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当代作家王蒙的小说及思想。通过探讨王蒙小说的语言、叙述个性、文体语境和作家文化心态等，触摸其内在文化精神，探讨其叙述个性、文化取向，揭示其心理蕴涵和社会文化语境，并呈现出这种文体创新的意义和局限。

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毫不夸张地说，听学者们在文学馆“纵论”，实在犹如一卷精华在手，省却光阴无数。拿“三国”来说，大学者刘世德开篇就破题：这部书的正式的、准确的、科学的名称，应当是“三国志演义”。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对“演义”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演”就是阐述、表现、介绍、发挥等等的意思，“义”就是书的内容、蕴涵的思想、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三国志”当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陈寿的《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演义”，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演《三国志》之义”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接下来，罗贯中的小传、籍贯、生卒年及在创作《三国志演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品传世，娓娓道出。 刘世德讲“水浒”时就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我还仿佛在昨：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们堆在一起，相加起来，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没有伟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累积”而成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天才的手，创作出来的。而且，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刘世德讲“三国”时又反复如此强调，只为说明一点：像《水浒传》一样，《三国志演义》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三国志演义》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绝对不是什么“累积性”的作品。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不是靠“累积”就能得出来的。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是靠作家的头脑，作家的手“写”出来的。侯会在他的《从史实传说，到经典演义——罗贯中是如何创作〈三国演义〉》的演讲中，举出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力挺此说。 “纵论三国”共分成十五讲，各有精彩看点。无论是段启明讲“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的文臣谋略，还是张俊论“五虎将”与“曹八将”的武将忠勇，都凸显出三国作为智慧书的灵性。刘世德谈起“三国”复杂的版本问题，真是当行出色，把个枯燥的话题讲得有了生气，而且，以扎实的考据本领，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上乘功力。写过小说的周思源，巧妙地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既然《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拥刘反曹”，那为什么刘备不是第一主角？周瑜的“冤屈”是罗贯中让他为艺术献身造成的。周先慎将《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精练地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三国”是一部什么书，到底要表现什么呢？段启明总结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在他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但这里面无疑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围，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这些不过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得飘飘欲仙，只是为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的性格。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物成功的艺术塑造，以曹操为例，正如郭英德所说，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换言之，在作者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是他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造就他成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单就写人物来说，我觉得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复杂、最丰满，也最真实、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 听或读高品位的学术演讲，毋宁是求学问道的一条捷径，因为演讲是学者们把书斋学问做到满腹经纶以后的口语化表达，比起令人望而却步、面孔严肃、严守规范的学术书籍，它更深入浅出，更言简意赅，更易于大众接受。