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是在看了老舍先生的小说与戏剧之后，熟悉了他的幽默风格。文学评论家也是从他的小说与戏剧中，分析论证得出他的文学创作独具幽默风格。他的幽默让人发出的笑，是使人感到温暖的笑，或是先笑后悲的含泪的笑。这样的笑不同于尖刻讽刺的讥笑与冷笑，不同于耍贫嘴的嘻笑，也不是小丑的滑稽逗笑。这九位画家的插图，在创作的时间上，延续了六十年，可每一幅的构图极简练奇巧，无论单线白描，墨色勾勒，渲染或木刻线知都极见功力。尤其在人物刻画上独具匠心，与流行的欧美式，日韩式，港台式的漫画人物绝不雷同，都自成一家，是咱们民族气派的人物造型。每一幅图都准确地把握，充分表现了老舍先生诗与文里的幽默内涵。这些插图既写实传神，又夸张好笑，它们的表现力、感染力，使这本书图文并茂，相映成趣，引人思考。现在出版的这本《老舍幽默诗文集》中的作品是从《老舍文集》中挑选的，有短篇小说、诗、散文、杂文、书信、创作经验与文论，共一百六十一篇。除了几篇短篇小说是想象虚拟的以外，其余的短文、小诗，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都是老舍对当时社会时事，人事和自己处境的有感而发，写出真实生活中的幽默，写出老舍和平常人一样的可笑心态，使人感到可乐，亲切。

《白居易资料汇编》是作者浏览有关白居易诗的评论和记述的资料。从中唐到清末大约有二百种的著作中，辑录出九百多条，汇集在一起，以免读者搜查和翻检之劳。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在一千多年来得到了多少人的肯定或否定，及肯定或否定的理由。

本书收入作者1924－1925年间的作品7篇，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困境，流露了忧郁、迷茫的情绪，展露了作者激愤与痛苦的心灵世界。<

本书收录的文稿是从发表的数百篇稿件中选辑的，包括了我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依据体斧正，将之分成四部分：言论、通讯、事迹报告、诗歌。这些文字，法这是文海拾贝，串成珠链。文笔粗浅，事有广深，力所不逮，当请雅正。

