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中国学人本身是20世纪中国的产物，它根源于中国现代学术独立意识的产生，并随着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艰苦历程而进化和发展着。而这些现代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以“言志”和“缘情”方式所留的诗篇，也就为《20世纪中国学之诗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可略分为远、近二源。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整体之一有机部分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这是由于学人本身作为“读书人”或“大学者”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文字、意象与学理予以深入解读、梳理，不仅可以直接还原、钩沉出他们隐蔽在“冷僻故实”与“寄托遥深”背后的精神世界，而且更可由此而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公务员，习闻而暧昧的名号。自1912年迄1926年，它分明是鲁迅的身份标签。身为公职人员，鲁迅之南京，继而进北京，任教育部佥事，并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消磨了他归国后的过半光阴。鲁迅为什么要做“官人”，他在教育部办了哪些重量级的公事，他何以久任不迁，公余时间忙些什么，又是因为什么最终成了“门外汉”？《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力求勾勒鲁迅公务员生涯的大势，搜罗并抟聚相关细节，借此或可增进对鲁迅深沉文字乃至人生的解读。

俞平伯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红楼梦辨》于1923年初版，50年代初增订再版时改名《红楼梦研究》，是该派的代表作之一。在1954年的“红学大批判”运动中，俞平伯及其著作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也使他家喻户晓、扬名海内外。本书收集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外最重要的红学作品，《读＜红楼梦＞随笔》写于大批判前夕，曾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但从未出过单行本，《乐知儿语说＜红楼＞》、《“旧时月色”》等文则是他历尽劫难之后晚年的总结性成果。作者谈红楼梦，以小见大，深入浅出，既有扎实的考证，又有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点评，不愧为一代红学研究的范本。

《后革命的转移》以王蒙、张贤亮、北村、韩少功、《受活》、《白鹿原》等一批作家、作品为个案，考察了一个世纪以来革命话语之中的文学。从阶级的范畴到市场、现代性、全球化，作者描述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变迁，勾勒出文学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到新启蒙话语、后革命的话语的演变线索。全书将对理论的借重与作家、作品分析以及文学史的线索梳理融为一体。

无疑是中国鲁迅学史上首部系统、深入论述鲁迅与先秦文化深层关系的专著。不仅集以前这一课题研究之大战，而且整体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把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相应地推动了系统性的鲁迅文化思想研究，为进一步准确理解鲁迅的文化战略，思维方式，艺术特征以及《故事新编》等具体作品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开拓了又一令人神往、大可开发的思维空间。作者知识面很广，对先秦文化典籍功底深厚，对西方现象学、解释学也有独到的领悟。论著结构宏大，论述清晰，文笔畅达，应属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上乘之作。本书前言把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确立为研究的专题，这在鲁迅研究中实属首创，这个论题对研究者的学术能力具有巨大的挑战性。它要求研究者至少要同时具备两个方面的知识准备，一是熟悉鲁迅的文本，并且对鲁迅的思想、创作、学术研究有总体的把握；二是必须熟悉先秦文化典籍，尤其是那些与鲁迅关系较为密切的典籍，不只是泛泛地了解，而是要深切理解其中的要义。这还不够，对研究者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是，他必须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才能够把握到鲁迅与先秦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而是需要研究者运用“深度解读”的能力将其重建出来。一个初涉鲁迅研究领域的年青学子，一开手就扛下这么重大的一个学术课题，会不会折戟沉舟，无功而返呢？着实让人为他捏了一把汗。直到他把洋洋三十万言的博士论文打印稿交到我手上，这种担心才算完结。这篇论文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思虑周全，结构严谨；持论公允，有理有据；时有创见，颇具深度；文笔练达，从容不迫。最为可贵的是它的创见，许多观点新颖独到，但却非有意标新立异，而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没有沾染时下追新骛奇的浮华学风，硬着头皮撑出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场面。一路读来，惊喜不断。比如导言中提出鲁迅思想中存在着一个“复古”的维面，往往为人所忽视，这对鲁迅思想研究不失为一种提醒。第一章当中对鲁迅文化思想的」总体概述，指出鲁迅文化思想的终极母题是中国民族的现代“新生”，进而把鲁迅的文化哲学、文化批判、文化战略连贯为一个内在统一的结构整体，对鲁迅文化思想的研究是一种深化。另外，关于先秦文化的“双重开端性”意义以及它在现代历史处境中的“再开端”的思辨，也不乏机趣。第二章当中对鲁迅神话学思想的梳理，对鲁迅《故事新编冲取材先秦神话的三个短篇的解读，很值得关注。第三章论述鲁迅与先秦思想的关系，是全文最有份量的部分。鲁迅对孔孟的批判早有人论及，本文的独到之处是将鲁迅批判孔孟的具体针对面—一指明，这种深入细微的探究，是不多见的。在论述鲁迅与老庄的关系时，正确地估量到鲁迅与老庄关系的复杂性，最精彩之处是揭示鲁迅对庄子思想自由境界的暗中汲取，同时又辨明庄子“情态自由”与鲁迅“意志自由”的根本区别。鲁迅对墨子的思想和人格都有强烈的认同和自觉的发扬。这个事实已为鲁迅学界所共知，但是究竟墨子的哪些具体思想为鲁迅所汲取？多数论者语焉不详。本文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它令人信服地证明：鲁迅之“诚爱”对应于墨子之“兼爱”，鲁迅之“抗强”对应于墨子之“非攻”，是汲取也是升华。最难把握的是鲁迅与韩非的关系，鲁迅很少提到韩非，他的思想中也看不出韩非思想观点的影响痕迹，然而鲁迅却曾明言中过韩非思想的“毒”，这该如何解释呢？本文没有轻易绕开这个问题，也没有敷衍了事，而是切切实实地追问韩非之“毒”究竟意味着什么。答案是新颖，也是可信的：鲁迅没有受到韩非具体思想观点的影响，但却受到韩非“明于知人心”的思想方式和雄辩犀利的文章风格的影响，此即韩非之“毒”的确切内涵。这是迄今对这个问题最有说服力的解答。本文的第四章论述鲁迅与先秦文学的关系，份量仅次于前一章。这一章里所揭示的鲁迅对先秦文学史的研究成果，鲁迅对庄子散文“师心使气”诗学境界和屈原“发愤抒情”传统的自觉发扬，以及先秦寓言的艺术思维原理在鲁迅创作中的表现，凡此种种，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有些论题是首次提出，前人不曾思及。本文的最后一章是对《故事新编》的解读。从先秦文化的角度切入《故事新编》研究，亦属首创，由此带来的结果也是富有启示性的。本文提出《故事新编》是对先秦文化的整体隐喻，其中关于《故事新编》三个人物谱系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是颇为精彩的。本文进而珠故事新编》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做了别出心裁的解释。关于《故事新编》的体裁归属问题，本文提出最恰切的名称应是“文化寓言小说”。关于“油滑”叙事和“古今杂读”问题，也都在新视角的观照下翻出了新境。

