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中国的民族性，框框看法在外国人眼中，就出现了所谓“邪恶的东方人”；在中国人眼中，就出现了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其实东方人中国人固然邪恶丑陋，但是，不看三个臭皮匠而看看一个诸葛亮，你也会发现不同的视野与光明面，而诸葛亮的举手投足、光风霁月，也正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你不能也无法抹杀他。中国民族性中固然有丑陋的一面，但以偏概全式的处理，却涉及这种作者的人格与学格的问题，虽然完全符合他的风格。令人惊异的是，这种作者口口声声所谓的“丑陋的中国人”，事实上，他真的肤尝身受过，却还无耻地想认他们父子做“孺慕”的对象，以“热情忠厚”“一代英雄”之颂，备加赞美呢！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自己的怯懦垫背，这种行径是要谴责的；这种劣作，是要拆穿的。<

大帅哥布莱德•彼特领衔主演的《特洛伊》是否唤起了你对古希腊文明的无限神往？古希腊人应有尽有。他们敢爱敢恨，纵情生活，听从内心的热望，并创造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受人尊崇的社会。时至今日，古希腊人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仍然令人心醉神迷。本书将为你讲述那些最著名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并为您昭示如何将古希腊人的激情与卓越注入您的日常生活，善用古希腊智慧的八大支柱：人本主义、追求卓越、处世中庸、自知之明、理性主义、永远好奇、热爱自由、个人主义。书中以鲜活的事例见证这些指导原则，这些事例取自古希腊历史与神话的丰厚遗产，包括英雄的传奇，历险、探索、自我发掘与个人的胜利。

本书从宏观着眼，对八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理论思考和文学实践过程中所表现的诸多特征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我们处于一个特定的第三世界社会中，因而文学批评的文化身份的语义复杂，这种复杂的身份是文学批评的历史见证。这个历史见证也可以看出今日文学批评的真面目。全书逻辑严谨、立论新颖、态度鲜明、视野开阔，在某些方面推陈出新。总体而言，该著作能够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思考起到促进作用。

一位饱经风霜的“半文盲”老人，透支生命，用“三担牛粪六粪箕，两只蛤蟆八条腿”的笔法写成此书，旨在献给公务员、厂长、经理、老师、学生、自由职业者、求职者、老知青、残疾人、吸毒者、劳改犯等等社会各阶层读者……写老知识青年在农村受教育十年后，回城三十年遇到的甜、酸、苦、辣，在这种情况下变日成人，有助于现代青年，了解历史，珍惜现实。

海外的华人通常通过他们的节俭、勤劳与智慧发家致富，但是在欧洲与美国，他们常常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返身回来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已阻碍他们融入到他们生活的国家之中。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这些普遍的标志是：专注自己的事业，不寻求政治保护、平常心，善意的幽默、对个人关系的极端重视。他们仍然个性十足；他们可能富有也可能不富有，但是他们喜欢那种生活状态。他们相信一切文明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尊的个体而生存，人们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并追求他们的各种目标。<

作者在本书中指出心灵化批评是文艺批评思维的特殊性。作者首先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与西方传统文学批评的差异，接着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了心灵化批评的发生渊源。同时，作者把文学批评的思维系统放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系统中考察，着重分析了社会思潮演变、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的主体对心灵化批评的影响结果。全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套丛书的选题及其个人化展开，究竟是否触摸到了文艺学前沿，甚或积极推进了学术前沿的有效延伸，最终可能并不在于作者的初衷，也不会取决于主编的表白，而只能由睿智的读者来评说。

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系先父周作人所写，丰子恺先生为作插图，尤可宝贵。钟叔河先生三十年前即曾与先父有书信交往，结下文字之缘，为杂事诗作笺释准备以久，对诗中涉及的旧时风俗名物，不辞辛劳，多方考究。现笺释已经脱稿，即将付梓，不仅叔河先生凤愿得偿，民俗学和儿童学亦从此增加一可靠的研究资料，至可喜也。九零年五月，周丰一。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自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赤心为民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去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须乎尊贵的虚饰。<

暂缺简介...

我曾应美国一书局邀请写这篇个人传略，因为藉此可得有机会以分析我自己，所以我很喜欢的答应了。从一方面着想，这是为我的多过于为人的；一个人要自知其思想和经验究竟是怎样的，最好不过是拿起纸笔一一写下来。从另一方面着想，自传不过是一篇自己所写的扩大的碑铭而已。中国文人，自陶渊明之《五柳先生传》始，常好自写传略，藉以遣兴。如果这一路的文章涵有乖巧的幽默，和相当的“自知之明”，对于别人确是一种可喜可乐的读品。我以为这样说法，很足以解释现代西洋文坛自传之风气。作自传者不必一定是夜郎自大的自我主义者，也不一定是自尊过甚的，写自传的意义只是作者为对于自己的诚实计而已。如果他恪守这一原则，当能常令他人觉得有趣，而不至感到作者的生命是比其同人较为重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