文学艺术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在上层建筑的各层次中，文学艺术立足于最高的层次，是上层建筑的上层，是人类文化中最珍贵、瑰丽，同时也是最娇嫩脆弱的部分。文学艺术是人们内心深处感情素质最纯净的结晶的直接表现形式。它表现一个活着的人全部机体中最富于生命力的中心。即使在衣食条件比较困难的原始社会，文学（口头的）和艺术活动不仅已经萌芽，而且有相当广泛的发展。原始人类是富于文学艺术才能的。人类在远远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科学才能之前，已经显示出这样了不起的文学艺术才能。这件事值得我们深思。有些理论家认为文学艺术是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产物，是理想对现实的反抗；文学艺术家在一定意义上是现实社会的对抗者、叛逆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永远不能调和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现实社会之间矛盾冲突也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一旦解决了，世界上就无从产生文学艺术。这种议论听起来很古怪，而且很陈腐，好像今天已经没有人这样想，这样说。其实不然。现实与理想永恒矛盾论今天还是有市场的。这就是我们文坛上有时出现消极意义十分明显，破坏作用相当大的不良作品的理由之一。当我们强调“文学是艺术”时，我们并不赞成现实与理想永远矛盾论。恰恰相反，我们坚决反对所谓理想与现实永远矛盾，或个人与集体永远矛盾是文学艺术创作激情的源泉这种过时的错误的观点。关键在于立场。先要明确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理想”。如果是反动派掌政权的社会，这样的现实和文学艺术的崇高理想发生矛盾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不可能轻易解决。因为这种矛盾的实质是反动政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文学艺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和反动派作斗争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如果是科学社会主义领导下的正确政治路线引起某些个人主义文学家艺术家自私自利的反抗，这是正确的现实和不正确的“理想”之间的矛盾，也是对抗性的矛盾，不能以妥协的方式解决。这种文学家艺术家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早晚要遭到人民大众的唾弃。人民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结论的主要依据。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下，态度纯正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可能对某些现实问题不满。政治所要解决的是密切结合一时一地的具体条件的实际问题，不能不受时间地点条件的局限，不能和文学艺术一样，主要从思想感情的宏观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政治和文学艺术的看法有时不免发生差异。差异就是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能用对抗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因为在正确的思想意识领导下，政治和文学艺术有共同基本立场，共同的语言，那就是大家都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工作。必须声明，我们在这儿提出“文学是艺术”这个命题，并加以分析论述，绝对不是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个人主义文学辩护，不是为“象牙之塔”中的唯美主义文学家辩护；具体说，不为法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巴尔拿斯派，以及紧接着巴尔拿斯而兴起的象征主义诗歌的唯美倾向辩护；当然更不是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停火）之后，像雨后春笋般大量产生的抽象诗歌，虚无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辩护；绝对不为当今世界上，不论西方或东方不断出现的新式象牙之塔辩护。我知道即使在世界文学信息不甚灵通的我国，替文学艺术的新式象牙之塔辩护的，也不乏其人，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提出“文学是艺术”这个命题，恰恰是为了反对他们，而不是为了替他们辩护。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不妨把各自的理由都摆出来，但是要用明确清晰的语言，光明磊落的态度。我在这儿提出“文学是艺术”这个既是平淡无奇的老生常谈，又是十分重要的观点，并不是认为政治不能干预文学，也不认为政治不能向文学提出有益人民事业的要求。有价值的文学既然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宗旨，所以政治向它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要求时，它没有拒绝的理由。人格高尚的文学家既然把自己看成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政治要求他完成一件有益人民大众的具体任务，哪怕是极小的任务，对于他也是光荣的。有才能的文学家的最重要使命当然在于创作流芳百世的不朽巨著，可是为人民的事业完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具体小事，比方写一篇有关宣传某项新政策的小小报道，也是义不容辞的。一句话，为了人民的事业，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政治指挥文学，但是必须理解文学是艺术这个客观事实，必须按照文学作为艺术的客，观规律去干预文学，而不是把文学看作一般的意识形态，比方报刊上一般的评论，然后对它发号施令。