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胡适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有是文化的，从跨越科学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显示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本书收录的是作者研究神话及相关题材的论文。这里的“鬼话”并不是“谎话”而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术语，即善于鬼的故事。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作者本人亲自深入到神话传说所由发生和传承的民间文化语境之中，通过实地考查而掌握故事讲述的现场情境，从而获得书面文本性的神话研究所无法了解的一面。比如作者在调查中发现，神话故事的讲述者几乎清一色为男性，讲述的场合往往与仪式有关。惟一的一位女性讲述者乃是当地的巫师。这一信息对于理解神话在前文字社会中的秘传知识和成年教育性质，以及神话思维与巫术思维的关系，都是十分有益的。对于习惯于从书本中寻觅神话研究材料的传统研究方式来说，这种从田野中寻找神话活性材料的作业方式，应该是值得提倡的，是富有启发性的。

本书为古典文学论文集。收录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者在近年来发表的研究论文共33篇。分上下篇，上篇为古代戏曲的文学研究论文，下篇为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的研究论文。所收文章均为今年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山大学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

早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莎士比亚就揭示了资产阶级在提倡发展个人才智和事业心时所表现出来的弱肉强食的掠夺本质。福斯塔夫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时说：“既然大鱼可以吞食小鱼，按照自然界的法则，我想不出为什么我不应该抽他几分油水。”莎士比亚在他进入创作丰收期写下的首尾相接、构成四联剧的《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亨利五世》（1595-1599），它们被公认为莎翁在历史剧领域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这四联剧从陷于四机楚歌的理查二世被迫逊拉，到扬威海外的一代雄主享利五世和法国公主联姻，贯穿着二十多年戏剧时间。这风起云涌的二十多年，在英国历史上正好处于一个中世纪走向近代史的骚动的变革时期。

本丛书聚合了几位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师范类）专升本应试辅导的高手，他们大多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并担任所在学科教研室或研究室主任，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但却始终对专升本辅导这一块情有独钟。他们前前后后在专升本应试教学这块园地中辛勤耕耘了近十年，积累了丰富的辅导经验，对所教课程的重点难点分布、考要点安排、题目类型、出题范围、答题技巧用乃至记忆法均了如指掌。他们深入浅出的讲授深受应试考生的欢迎。经他们辅导的学生的应试合格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合格率在广大应试考生中具有极佳的声誉。由这么一九学者型的辅导教师来携手过错成本丛书的撰写。本丛书既可作为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师范类）专升本入学考试辅导用书，也作为中文专业自学考试辅导用书，还可作为大学本科生教学参考用书，具有较强的普适性。

这本中国散文作品集，分别收录了邓友梅的《漫话北京》、张抗抗的《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汪曾祺的《四方食事·四味》、王安忆的《“上海味”和“北京味”》等数十篇作品，这些作品大体阐述了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

宫廷斗争，总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恐惧而又好奇。平头百姓也永远无法体验到个中的滋味，那么《苹果车》可以把好奇之人领入宫廷深处，在国王和首相的争斗中，让人身临其境过把瘾，去体会那表面上温文尔雅，实际上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那些各有实权的大人和，大大咧咧的，不一定心计不狠；看上去足智多谋的，不一定稳操胜券……《苹果车》是萧伯纳惟一一部政治讽刺剧，写得颇为耐人寻味。至于书名为什么叫“苹果车”？更是对读者智慧的一个高水平测验了。本书是老舍先生有生之年译过的惟一一部外地人名剧，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出版还是首次。读者可以从中欣赏到这位文学大师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翻译风格。

