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是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本年度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该项目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二级学科所属的主要选修课。以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文化格局为背景，以革新前后的《小说月报》为切入口，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期刊”衍生、传播与演变的基本规律，梳理《小说月报》在译介外国文学、确立现代学术规范、塑造新文学创作范型等方面的得失，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真相，力图重新定位“现代文学”观念。《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旨在提高本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精神、深厚文化素养和较强社会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以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文化格局为背景，以革新前后的《小说月报》为切入口，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来系统缕析其作为第一个“现代文学期刊”的生成过程，总结出版机构、社团论争、编辑立场等因素之于“刊物”这一文化产品面目塑造的特殊作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期刊”衍生、传播与演变的基本规律，梳理《小说月报》在译介外国文学、确立现代学术规范、塑造新文学创作范型等方面的得失，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真相，力图重新定位“现代文学”观念。

《为什么读经典》的第一版由埃斯特尔·卡尔维诺编辑，在蒙达多里出版社的“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书”丛书中出版。除了给予这本书以书名的那篇文章，这个在作者死后出版的文集包括了三十五篇绝大多数是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文章（只有四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谈论了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并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而对卡尔维诺有重要意义，或是激起他的钦佩的作家—从荷马到格诺。. 这一版的《为什么读经典》完全重印了该书的第一版，包括由埃斯特尔 ·卡尔维诺签名的卷首语。我们转摘了卡尔维诺在1959年春天为回答《新论点》杂志向当时主要的意大利作家提出的“九个问题”（第38—39期，1959 年5月—8月，第11—12页）而专门写的答案，作为作者的前言。将卡尔维诺在1959年的喜好—这些喜好仅仅用一句短语（“我爱……因为……”）来说明—与他相同和随后年代的文章里那些经过分析和充分论证的喜好（特别是关于相同的那些作者）加以对照，作者觉得这是件有趣的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确是自《诗经》以来我国数千年漫长的文学历史中极其特殊的一个文学阶段。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兴盛，使文学传播手段大大提高；1905年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教育”在改变着人才培养方式的同时，也大大地扩展了作者队伍与读者群体；稿费制度的确立，使作家的精神产品可以直接转化为生活资料，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真正意义_上的职业作家……这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根本区别于传统文学的地方。如何来观照这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并如何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建立起与这一时期文学崭新的有机联系？一切偏重于文学本体研究的批评方法与体系，诸如精神分析方法、原型（神话）批评方法、形式主义、语义符号学、结构主义、诠释学，等等，都可能会偏执于一端而不能全面地作出评价。因为它需要回答的是一个“它是为何产生并如何生成”的问题，而不是对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文学流派进行的具体研究。这自然就需要一个涵盖面极广、并能真正体现与这一时期文学存在对应关系的分析视点与研究手段。在这里，率先在西方兴起的文艺社会学极具启迪意义。法国当代评论家埃斯卡皮认为：“一方面是文学的专业化，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广为传播，两者在1800年前后达到了临界点。正是在这时，文学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尺度。”埃斯卡皮是在评价著名文艺社会学家斯达尔夫人时说这番话的。在1800年，斯达尔夫人出版了《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书，首次尝试把文学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做系统的研究，被誉为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巨著。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知识的专门化促使科学和技术活动逐渐脱离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范围缩小。然而同时，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文盲的逐渐减少，从前作为一小批文人贵族所垄断的特权的文学变成了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文学成为提高广大民众智力水准的手段。正是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将作家当做职业的人来研究，将文学作品当做传播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做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这种在人们传统的眼中颇有渎圣之嫌的研究方法，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成为一种必需的工作。继斯达尔夫人之后，特别是自法国哲学家孔德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创立实证社会学以来，文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深入。在不断完善着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相当准确地映现出了西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文学面目与文学流派。

鲁迅的文化遗产呈现出方面的特征，粗略概括起来至少有三个：一、惊人的丰富性；二、鲜明的政治性；三、强烈的现实性。由于鲁迅文化遗产本身具有的丰富性、政治性、现实性，使得我们研究其当代意义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需要说明的是，文化遗产的研究通常包含着纯学科研究与该学科当代性研究这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纯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当代性研究可以使该学科在不断阐释过程中得到价值增值。这种效应可以称之为“箭垛”效应。文化遗产好比箭垛的中心，各种阐释好比是各处射来的飞箭。万箭丛集，蔚为壮观。只要这种当代阐释是从文化遗产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强加于人，就跟实用主义的歪曲利用划清了界限。