这些年来我们掌握了经济事务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为什么不能深入研究文学这门艺术的本身规律，然后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办事，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很可能也会大大繁荣兴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都会陆续产生。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它本身究竟有怎样的规律？关于艺术本身规律的研究是美学范围内的课题。我对美学缺乏系统研究，只能凭常识讲几点肤浅的意见，谨供参考。一个人人皆知的美学规律就是：艺术必须不断创新。创新是艺术创作最基本的规律。这个道理既然人人皆知，这儿不必细说了。下面只谈两个问题：（一）创作心理；（二）艺术的感化力，也就是艺术的客观影响问题。文学家进行创作必须从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吸取养料。当时当地人民大众的生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是文艺创作主题和题材的来源。即使是象牙之塔也不能不托根于土地。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文艺创作不是把人民生活与斗争的各种现象依样画葫芦，搬到纸上，或者说，不是照葫芦画瓢。文艺创作的思想来源不是报上的社论，不是理论家们的洋洋大文，不是现成的人人皆知的一套大道理，而是经过作家内心消化和酝酿而成的创作的激情。这种激情是创作的直接素材。一位比利时的法语作家写了一本论文学翻译的书，其中颇有精辟的见解。他说你们不要瞧不起翻译，说什么：“Traductoretraditore．”（意大利语：翻译者就是背叛者）没有翻译根本不可能有文学创作。因为人的内心活动是根本不能用言语直接表达的，言语表达出来的内心状貌不过是一种翻译。所以说文学创作从“心”变成“言”就是翻译过程。老实说，这过程中不可能没有“背叛”，也就是说，不可能没有与原文多少有出入有差异之处。问题就在于艺术，神圣的艺术。艺术可以使翻译的结果比原件更美更高明。我们说：“文学是艺术”，文学自始至终是艺术，也就含包着这个意思。可是许多同志，一听说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一种翻译，恐怕会撅嘴，不相信，不服气。但是，事实确是如此，有什么办法呢？创作心理学认为作家内心的激情在高度热情的蒸腾下，融化成一种节奏，一种旋律。作家和作曲家一样，把内心旋律谱写成曲调，就成为作品，可见作家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思想情绪融化为创作的激情，再从激情中体验到音乐感（旋律），最后把音乐感用文字语言谱写成曲调，成为富于艺术性的作品，是经过多层次的辛勤劳动的。作品的形成不但要经过复杂艰苦的精神劳动，而且十件文学作品中，真正有强烈艺术魅力的成功之作不一定有一两件。不能把艺术创作看成写一般评论那样易如反掌。可以用春蚕吐丝比喻作家的创作过程。蚕把桑叶咬碎咽下肚子。在肚子里碎桑叶被消化成一种粘液，这种粘液通过细孔排出身外，遇到空气就凝结成丝。作家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也不是最甜蜜的地方，它们并不比别的地方更吸引人，然而在那些处所，土地最为朴实，最为卑谦，最平易近人，而且用最亲密、最熟习的语言，跟人说话。”（同上）人们总是这么深深地怀恋故乡，所以往往从故乡故土的缺点中找出优点，把平凡的事物说成不平凡，即使确实平凡，也仍然十分可爱：“这就是尚南一家生息所在的法国中部一省。土地平坦潮湿，昏睡不醒的小市镇，它在一条静止的运河的浑浊的水面，照出自己沉闷的面孔……”（同上）这条运河的出现，更加使人无法否认，尚南家的故居和罗兰家的故居，简直是用一个模子塑造的。“尚南家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家族的过去，在附近小镇上，一直可以回溯到十六世纪；因为，免不了有那么一位叔祖，毕生致力于编纂这一族默默无闻的、勤劳的小人物的世系表，他们祖先是一些农民、庄户、乡村手工匠，接着是文书，职员，乡村公证人，于是搬到县城安家……”（约，830）罗曼·罗兰的家族世系表，基本上和他小说中人物尚南的家谱如出一辙：“父系方面，有五代部当公证人：若望·巴谛斯特，雅克·弥昔儿，弥昔尔·雅克，爱弥尔·罗兰，我的父亲；此外还有外曾祖波尼亚，我祖母的父亲……”“母系方面，古洛家（吉尔）好几代都是种地的；接着，有四代铁匠，三代公证人。”（同上）公证人是政府任命的一种公职，可是同时，也像律师一样，是一种自由职业，父亲老了，可以将职位传给儿子，否则也可以拿业务执照作价出让给别人。公证人和律师不同，不替人打官司，可是替人订立契约，保管财产，执行遗嘱，等等。凡属契据，必须有公证人签字证明，否则不产生法律效果。公证人的职务主要建立在私人财产的保管与转让上，他们是资产者不可缺少的顾问和见证人。至于劳动人民，根本没有什么私人财产，所以用不着公证人。当小市镇上的小资产者日渐破落，成为汗流满额，才得糊口的工资生活者，同时，比较有钱的人家又纷纷迁居大城市，小市镇上的公证人势必生意清淡，门可罗雀了。罗兰一家终于和故乡告别，其实是向世代相传的公证人职务告别了。表面上好像个人自己决定去就，实际上是社会在变化、发展，大势所趋，不得不然。在未经发表的罗曼·罗兰的私人档案中，人们发现了一张很有意思的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向妈妈保证，尽我一切力量，准备投考高等工艺学校。”下面签名：罗曼·罗兰。从字迹上看，这张纸条大约写于他家迁到巴黎之后不久的日子里。这张条子说明许多问题。首先，它说明罗兰的母亲是多么盼望儿子考上巴黎有名的高工，以期日后获得工程师之类的比较高级的职位，改善全家的处境。尽管故乡在罗曼·罗兰的回忆中是那么值得怀恋，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却并不愉快。回忆录《内心旅程》第一章题为《鼠笼》。鼠笼，这就是他忧郁的童年生活的象征。他曾经是关在笼中的小老鼠。“我是囚犯！”这是他记忆所及的第一个人生印象。克拉木西有一种传说：法国国王弗朗沙一世跨进那儿的圣马丹教堂时，说：“好一个鼠笼！”《内心旅程》的作者承认：“我那时就生活在这个鼠笼中。”童年生活的“监狱”，据罗兰自己回忆，有三道围墙。第一道墙叫做“视觉印象”。孩子经常坐在故居的小院子里，三面是高墙或房屋，另一边是半人高的矮墙。墙外就是运河，墙脚已经泡在水里。……