*代表木加上*下面是四点底以后，徐志摩又在康奈尔大学专修，满足了克拉克大学的要求，1919年6月以优异成绩从克拉克大学毕业，获一等荣誉奖。初出国门的徐志摩充满了爱国热情，在美国读书期间更是激情满怀。在克拉克大学他加入学生陆军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他的目的不是当美国兵，而是增强自己的体能和军事素质，激发爱国热情。他和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为了激发爱国心，制定作息时间，早晨举行朝会，晚上合唱国歌。他和李济元等还与其他学校的中国学生联谊，去哈佛参加在那边中国学生组织的“国防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方是时也，天地为之开朗，风云为之荠色，以与此诚洁挚勇之爱国精神，相腾嬉而私慰。嗟呼！霸业永诎，民主无疆，战士之血流不诬矣！霸业永诎，民主无疆，战士之血流不诬矣！②徐志摩人克拉克大学不久便写信给梁启超说：“人克拉克大学学习，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同忾，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匮，物价日昂，生活艰难，良未艾已。”他关注世界的风云变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兴奋不已。他在美国亲眼看到美国人民欢天喜地、若狂若醉的激动场面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长达一公里的壮观。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还谈到：“遂有今日，一扫云雾，披露光明，消息（11月11日上午2时50分）到美，美国昌狂。”①这封信，徐志摩还对此次大战的大势作了详细论述。徐志摩虽身在美国，却时刻关心中国的政治形势，为五四运动而激动。为求解救中国之方略，他不断汲取西方之新知识，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想学派，也无论是尼采、马克思，还是克鲁泡特金，都是他研究的对象。后来徐志摩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从他所选修的课程看，侧重在政治方面。他所关注的问题，大多是政治、劳工、民主、文明、社会主义等，对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很大的兴趣。这些课程使徐志摩进入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熟悉，是因为感觉到、知觉到、认识到这些社会现象；陌生。是自己不知道这些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徐志摩的硕士论文是《论中国妇女的地位》，论文水平虽不高，但他以一颗赤诚爱国之心，为中国妇女在西方人面前争自尊。文章论述了中国妇女自古以来的文化修养，中国的妇女解放。1920年9月，徐志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尽管他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结识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如李济元、吴宓等，但对他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在他去了英国以后。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的一年，学习和交游使他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父亲送他出国留学，是要他将来进金融界，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受父亲的影响，徐志摩原本对实业救国抱有很大希望，但他到美国后，想法和心境都开始转化。特别是当他听了历史教师讲19世纪初年的工业状况，以及工厂工人的悲惨遭遇后，他由喜欢烟囱变为憎恨烟囱。他研究罗斯金、欧文、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对现代工业产生反感。他说：现在一切都为物质所支配，眼里所见的是飞艇，汽车，电影，无线电，密密的电线和成排的烟囱，令人头晕目眩，不能得一些时间的休止，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经验的对象。人的精神生活差不多被这样繁忙的生活逐走了。每日我在纽约只见些高的广告牌，望不见清澈的月亮。每天我只听见满处汽车火车和电车的声音．听不见萧瑟的风声和嘹亮的歌声。凡在西洋住过的人，差不多没有不因厌恶而生反抗的：他对美国的所谓现代文明非常反感，不喜欢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他虽不像闻一多那样写文章强烈抨击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却写文章抗议资本主义的剥削、工业主义竞争和物质主义，提出了反对资本私有和保护劳工的意见：“就治本说，发展实业是否只能听其自然的委给有资产阶级，抑或国家和地方有集中经营的余地；就治标说，保护劳工法的种种条例有关切施行的必要，否则劳资间的冲突逃不了一天乱似一天的。”否定了以竞争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他说：“工业主义的一个目标是‘成功’……本质是竞争，竞争所要求的是‘捷径’、成功。竞争、捷径所组成的心理或人生观，便是造成工业主义日趋自杀的现象，使人道日趋机械化的原因。”他还认为：“竞争主义又是阻碍真纯同情心发展的原因……工业主义只孕育丑恶、庸俗、龌龊、罪恶、嚣虺、高烟囱与大腹贾。”可见，徐志摩已经抛弃了实业救国的信仰。徐志摩最初同情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以前罗伯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那是集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正合他的脾胃。所以，在纽约的一年，在他的书架上经常放着一些研究俄苏的书籍，他一心想要研究社会主义，因此，一些留学生戏称他是布尔什维克。在美国留学期间，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出发，徐志摩同时迷上了尼采，而且“开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徐志摩从尼采那里获得了灵感，认为超人哲学能激发人奋发向上，可以使个人或国家摆脱弱者或弱国地位。他希望通过尼采的“超人”，给个人和国家带来求取新生的手段。他说：“我仿佛跟着查拉图斯脱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气在我的肺里，杂色的人生横亘在我的眼下”。徐志摩从尼采的这些思想中吸取了自强不息、顽强搏斗的进取精神。即使后来返回中国以后，他也常常嚼读尼采的著作，激励自己向前。例如他的那篇散文《迎上前去》，就引用尼采的一句话：力量，正如天上星斗的纵横与山川的经纬，在无声中暗示你人生的奥义，去除你的迷惘，照亮你的思路，他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我那时感受到一种异样的惊l心、一种异样的彻悟……由此可见，尼采的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思想，成为徐志摩后来对于现实和传统反叛的思想因素之一。徐志摩说自己“正迷上尼采”，但对他产生终生影响的是罗素（1872—1970）。徐志摩在美国期间，已经读了很多罗素的著作，罗素勇于面对逆境、坚持追求真理、不向豪门权贵低头的精神令他十分敬重。作为极敏感而又喜欢寻求新知识的徐志摩，深深地被罗素的渊博学识和见解所吸引。罗素在政治方面的言论给徐志摩深刻印象，如果说徐志摩决定离开美国，到英国留学是对美国的不满，那么因一时冲动，横渡大西洋到英国是要“从罗素”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既没有向剑桥大学提出入学申请，也没有事前与罗素联络，更不了解罗素的情况，可以说是冲动加盲目。徐志摩没有想到，他告别美洲大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放弃了做汉·密尔顿的理想，丢掉了实业救国的抱负，中国少了一个政治家、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学家。……