本书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美国文学的翻译和接受的脉络，并以此为背景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美国“垮掉的一代”，及其文学的译介、批评的发展变化情况。在这个基础上，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垮掉的一代”文学与中国新时期诗歌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本书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美国文学的翻译和接受的脉络，并以此为背景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美国“垮掉的一代”，及其文学的译介、批评的发展变化情况。在这个基础上，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垮掉的一代”文学与中国新时期诗歌和小说之间的关系。全书分为七个部分。导论部分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文学翻译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它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相互关系。美国文学翻译对象的选择、对翻译作品的批评和接受，都明显受到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和文学环境的深刻影响，烙上深深的时代痕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文学的译介是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行为，文学话语被屏蔽，文学译介偏离了文学自身的轨道，因此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翻译备受重视，译本数量巨大，反映美国社会现实、具有批判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翻译的重点对象，而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和先锋文学翻译备受冷遇。同时。对美国翻译文学的解读和评论也主要采取社会历史和阶级论的分析方法，为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学翻译空前活跃起来，翻译对象的选择标准也发生丁变化，开始重视翻译作品的艺术性和创新性，同时也重视那些关注人与社会矛盾冲突的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实际情况的。作为这种转变的具体体现，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以及大批文化局外人作家的作品被大量翻译过来。第一章对“垮掉的一代”进行了界定，并将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克鲁亚克、金斯伯格以及巴罗斯三个代表作家上。本章还从道德、政治、宗教、文学、出版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垮掉的一代”的另类和异端品质。最后，本章从历史文化传统、传统文学的影响、社会现实因素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垮掉的一代”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本章研究吸收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将“垮掉的一代”放在几百年的美国文学文化大背景下来考察，既有宏观的勾勒，也有微观的探究，有许多新的发现。第二章论述了“垮掉的一代”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介绍和批评的历史过程。20世纪60年代至TO年代，“垮掉派”及其文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标本而受到全面的批判，“垮掉派”作品的翻译是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现的，仅供批判之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对“垮掉派”文学采用比较单一的社会历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和分析，强调作品反映、揭露现实的思想性，并往往依据数十年来形成定势的文学“艺术性”，来否定“垮掉派”文学具有艺术性。这一期间，“垮掉派”文学的翻译是零散的，分散在文学期刊、美国文学史教科书和美国文学作品选读中，是美国文学史或文学批评的辅助材料，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气候的日益宽松和容忍，中国批评界对“垮掉派”及其文学开始从历史、文学、社会、文化等多角度进行了探讨，批评和研究更加客观、全面。“垮掉派”文学的翻译也开始获得了独立的主体地位，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本章还对“垮掉派”文学的几个中译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总结出这些翻译版本的得失，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误译问题，并分析了产生这些误译的原因。第三章论述了“垮掉派”文学与新时期诗歌的关系。“文革”前和“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现状同战后美国社会现状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中国地下文学沙龙青年以及知青文学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渐渐形成了迥异于主流社会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他们大量阅读了包括“垮掉派”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学作品，对“垮掉派”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迷惘、悲观、怀疑、反叛的情绪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情感上的共鸣，他们及时地在文学创作中宣泄了这种情感。但两者在艺术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本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后朦胧诗”颠覆了朦胧诗的抒情和意象艺术，它采取反文化、反英雄的文化姿态，创造了一种平民化、口语化和情节化的诗歌风格。在精神渊源上，“后朦胧诗”同“垮掉的一代”极为相似，可以在诗歌的创作主体、诗歌观点以及诗歌语言等几个方面捕捉到两者之间的契合之处。“垮掉派”文学，尤其是克鲁亚克的小说，存在一条很明显的主题线索：疏离—寻找—幻灭，伴随其中的还有反叛、性爱和宗教的主题。中国当代先锋、另类小说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主题，这种主题上的类似性为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切人口。第四章就是从疏离、反叛、性、寻找、宗教等五个方面对“垮掉的一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主题进行了对比分析，意在探讨两个不同国度、不同历史时期的另类文学之间存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加深对这两种文学形态的了解。在进行主题比较的过程中，既有详细深入的文本细读，也有文学发展脉络的宏观分析，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出两者在文学主题上的异同。第五章是“垮掉的一代”文学与新时期小说研究的继续，本章着重分析了中国新时期小说中存在的两种类似于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特殊人群——“迷惘的一代”和边缘人群。第一类型的人群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感到迷惘、反叛，但这种迷惘和反叛不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的，因而他们又感到无助、无能，失去了方向，常常以一种消极、自我伤害的手段对待自己的漂泊、无根的生存状态，他们缺少实际的行动，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在自我麻醉和纵欲中沉沦和毁灭。他们是中国新时期小说中最早出现的类似美国“垮掉派”的人物，本书借用现成的一个名称——“迷惘的一代”来称呼他们。在精神实质上。他们同美国“垮掉派”是一致的，这种精神实质的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者自身具有的特征：其一，他们都具有类似的文化身份，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其二，他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一定的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他们能够发展形成自己的另类、反叛个性。另一种类型的“垮掉派”人物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边缘人群，如流氓、痞子、顽主。他们是一批迷失自我的社会反叛者，他们除了物质外，没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嘲弄一切严肃的问题，蔑视一切高尚的东西，他们是一种“形似而质异”的“垮掉派”。通过对这些小说人物同“垮掉派”之间的联系和差异的比较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垮掉派”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理解。结语部分简要介绍了“垮掉的一代”及其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回顾了“垮掉的一代”留给我们的文化和文学遗产，同时也分析了“垮掉的一代”及其文学对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影响。20世纪末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标榜或者自我标榜为，“中国的垮掉派”的作家，通过分析，指出他们的精神实质同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相差甚远，是“垮掉的一代”在20世纪末中国的虚幻的投影。

