言；二是对每章都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与解析；三是针对每一种观人法，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这些例释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范例，不仅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还可以帮助读者深刻的理解《辨经》一书。

并不是热爱读书就一定是好事情，没有选择的读书，或者读那些质量低劣、文字粗糙的书，还不如少读书，或者不读书。对于身体和头脑都在成长发育的青少年读者来说，博览群书固然重要，但阅读经典可能更为重要。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不要把自己淹没在一般性书籍的海洋中”——因为人生短暂，就是光读经典名著，我们的时间都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看来，读最好的书，就是与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思想者对话，与最伟大的智者为友。他们都认为，只有读经典作品，才算上最聪明的读书方式。经典作品，就是经过成百上千年时间的检验、被公认为最佳作品的名家名篇。这样的作品，要说思想的精湛、见识的深邃和文字的优美，一般性作品自是无法相提并论。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过的文字和作品不计其数，但经过漫长的岁月，仍然保存下来的精品却非常之少。所以说，经典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和人类智慧的结晶。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甚至认为，读经典，是受教育的基本途径。为了鼓励广大青少年学生多读经典作品，我们本着选择性阅读的原则，按照名家随笔、名家散文、名家杂文、名家小品、名家演说赞美五大主题，在浩如烟海的历代优秀作品中精选出400篇最优秀的作品，分门别类，结集成册，编成《中国学生经典品读》。希望广大的年轻读者能够从这些历久而弥新的文字中感受历史的悠远和思想的魅力，获得人生的动力和成长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