“写《风雨谈》忽忽已五个月，这小半年里所写的文章并不很多，却想作一小结束，所以从《关于雷公》起就改了一个新名目。本来可以称作《雷雨谈》，但是气势未免来得太猛烈一点儿，恐怕不妥当，而且我对于中国的雷公爷实在也没有什么好感，不想去惹动他。还是仍旧名吧，单加上后谈字样。案《风雨》诗本有三章，那么这回算是潇潇的时候也罢，不过我所喜欢的还是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一章，那原是第三章，应该分配给《风雨三谈》去，这总须到了明年始能写也。”这是今年五月四日所写，算作《风雨后谈》的小引，到了现在掐指一算，半个年头又已匆匆的过去了。这半年里所写的文章大小总有三十篇左右，趁有一半天的闲暇，把他整理一下，编成小册，定名曰《瓜豆集》，后谈的名字仍保存着另有用处。为什么叫作瓜豆的呢？善于做新八股的朋友可以作种种的推测。或曰，因为喜讲运命，所以这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或曰，因为爱谈鬼，所以用王渔洋的诗，豆棚瓜架雨如丝。或曰，鲍照《芜城赋》云，“竟瓜剖而豆分”，此盖伤时也。典故虽然都不差，实在却是一样不对。我这瓜豆就只是老老实实的瓜豆，如冬瓜长豇豆之类是也。或者再自大一点称曰杜园瓜豆，即杜国菜。吾乡茹三樵著《越言释》卷上有《杜园》一条云：“杜国者兔国也，兔亦作菟，而菟故为徒音，又讹而为杜。今越人一切蔬菜瓜蓏之属，出自园丁，不经市儿之手，则其价较增，谓之杜国菜，以其土膏露气真味尚存也。至于文字无出处者则又以杜园为訾謷，亦或简其词曰杜撰。昔盛文肃在馆阁时，有问制词谁撰者，文肃拱而对曰，度撰。众皆哄堂，乃知其戏，事见宋人小说。虽不必然，亦可见此语由来已久，其谓杜撰语始于杜默者非。”土膏露气真味尚存，这未免评语太好一点了，但不妨拿来当作理想，所谓取法乎上也。出自园丁，不经市儿之手，那自然就是杜撰，所以这并不是缺点，唯人云亦云的说市话乃是市儿所有事耳。《五代史》云：“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收子之所诵也。”换一句话说，即是乡间塾师教村童用的书，大约是《千字文》《三字经》之类，书虽浅薄却大有势力，不佞岂敢望哉。总之茹君所说的话都是很好的，借来题在我这小册子的卷头，实在再也好不过，就只怕太好而已。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eikonoclasma）与中庸（sophrosune），夹在一起，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谈了罢，要谈风月了吧！？好像“狂言”里的某一脚色所说，生怕不谈就有点违犯了公式。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或者怀疑我骂韩愈是考古，说鬼是消闲，这也未始不是一种看法，但不瞒老兄说，这实在只是一点师爷笔法绅士态度，原来是与对了和尚骂秃驴没有多大的不同，盖我觉得现代新人物里不免有易卜生的“群鬼”，而读经卫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韩文公的伙计也。昔者党进不许说书人在他面前讲韩信，不失为聪明人，他未必真怕说书人到韩信跟前去讲他，实在是怕说的韩信就是他耳。不佞生性不喜人股与旧戏，所不喜者不但是其物而尤在其势力，若或闻不佞谩骂以为专与《能与集》及小丑的白鼻子为仇，则其智力又未免出党太尉下矣。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在庄子看来恐怕只是小知，但是我也觉得够好了，先从不知下手，凡是自己觉得不大有把握的事物决心不谈，这样就除去了好些绊脚的荆棘，让我可以自由的行动，只挑选一二稍为知道的东西来谈谈。其实我所知的有什么呢，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比较起来对于某种事物特别有兴趣，特别想要多知道一点，这就不妨权归入可以谈谈的方面，虽然所知有限，总略胜于以不知为知耳。我的兴趣所在是关于生物学人类学儿童学与性的心理，当然是零碎的知识，但是我惟一的一点知识，所以自己不能不相当的看重，而自己所不知的乃是神学与文学的空论之类。我尝自己发笑，难道真是从“妖精打架”会悟了道么？道未必悟，却总帮助了我去了解好许多问题与事情。从这边看过去，神圣的东西难免失了他们的光辉，自然有圣像破坏之嫌，但同时又是赞美中庸的，因为在性的生活上禁欲与纵欲是同样的过失，如英国蔼理斯所说，“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凡此本皆细事不足道，但为欲说我的意见何以多与新旧权威相冲突，如此喋喋亦不得已。我平常写文章喜简略或隐约其词，而老实人见之或被贻误，近来思想渐就统制，虑能自由读书者将更少矣，特于篇末写此两节，实属破例也。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著者自记于北平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