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剑桥文学指南”丛书中的一本，是继剑桥1971年版《新莎士比亚研究指南》以来，西方莎士比亚研究领域的又一成果。本书共收录论文17篇，系统地阐述和研究了莎士比亚生平、莎士比亚及其时代的思想、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与演员、莎士比亚喜剧与悲剧的传统、莎土比亚再版本 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1 The life of Shakespeare ‘All that is known with any degree of certainty concerning Shakespeare， is-that he was born at Stratford upon Avon，-married and had children there，-went to London， where he commenced actor， and wrote poems and plays， returned to Shakespearian scholar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eorge Steevens. His remark has been often quoted， and others have made essentially the same comment in less memorable words. But Steevens exaggerated， and since his time much has been learned about the poet， his ancestors and family， and his Stratford and London associations. There facts， it is true， are of a public character， and are recorded in official， mainly legal， documents-conveyances of property，tax assessments and the like; as such， they afford no insight of literary biography. Yet we know more about Shakespeare than about most of his fellow playwrights. John Webster，for example， the author of two great tragedies， remains little more than an elusive ghost. And， however impersonal， what we know about Shakespeare is not without interest or meaning. The parish register of Holy Trinity Church records his baptism on 26 April 1564. Tradition assigns his birthdate to the twenty-third. An interval of three days between birth and christening is not unlikely， and supporting evidence is provided by the inscription on the dramatists tomb， which states that he died on 23 April 1616，in his fifth-third year.

这里集结的是一组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百年的文章，它们曾陆续刊出于1998年至2000年《文学遗产》杂志上。为何要发表这些文章？主要是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一样，目前也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转折时期（有人说是“转型期”）。在这样的时期内，欲使学科得到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为回顾总结过去，二为展望规划未来。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十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由编辑部组织产生的。我们邀请参加谈话的人员，当然必须是本学科的专家，同时还应该是对于本学科发展的过去有相当把握，对于学科当前状况有相当思考的专家。因为我们既然要谈百年学科，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学科史的领域，所以必须具有良好的史的意识，才能任其事，此不言自明。另外为了便于展开交流讨论，而不是每人只说一通即完，我们每一题目邀请的专家人数较少，一般只有三位，个别情况有二位、四位的。又为了谈话能体现不同视角和不同观点，我们邀请的专家在治学风格上都有相当的个性，而在年龄分布上较广，尽可能照顾到老中青各层面。被邀请的专家，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武汉、苏州、开封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所，在地域上也避免过于集中。至于谈话题目为何设定这十个，则首先考虑到有较广的涵盖面，避免话题太专门、太琐细，能为较多的学界同行所关注；同时又不太泛，避免谈话不集中，过于抽象或漫漶无边，遂以朝代和文体为界，划分了这些题目。文章陆续发表后，学界反响不错，认为在20世纪末来做这样一件事，既有必要，也很及时。主要是这些文章比较实事求是地回顾了百年学科的成败得失，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20世纪学科取得了哪些成绩，以及取得成绩的原因；又指出了学科在某些阶段所走过的弯路，及其主客观方面的种种教训。这样，对于学科历史和现状，能够起到一定的镜鉴作用。不第此也，这些文章还就学科的今后发展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设想，这些设想或许并不十分切合实际，但至少对于今后从事本学科工作的人会有相当的参考意义。总之，这十篇文章虽然仅仅是部分古典文学工作者的议论，但可以说它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了当今学者对于本学科的关怀和思考，这是当前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步。不过话说回来，谈话毕竟只是一部分专家发表的意见，我们还曾对谈话者提出过，希望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谈出思想，谈出个性。所以其中有些个人的见解，未必能得到广大同行的赞成，而且难免有意见上的偏颇，或者不够周详之处。这些我们在事先也已经有所预料。但我们认为，与其说些谁都无异议的四平八稳“套话”，还不如提出些不一定能够得到普遍认同但可以引发大家深思、引起探索讨论的个人意见为好。我们之所以采取“谈话”的方式，重要因由即是希望能够活泼一些，放开一些，避免死板，避免拘谨。关于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都承认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进步的主要标志就是它从19世纪以及更加久远的古典性质的“学问”，发展成长为一门近代（或曰“现代”）性质的人文学科。徐松持

