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权（以下简称“孙”）：一百多年前的1904年（农历癸卯年），中国诞生了第一个国家颁布并施行的现代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该学制规定了分科教学，语文单独设科，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语文教育从此揭开了现代的序幕。

《三国志称谓词研究》是以《三国志》为语料进行的专书称谓词研究，在界定称谓词概念基础上，梳理出1700多个称谓词。在汉语史和称谓史的背景下，点面结合，全面解读了三国魏晋时期的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从语言和文化二端揭示了它们的意义、结构、功用、来源和演变，尝试为专书称谓词研究提供新模式、新方法。

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曾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借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正是基于新的学术体制的内在要求，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成立了众多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其中尤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①、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最为著名。这些人文研究机构的创立与发展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既是现代学术的创造中心，又是现代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教育中心；它既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化进程的产物，但它的创立与发展又进一步推动这一学术体制化的进程。现代人文学术机构的发展使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短时间内改变了落后于西方汉学的局面，创造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的一个“奇迹”。

《法官修身国学读本》是全国法院系统针对法官道德修养的第一部国学读本，是利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加强法官道德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重庆市“读点经典”活动在人民法院系统的深化和拓展。

老子是谁？他只给历史留下一个背影，只给我们留下无尽传说。但老子写了《道德经》。从此，他就是我们暮然回首时，总是萦绕存心头的文化乡愁，羁绊着万千游子的脚步。从此，他就是古老中国的一面图腾，神秘东方的一线灵光，吸引世人不远万里而来，寻幽探胜。

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为蒙学。《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可见，周朝时就有了对成人进行教育的“大学”和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小学”，但那时只有贵族能够接受教育.这种“小学”也是最早的蒙学。春秋时期，私塾出现了，平民百姓的孩子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以后各朝各代，私塾绵延不断.蒙学普遍设立。蒙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孩子识字、教孩子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和常识，为他们进一步求学、应考打好基础。蒙学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诵读和习字。通过反复诵读，巩固生字，学会断句，培养语感，强化记忆。通过反复写字，既掌握了生字，又训练了书法。《易经·蒙卦》说：“蒙以养正，圣功也。”意思是，用正确的教育启蒙儿童是圣人的功业，由此可见先贤对蒙学的高度重视。自古以来，各代学者为蒙学编写了大量教材。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三百千千”：“三”指《三字经》，“百”指“百家姓”，两个“千”分别指《千字文》和《千家诗》。其他像《弟子规》、《朱子家训》、《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也有很大影响。这些蒙学教材流传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语言简洁明快、琅琅上口，早已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文化经典。

《最经典的国学常识》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国学入门读物。作者盛文林以浅显流畅的笔触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史学、哲学、文学、自然科学、艺术及其代表性的人物、派别和学术观点予以介绍，并作了评述。阅读《最经典的国学常识》，读者可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关于国学的较为全面的看法；有志于深入研究者，也可通过《最经典的国学常识》探寻进入国学殿堂之门径。

《国学之道》选取国学基本经典十多种，围绕国学的本质，国学中所蕴涵的治国之道、管理之道、文化之道和修身之道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析。它打破儒、释、道的界限，融会贯通，取法乎上，意在使读者了解国学根源，明悉了大道；把握国学精髓，经世致用；透析人性的本质，提升修为；深化思考的层次，洞晓世事；提升决策的立意，拓展格局；内外兼修，服务于现实发展与未来成长。

“国学”是西学东渐之后，针对西方学术而提出的名词，最早见于近代思想家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后又被称为“中国学…汉学”“国故”“国故学”。顾名思义，“国学”就是中国之学，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创造的文化。国学堪称中国人的性命之学，不仅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明证．是中华文化的学术基础、固本之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立身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

《李铁映书（套装2册）》不分章节，所写的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包括《老子·道德经》和《庄子·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