岁月在不经意间从身边划过，在每个匆忙的身影背后，父亲关爱的目光越来越远，母亲熟悉的话语渐渐淡忘，在你身心疲惫的时候，驻足下来，读一读书中的温情故事，你会有感动的心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天下父母之爱，其实都在一针一线、一封家书、一件小事之中。母爱是温暖的外衣，时时关爱着你的身体；父爱是贴身的背心，刻刻包围着你的心。父爱母爱是你身上的两重衣，无时无刻不围绕着你的前后，无论你远隔千山万水，还是在天涯海角，父爱母爱都在你身上紧紧缠绕。成长中那些不同的经历，折射出相同的关爱。普通人的故事里，父爱母爱是一样的伟大。本书中所精选的一个个温暖心灵的亲情故事，是每个人对父爱母爱的深情回忆。你能感受浓浓的亲情、对父母的深深谢意、对父母的愧疚，或者有太多来不及说的话……为你成长付出代价的是，父母悄悄变白的黑发和日益苍老的面庞。不是每个人都有幸及时听到他们安慰和鼓励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能时时有他们陪在身边。不要让还未实现的报答成为遗憾。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我的母亲》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贾平凹《关于父子》而有一天，她的羽衣不见了，她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她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张晓风《母亲的羽衣》在那一刹那里，我才发现，原来，原来世间的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和容易满足的啊！在那一刹那里，我不禁流下泪来。

中篇散文《故乡在晚风中》之所以感人至深，我以为是巴一他巧妙而自然选择一个童年的视角，以一个孩子纯真的眼睛去看一个黑白颠倒的混纯世界，那种童心的战栗和无辜的戕害，读之更是令人心悸。有人说，研究一个人的童年，有助于准确地描绘这个人的形象；研究一个民族的童年，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一个民族的精神方向，我们曾经是一个精神被扭曲而失落的民族，我们曾经找不到精神前行行方向。并且我们有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巴一这部散文恰恰以此作为切入点，深入地开掘，以故乡小镇与乡村的底层农民的苦难生活为蓝本，将笔触深入到民族的精神的皱褶，在描述这种民族精神被扭曲的同时，又向读者推出了皖西北小镇赵庙的三个“街魂”——张赔衣，劳壮，疯老婆——他们是作为“另类人”而存在于那个疯狂的年代。表面上他们一疯一傻一残（疾），然而他们似乎是超越那个时代的独立存在，在所有的人群中，他们是活得最为真实的三个人。正是因了他们的真实，思想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行为的真实，与那个年代整体的虚假和民众的“集体无意识”构成反差，才被“街上”人视为“另类”，是“疯子傻子”，从而充当了那些“正常人”的笑料与把柄。与此同时，他们也释放了人们对苦难的负荷，并从这苦难中咀嚼出一丝丝的快乐来；尽管这快乐是苦涩的。恰恰是这一点，这三个“另类人”成了乡村集镇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俟他们相继离去，“无人不为之唏噱叹息，同时，那语气里充满着对他们的无奈和同情”。

《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作者王佐良先生是我国20世纪的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比较文学是其中之一。本论文集精选了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中的8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了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深入细致，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本书收录的作家，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专集里收录的文章都是专家学者们对他们和他们的代表作品的评价，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们成功的一面，也指出他们的不足。

本书分拉萨篇、记事篇、人物篇、漫游篇、思考篇等，以一个资深记者的眼光，真实而又生动地讲述了拉萨的发展和变化；记录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坐床和甘丹寺修复过程，对光彩事业在西藏的起步、救助雪灾等等都有详细记载；同时还介绍了《西藏风云》的导演翟俊杰、女登山家贵桑等人物，并有川藏公路、日喀则、阿里等地的见闻。全书图文并茂，引人入胜，有些篇章读来如身临其境，实为一本了解西藏、神游西藏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