当然，演讲录音整理出来也会变成印刷体的方块汉字，但扑面而来的现场感，分明一下子使走出书斋的学问鲜活了起来，连文字都仿佛带上了演讲者的表情似的。尤其是当莅临现场的听众再来捧读时，便宛若又置身其中，耳提面命之下回味起演讲者在彼时彼刻是怎样一个眼神，怎样一个手势，都会觉得十分惬意。我就是这样。 正因为此，主持“在文学馆听讲座”四年多来，我始终觉得，能以文学馆的这块平台，在学者与公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互动的桥梁，我也得以结识许多所敬仰的学术前辈，是我的幸运。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诗史的一个高峰。这一高峰何以形成，是千百年来学者们着力探讨，但仍然沿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当代众多的学者学在极大的热情从事研讨，以表现唐诗的特有风神，并力求尽量还原唐诗本来的历史面貌。我们撰写这部书稿，并定名为《唐诗研究》，就是想把我们多年来思考唐诗过程中的一些心得表现出来。就唐诗研究来说，发展演变仍然是最重的课题。我们从诗人与诗作本身，诗人与诗人之间，诗作与诗作之间，寻找问题的切入点，通过各问题之间的人在联系，以探讨唐诗发展的流程。有关唐诗的分期，我们仍采用“四唐说”，尽管这一说法 尚有一定的缺陷，但想在目前诸多说法中找出一种优于“四唐”分期的说法仍然很难，我们也努力试图提出一种更为切合实际的说法，结果仍不尽如人意。由此我们体会到，在学术研究中，前人较为合理的说法，我们也不必为刻意创新而加以改变，否则将会弄巧成拙。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始终得到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大力支持与帮助，特别是责任编辑钟仲南先生付出大量的心血，我们深表感谢。

冯其庸先生说：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说不尽的《红楼梦》其艺术魅力实在太巨大了，过目者无不怦然心动，感情激荡。道不尽的《红楼梦》中又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谜，在这数不清的大的小的或明或暗的“谜”中，最大的谜就是：为什么《红楼梦》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而持久的艺术魅力？其秘密何在？现在，看看周思源是如何探秘《红楼梦》的吧。 熟悉我的人，包括有些读者，都听说过我研究《红楼梦》是如何“误入‘其’途”的。在很长时间内，甚至到1990年下半年我已经加入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仍然对《红楼梦》与红学缺乏足够的热情，连《红楼梦学刊》都没有订。1990年代初，每逢有人说“你是研究《红楼梦》的”，我总要立即否认，声明“我是搞现当代文艺研究的”。而且早在评上副教授时我就开始写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的论文——因为我工作的是“语言”学院，我教的是高级汉语。“搞《红楼梦》和语言教学有什么关系？”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毙掉——目标是超过评教授需要的五篇。到1993年我已经达到这个目标，还有三十几篇文学、美学的文章。谁知1993年评正高职称的规定又改了，光有论文不行了，非有“专著”不可。至于什么样的书才算“专著”，那只有天知道。结果我被斩立决。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了“专著”的极端重要性。我搜检了一下自己的成果，发现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变成“专著”并且出版可能性较大的只有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文章，于是我立即决定在已经发表的十一篇红学论文近十万字的基础上尽快弄成一本书，赶在1994年6月评职称之前出版，这就是1994年5月问世的《红楼梦魅力探秘》（文化艺术出版社，以下简称《探秘》）。我还多了一个心眼，全书十二章的最后一章是“高度发达的人物话语”，这可不是纯红学，研究的是语言，而且是和语言教学关系最密切的话语分析！所以我搞红学不但出道晚，起点低，成果少，而且动机严重不纯，实在是应该作深刻检讨的。 《探秘》出版以后，由于红学界师友们的厚爱和鼓励，我这才下决心多花一些时间治红。但是1996年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的教学与研究重点转向了中国文化史。除了中间有两三年对涉及《红楼梦》创作方法的问题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后来弄成《红楼梦创作方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以下简称《方法论》）一书外，我对《红楼梦》一直缺乏系统的深入研究。从1999年起，我先后应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八频道、原西部频道（今“社会与法”十二频道）和科教十频道、国际四频道之邀，点评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主要是《红楼梦》，对其思想艺术尤其是人物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不过基本上是接受任务才弄，现炒现卖，从没有长远计划。我之所以提这段往事，是想说明，研究《红楼梦》对我来说，一直是业余的业余，几乎始终没有成为重点。由于我经历曲折，杂七杂八什么都弄一点，有些纯粹是被迫的，很少刻意为之。不过有一点我十分清醒，从写第一篇红学论文起，我就主要不是研究“曹雪芹写了些什么”，而是主要围绕着“曹雪芹是怎么写的，他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这个中心研究《红楼梦》。