本书书的是序跋、书评、读书笔记，无非读原稿、读新书、读旧书之别，总之全是读书的产品，并没有直接关涉现实的文章，书名却加上了“现实”二字。其实，“书与现实”者，想读书又忘不了现实之意也。作者少年失教，没有专门学识，从来胡乱读书，夹杂作文。中间不许读书作文者多年。放除网禁之后，作者立志从此系统读书，少作闲文。乃至要编这本小册，收集起来一看，仍然是胡乱读书，夹杂作文。不怪作者没有好好读书，却说现实变化太丰富多彩，使作者安不下心来，好像歌颂了现实，其实是要现实担负干扰责任而已。

一翼是小说，一翼是诗歌。 一翼是明清小说，一翼是唐诗。 一翼是《红楼梦》，一翼是李商隐的诗。 作者对这双飞翼情有独钟。在出版了《红楼启示录》以后，谨把新写的谈“红”与说“李”的文章汇集为这本小册子。 一位当代作家对一位数百年前的作家和一位千余年前的诗人情有独钟——王蒙凭借自己作家的灵性和感悟，试图穿越千百年岁月的屏障，去体味、解析并接近置身于中国文学最高境界中的曹雪芹和李商隐。这是一番对文学创作者独特的思维、情绪、追求、意境的探讨；灵犀一点，别有妙悟，古近心事，尽在其中。

本书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如刘荫柏、刘世德等在文学馆为解读《西游记》所作的专题讲座。各位专家学者分别从《西游记》版本、思想艺术、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人物形象特点等多方面进行专场讲解，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阅读《西游记》原著。

《易经》位列《十三经注疏》之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最为古老而又成熟的伟大经典。其内容涵盖天道、人道、地道，亦即要在天地之间让人类安身立命。其方法则是设卦观象，描绘自然造化的奥妙情境，展示人世间的吉凶祸福与因应之道。本书是一本“可以看得懂的《易经》”。傅佩荣教授将《易经》的六十四卦视做一套完整的人生密码，并用现代白话对其进行了详尽而又明白的解说。在解读中，作者参考了传统注疏与历代学者的译注成果，同时又力求将其通俗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阅读本书，开启《易经》无限宽广与丰富的世界，读者必对此心领神会，达到豁然开朗的人生境界。

因此，这里的“忠”主要是指忠于炎刘天下、刘氏江山，具体说是指忠于汉献帝以及后来的蜀汉政权。凡是忠于刘氏宗室，维护炎刘宗社，就是忠臣义士；反之，就是国贼、逆臣。董卓、曹操、曹丕等，其所以被视为奸臣、逆贼，就因为他们无视皇权，擅行废立，将君王玩弄于股掌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像董卓一旦把持朝政，就不顾大臣反对，废少帝而立陈留王，后来还杀死少帝与皇后；又擅作主张，将都城由洛阳迁往长安，曹操虽未擅行废立，却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臣压君，作威作福，杀国舅董承、国丈伏完，鸩杀皇子，又逼献帝封自己为魏公、魏王，并公开表示自己只做周文王，示意让儿子曹丕篡夺炎刘天下，改朝换代。曹丕在以臣逼君、擅作威福方面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刚刚即王位一年就迫不及待地篡汉自立，贬献帝为山阳公。表面上是你情我愿的尧舜禅让，实际上是乱臣贼子的篡逆之举。董卓、曹操、曹丕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封建时代的为臣之道，是欺主、弑君的叛逆之行，不仅要遭到人民的唾弃，还要受到上天的谴责。于是小说就写了董卓下葬时上天震怒，连续三次都是雷电交加，让董卓尸骨无存；曹操则终身被头风病折磨，死前还被冤魂索命；曹丕则现时现报，受禅之时遭到天谴，被一阵怪风、骤雨惊到于地，在位仅七年即得病身亡，年仅四十岁。这些在作者看来都是天道好还，都是上天在惩罚不忠之人。有奸臣逆贼，就必有忠臣义士。为反对董卓、曹操、曹丕的不臣之举，多少忠臣义士为维护汉室、延续汉祀，不顾身家性命，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表现了对汉室的忠贞。尚书丁管为反对董卓的废立之举，敢以象简击打董卓，虽然被杀，却“骂声不绝口，至死神色不变”（第四回）。越骑校尉伍孚见董卓弑杀帝妃，不禁义愤填膺，于是怀揣短刀行刺董卓，事虽不成，却气贯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