作者的话：我对这些问题的最初思考可以追溯到1983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侧重探讨了鲁迅的思想、文学与施蒂纳、尼采、阿尔志跋绥夫的关系，分析他为什么在寻求变革、倡导科学、主张人道主义、支持共和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深表怀疑，对工业革命的后果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集体性持否定态度，对国家、社会、普遍主义伦理和利他主义原则给予坚决否定，为什么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人物却热衷于尼采式的超人、拜伦式的英雄、施蒂纳式的唯一者，为什么这个进化论者却认为历史不过是偏至或轮回的过程，为什么他的以“为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学创作，却充满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和对于现实世界的决绝，为什么这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却写出了《野草》这样的近于存在主义的作品？......1983年，我还太年轻，知识积累和个人经验都不足以对这些问题作出清晰的回答，而我的周围似乎也没有能够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一个为现代化的激情所鼓荡的时代，奋迅的这些思想是难以让人理解的。但它们一直在困扰着我，以至在我跟随唐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又一次回到这些问题上来。有一次，唐先生认真地问我说，你是文学系的研究生，可你的论文倒像是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学生写的。我这才在论文的后半部分转向文学问题。重写鲁迅的愿望从未消失，但似乎一时还没有可能。借着重版此书的机会，我重新通读了全书，但却没有时间做更多的增订，也不能对书中许多粗疏之处加以修改。除了个别的字句的改动之外，我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仅将其中一节编入第三章，因为有关文学部分的分析原先就有些不够精练。此外，我把1996年发表于《天涯》杂志的文章《“死火”重温》作为本书的导论，因为这篇文章简要地概述了我对鲁迅的理解，其中有些内容是这本书中没有的。我还把发表于《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的文章《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作为附录放在书后，以供读者参考。在我写完这本书之后，这是我仅有的两篇谈论鲁迅和鲁迅研究的文章。

编辑推荐：本书收录了20篇关于钱锺书的论文集。从不同角度、侧面反映了钱锺书的一生、成绩及其为人处事。全书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视角独特、史料丰富翔实，本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值得读者一阅。

《牛津古典文学词典》为1989年版的TheConciseOxfordCompaniontoClassicalLiterature一书的缩写本，比原书少三分之一的篇幅，但原书的核心词条如作者传略、主要作品概要和文学流派的说明等都未改变或仅稍有节略，对非主要词条如农业、建筑、军队、历史、政治与地形等背景材料则作了较多的删节。本词典涵盖的时期从公元前2200年希腊人进入希腊时开始，但终止界限较不确定。从公元后三世纪的基督教作家至五六世纪之间的哲学学派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有一些词条。从欧洲中世纪至文艺复兴这段时间与古典文学有关的事件亦有词条概括介绍。本词典是欧洲文学学习者、研究者以及对其感兴趣的读者的必备参考书。

雨果，（l802～1885）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他的创作期长达60年以上，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其代表作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长篇小说。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他从小崇拜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序言》（1827），“序言”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是雨果极为重要的文艺论著。1830年他据序言中的理论写成第一个浪漫主义剧本《爱尔那尼》，它的演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巴黎圣母院》（1831）是雨果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它以离奇和对比手法写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尔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悲惨世界》最能代表雨果的思想艺术风格，他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的现实。然而，作家深信唯有道德感化是医治社会灾难的良方。小说虽不乏现实主义因素，但就人物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象征和对比手法的运用等方面而言，仍然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多次被拍成电影，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成为经典之作。