简而言之，我着重从创作角度研究。 这部《探秘集——周思源论红楼梦》，收入了《探秘》和一些论文与几篇讲稿。这次出版前我曾考虑过对于《探秘》和那些文章是否要作一些修改，最终决定除了个别错字，观点、文字一律不改。由于当时学术界还没有进行关于学术规范的大讨论，所以《探秘》的注释很少，也没有对同一问题前人的研究作系统评述。不作修改，保持原貌，有些论述今天看来似乎显得简单、粗糙了一些，甚至可能错误低级得可笑，不过倒便于保持那个时代红学界的一点风貌，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我的研究状况。如果修改了，就成为21世纪初的东西，反而不真实了。 从学术规范与理论体系的角度考察，《探秘》不如《方法论》；但从理论潜力看， 《探秘》大大超过《方法论》。《方法论》的基本思想以及我对许多人物的见解在《探秘》中已基本形成。我对于《红楼梦》的高浓度、 “受享”主题、悲剧观、性意识、人物关系引力场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在《探秘》中提出来的。 这次与《探秘》一起收入集子的《长篇创作与“浓度”的提高》（《文学评论家》1991年3月），是在我的第一篇红学论文《论红楼梦的浓度》（《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的基础上对当代长篇小说提出的一些批评。其中 的有些观点在后来的论文或《探秘》和《方法论》中有所展开，但是从《红楼梦》的角度来观照当代长篇小说，仍然有它的独立价值。《从哈姆雷特到贾宝玉到阿Q》（《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11月），对三位世界顶尖级文学家莎士比亚、曹雪芹和鲁迅的代表作的三个艺术典型哈姆雷特、贾宝玉、阿Q ，作了一点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我在学术研究中十分喜欢用的一种方法。开展比较研究是进一步拓宽红学研究路子的一个重要方面。 “康乾盛世”这个提法早就已经出现，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反对，无非是评价极高与较高之别而已，只有个别历史学家持批评或保留的态度。在研究《红楼梦》之前，我也从未怀疑“康乾盛世”说。但是曹雪芹反复强调当时已处于“末世”，引起了我的注意。尤其是1996年我转入中国文化史研究后，使我在重新审视清史的众多史料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切入，并最终改变了我的清史观，，尤其是彻底改变了我对所谓“康乾盛世”说的态度，而且还影响到我对中国文化史上其他一些历史现象的看法。而这种改变又反过来促进了我对《红楼梦》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质疑康乾“盛世”说》（《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是这个问题的第二篇论文，由于篇幅比第一篇在报纸上发表的多一倍半，而且补充了一些新的论点和论据，所以将它收入。 《评新编越剧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辑）和《重拍电视剧红楼梦刍议》（《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2辑）两篇文章，都与《红楼梦》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有关。越剧《红楼梦》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两次改编都取得了很大成功，除了编、导、演、职人员的巨大努力外，其中一个原因是观众对以戏剧形式出现的期待值和以影视形式出现的期待值很不一样。因此相对来说改编成戏曲比较容易获得成功。1987年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尤其是后六集；但是全剧三十六集整体上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实在难能可贵，已经成为一部不朽之作；即使称之为经典也不为过。从90年代后期起电视艺术界就一直在酝酿和筹备重拍，我也有幸参加过策划会与剧本评审。我深感，最重要的还是要正确理解《红楼梦》本身，在此基础上下大力气写好剧本。没有一个好本子，不论怎么努力，不论导演多么杰出，演员阵容多么强大，拍得多么豪华，也注定会失败。 《从环境与人物的非典型因素深入研究（红楼梦）》（《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一文，是我递交给2004一年扬州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并在大会发言。典型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中国文艺界影响特别巨大的文艺理论之一，它确实具有极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但是我在红学研究中越来越感到光是从典型论出发不能完满地解释《红楼梦》的许多艺术现象，因此从非典型的角度作了一些探索。希望它能够抛砖引玉。 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三篇文章也都是受红学研究的影响写出来的。我对这三部名著缺乏深入的研究，只是由于这些年来涉足红学之故，有时候需要作一点比较研究，而且也是从创作论的角度切入，于是有了一些体会而已。2002年至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邀请了北京一些研究古代小说的专家——大部分都是红学会成员，为每一本书作系列报告，我也每次应邀讲一个专题。我就将自己在红学研究中常用的创作理论、文艺心理学和比较法、统计法、案例分析法等用上。因此这三篇文章具有明显的讲稿风格。也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我感到，中文系大学生应该对《红楼梦》与红学下一点功夫。因为红学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了解红学的进展，可以掌握许多研究方法与一般规律，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一条捷径。 虽然20世纪刚刚过去不到五年，论述20世纪红学史的专著已经有好几部了。我的看法与一些学者不尽相同，甚至分歧很大。我认为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胡适、俞平伯时期”，这种划分与方家差不多，区别可能在于别人称之为“新红学时期”而我以人名名之。第二个阶段宜称之为“毛泽东、李希凡时期”。我一直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特殊的红学家，他对《红楼梦》的话 不多，但在当年确实是“一句顶一万句”，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席卷全国的评红运动都是他一手弄起来的。尽管他关于《红楼梦》的大部分言论现在大概没有几个人赞成了，但正是由于他对《红楼梦》情有独钟，运动来运动去，《红楼梦》才会如此普及。红学虽然因此走过两次大弯路，但是却使数不清的人熟悉了《红楼梦》和红学。不把他对红学的这种特殊作用估计进去是不合适的。至于第三个时期，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至今，我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不过和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有两个不同：一是当时不论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更不必说那许多小诸侯，上面都还有个周天子在，尽管周天子无权无势，可他毕竟是天子，起码具有无可争议的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而现在的红学界虽然诸侯林立，有大有小，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天子。二是历史上的战国最后被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如今的红学界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形，诸侯纷争的局面将永远继续下去，这也正是《红楼梦》魅力无穷之处。 近十年来，有人已经多次宣称红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没有进展，甚至说红学气数已尽，理由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研究红学的一些人已经去干别的了。我不认为有些“大师”不干了，红学就完了，或者快完了。我倒是相信冯其庸先生的话：“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 周思源 2005年10月22日于 北京语言大学三间屋

正如歌德听讲，这是一个“说不完的莎士比亚”，正因为有关莎士比亚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又是诗人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部诗集，于是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之热烈、火爆可想而知。对这样一部美丽而又伟大的诗集，人们除了赞叹它语言优美、思想深刻，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诗人生产的考证上。对于那些狂热的莎士比亚崇拜者来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无疑是接受诗人的最佳途径，英国19世纪“畔”派诗人华兹华斯说：“用这把钥匙，莎士比亚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十四行诗，又称“商籁体”，发源于意大利，流行于十四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陆。其语句整齐、短小精悍、格律严谨、富于音乐效果，内容多以歌咏爱情为主。16世纪中叶传入英国，不久便风行于英国诗坛。莎士比亚是英国十四行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打破原有诗体的惯例，独树一帜，被称为“莎体”。《十四行诗》以吟咏 缠锦悱恻、坚定执著的爱的爱情为主，被誉为“爱情圣经”，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他的戏剧一样，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永恒爱藏。在这里，爱情的魔力于诗人瑰丽的想象中发酵，他时而欢愉，时而忧伤，时而嫉妒，时而开朗，时而沉思，时而失望。诗人的感情凝聚在对一系列事物的歌颂、咏叹和抨击之中。通过对友谊和爱情的歌颂，诗人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生活最高准则：真、善、美，和这三者的结合，并向世人宣称，他将永远歌颂真善美，永远歌颂这三者的结合！我的不列颠，你应该为胜利欢呼，整个欧洲也应该向他致敬；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本·琼生（莎士比亚同期的剧作家、诗人）我们找不到一位比他更优美的诗人；他的诗神缪期充溢着优美的构思，并且像他本人一样，英勇豪迈地呐喊着。——诗人爱德蒙·斯宾塞我们再次强调，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应该当成诗歌来读，而不是一个既不完美又怎么合情合理的侦探故事。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些诗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著者桑普逊莎士比亚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马克思