文化名人共具高超的文化品格。但其最具魅力的内涵，总是其特具的异彩。茅盾是政治家与文学家完美结合的“五四”前驱和文坛主将，与同代文学大家相比，既具超前的革命启蒙阅历，又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多元并举的生命追求与实践建树；当我们踏进他已逝的人生之旅，定会感到深邃辽阔，胜若渊海。在从“五四”直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漫长历史中，茅盾是不可重复、不能取代的独特的一位。若想窥其堂奥，殊非易事。茅盾漫长的翰墨生涯令人深深感动，茅盾更加漫长的心灵历程则令人感慨万千。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听得见他的喘息与心跳，感受得到他激扬、热切、困惑与苦闷的目光。我们能够踏着他的足迹观赏品味他最后的辉煌，也能感知他人生的艰难与崎岖。我们当中，许多人是他这段漫漫人生路的同行者，许多人还可能是他的追随者与仰慕者。改革开放新时期，茅盾以耄耋之年，残烛之躯，一边在文学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打扫“文革”制造的断壁残垣；一边战胜病魔，用枯槁的手，奋如椽大笔，融历史风云于笔端，把垂危生命凝成三大卷回忆录，捧给他终生为之服务的亲人般的读者！在生命最后一息，他“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口授了两份书言：致党中央，要求恢复党籍；致中国作协书记处，献出毕生节省下的全部稿酬，建立奖励长篇小说文艺基金。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为茅盾“盖棺论定”：“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为中国革命事业、中国新兴的革命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茅盾的一生是杰出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文学家有机结合的独特人生，他从“以天下为己任”始，以为共产主义毕生奋斗的人生目标之实现终，在他的人生旅程中，其文学色彩与政治色彩，是一纸两面的有机体。正是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社会剖析小说流派的鼻祖。设若失却政治色彩，也就失却了茅盾艺术世界与典型人物画廊那烂漫的美学光辉，及其折射的时代壮潮那鲜活的生命力！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与真实的存在，即使我们和他的取向歧异甚至背离，我们无法也不应该无视或不承认这已逝的历史的真实。否则，茅盾也就不成其为茅盾了！在世纪之交和二十世纪世界文坛，茅盾是一个与人迥异，不可重复，也难以取代的，已有稳固历史地位并且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我们沿着他的历史足迹寻源揽胜，定会山阴道上，美不胜收。任何文化遗产，都靠扎扎实实的历史积淀而成。一部人类文化史，不论多么傲岸辉煌，又都是一草一木一砖一石的精心杰作。艰辛的耕耘，换来丰硕的收获。面对今日的收获，决不可忘记耕耘的艰辛。后人天然地是前人收获的继承者、享受者；有责任用眼耳鼻舌心去体验前人和理解前人。这也是我们自身宝贵的生命体验、社会认知的血肉相连的有机环节。对此我们别无选择。要紧的是积极摄取，去芜存精，消化滋哺，以养我们代代相因的无尽的生体！茅盾是过来人，也是我们的先行者。当年他如何完成这人类文化的新陈代谢进程？这里我想引荐两位茅盾的同代人，他们都是茅盾人生之旅的目击者。第一位是茅盾的晚辈，他就是文化部长任上茅盾的秘书之一孙嘉瑞。孙先生有段真实动人的回忆文字：我看见他除公务之外，很少私人应酬、交往，也难得参加几次娱乐活动，他的全部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读书上。似乎读书就是他惟一的嗜好，从早到晚，读书不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生活在书的海洋里。他的书房里藏满了书；此外，办公室、客厅、卧室也都是满厨满架的书。枕边、桌上散放着的还是书。就连厕所一角的方凳上也堆着高高的书堆。家中丰富的藏书，还不能满足他博览群籍的需要，还经常开出长长的书目单从北京图书馆借阅。中国书店也不时将搜购到的稀本古籍送来供他选购。他看书很快，借来一批批书，很快又一批批按期归还了……书籍、报刊是他贯通古今、触连中外的“神经”，对客观形势和社会动态，随时都了如指掌……每年，他都要广泛阅读全国各种文艺刊物上的新作，并作出许多精湛独到的品评。……

一、本书范围以诗文评文献为主，兼及戏曲与小说批评文献。二、体例大致以时代为序，由上古至晚清，断代分章叙录；又每章各撰概说一节，叙各代文献分布与现状。概说以下，分单篇文献、诗话文话、词话曲话、选本评点、笔记杂著及书信序跋等文献形式。三、本书叙录之文献，以现存传世文献为主，偶兼存目文献。四、本书于重要文献作简要题解，叙其卷数、作者、版本、著录、体例及主要内容，对几部特别重要又影响深远的更辟专节予以叙论，除介绍上述题解内容外，对研究现状也予以说明。一般文献则列书目，记其作者、常见版本，以方便读者查找利用。五、本书选择题解的文献，一般以目前最完善或较常见的版本为依据。六、本书选目大致于上古至魏晋六朝文献从宽，内容叙述也较详；隋唐以后因资料渐丰，故叙录从严。七、现藏日本国汉刻及和刻中国文学批评文献也昼收录；如属较为常见的文献则视情形而定。八、日本国现存之和刻中国古代诗文评文献集中附录于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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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鉴”为书名，殆始见于《宋史》。该书《艺文志》卷五著录《年鉴》_卷，属子部五行类，原书虽佚，但可推断其与现代习见的各类年鉴，性质有异。作为以信息库为主要特征的工具书，现代年鉴承担着蒐集、筛选每年学术信息，评估、推介学术成果，探究、展示学术未来发展趋势的重任，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这一著作体裁自18世纪于欧洲兴起以后，便逐渐为我国所接受。从辛亥革命起，各类年鉴包括综合性与专科性、世界性、国别性与地域性、记述性与统计性等等，应运而生，林林总总，适应了学科发展和社会应用的的需要，受到了读书界的重视与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