有人说我很幽默，不敢当。我不懂什么是幽默。假如一定问我，我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我跟谁都说得来，可是他得愿意跟我说；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我不教训别人，也不听别人的教训。幽默，据我这么想，不是嬉皮笑脸，死不要鼻子。 一些印象（节选）、非正式的公园、趵突泉的欣赏、小麻雀、落花生、春风、小动物们、小动物们（鸽）续……本书收录了当代著名作家老舍的散文经典作品数篇，这些散文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精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充分显示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及其独到的写作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及可读性，非常值得欣赏。（附CD光盘一张）

序怎一个痴字了得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形者，暂聚之躯体也：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英名也。《红楼梦》亦然，曹公雪芹亦然。《红楼梦》，可说凝聚了曹雪芹全部的智慧与心血，也可说熔铸了他整个的生命！“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中滋味，谁人能解？其间甘苦，谁人能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千古一痴人耳。然后世之人，亦不乏痴者。王士超，其一解味人也。王公讳士超，山东阳谷人。喜诗词，善戏曲，尤痴于《红楼梦》。曾不解“三水西红”为何公情独钟于“红楼”？答曰：“‘三国’是谋略、‘水浒’是义气、‘西游’是梦幻，而‘红楼’是人生。”为了红楼，公可谓弹精竭虑，十数年如一日，苦解其中味。戊寅岁终，天寒夜长，风气萧索，草本黄落，公驾鹤仙去，卒于红学研究之案牍前。用生命完结的作品是历久而弥珍的，好像敦煌那满窟的千年壁画。某一冬日黄昏整理书橱，斜阳余韵中，恰见老人家的遗作，拭尘展卷，不禁思如泉涌，想公生性淡薄，不求闻达，无意富贵，痴于红楼十数年。其中滋味，又有谁人能解？其间甘苦，又有谁人能知？感其精神，叹其毅力，故重理文字，核查典故，撷英补遗，又寻来清代及民国年间红楼插图百余幅，请专业人士精心设计，遂成此书。特以慰亡者之灵，宽后人之情，并望养读者之目。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是耶？非耶？真耶？幻耶？天何如是之苍苍兮，乘玉虬以游乎穹隆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驾瑶象以降乎泉壤耶？言有穷而愤不可终，汝其知耶？汝其不知耶？呜呼哀哉！尚飨。癸未年夏于青禾田

《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是林语堂旅美专事创作后的第一部书，也是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再获成功的又一英文作品。该书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四十余次，并为十余种文字所翻译。林语堂在书中谈了庄子的淡泊，赞了陶渊明的闲适，诵了《归去来辞》，讲了《圣经》的故事，以及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林语堂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笔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最活跃生动、最具现实性、最生活化的主要人物，曹雪芹在她身上倾注的笔墨和心力一点不比第一主人公贾宝玉来得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王熙凤，《红楼梦》的魅力将会减少近一半。曹雪芹的这份非常匠心以及由此而得的这个鲜活夺目的形象，让历代的研究者为之萦心、感叹，沉醉不已。本书所收录的是历代研究王熙凤的代表性观点，共析为二十个类目。红楼人物王熙凤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从她产生之日起，就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尽管存在着研究形式的不同、思想观念的分歧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但都是力图更深刻地解读这个人物。曹雪芹对王熙凤形象的深刻体察和非凡创造，注定了对她的解读是一个长期的、不断丰富发展而且充满挑战的魅力之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卷所收录的是历代研究王熙凤的代表性观点，共析为二十个类目。每个类目下的录入顺序，一般以早期评点者在前，且大致以评点的先后顺序录入，而不按所据资料的出版顺序编排；民国以后的研究资料则严格按照出版的时间顺序收录。

许多作家都曾宣称，说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如果有人由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那完全是一种巧合。但这纯属“外交辞令”，为的是避免人事纠纷、甚至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事实上，没有一部成功的作品，它的主人公是毫无现实依据、纯粹空想出来的，即使像安徒生的著名童话《夜莺》，也有它现实的影子。本书选择的数十部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通过文学史和作家传记的研究，考察其主人公的现实原型，有的是作家的情人，有的是作家的朋友，有的是作家的亲属，有的是历史人物，都因为某种原因，使和家将他们作为自己创作的原型。文章细致地描述了这些人物，如何进入作家的生活和视野，让作家通过构思，使他们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不朽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