《鲁迅报告》是“五四学术文丛”之一，收录了鲁迅先生的演讲辞和鲁迅研究专家的文章。 先生的演讲，介于文学、学术之间，且比杂文更为学界以外的青年和大众所接受。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可贵的口语化；显著的文风，丰博的知识，深沉的思想，有非凡的人格魅力。 严家炎、温儒敏、孙玉石、钱理群、陈平原等五先生的文章，视角独特、立论深刻，更为本书增色不少。这是一部思想性较强、文化品位很高的知识性读物。

《三国演义》是一部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古典文学名著。由于罗贯中在创作这部历史小说时，始终把握住历史的基本轮廓，因此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及主要的历史人物方面，都给读者以真实之感。同时，又因为作者站在以汉室为正统的立场，在人物及事件的刻画上依据作者的感情，充分运用了大量的遗闻逸事或民间传说予以“虚”的大胆塑造，从而成功地再现了三国时代群雄纷争的政治、军事场面和各领风骚的风云人物。清代著名史学家评价《三国演义》的创作是“七实三虚”。从文学的角度上看，正是这些“虚”的部分，给读者留下了正史所难以达到的影响。《三国演义》现在不仅风靡中国，而且已经风靡整个东方乃至全世界，影响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伦理、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并形成了有关《三国演义》的各种热点。为帮助读者了解《三国演义》与历史之间的种种渊源，弄清楚许多非历史真实的三国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依据古代典籍资料及当今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努力尝试用一种融知识性、趣味性的方式，对《三国演义》留给后人渴求寻觅的一些悬案，予以一一剖析。既力求为当今方兴未艾的《三国演义》文化热潮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又渴望将学术界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成果以通俗化的方式推介给广大群众，以起到一点正本清源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书是否实现了这一初衷，尚请读者指正。<

在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绝句在唐宋两代达到高峰，成为后世楷模，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内容丰富多彩，意境清新悠远，风格变化莫测，艺术审美价值极高。绝句在宋诗中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造诣也极高。应该说，宋代绝句独具艺术风格，诵读之后，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它的浓郁的诗情面意和感人的艺术魅力。杨鸿儒，1927年出生于四川邛崃县。著名学者、教授。早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1950年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旋调高等院校执教30余年。80年代调至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出版《修辞知识》，《当代中国修辞学》等学术专著近10部。已被收入《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词典》、《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词典》、《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词典》和美国《世界名人录》等等。这本书是上一本《唐代绝句评译》的姊妹篇，也是“金玉小丛书”的家庭成员。本书所选诗篇，语言流畅，音韵谐美，琅琅上口，宜于吟咏。力求注重思想内容健康，艺术品位高尚，艺术魅力充沛的作品。本书的“今译”部分，遵从“信、达、雅”三字原则，而以达意为主，旨在发其内蕴，疏其意脉，帮助读者由浅入深地领会原作精神。但是，应该指出：艺术的再现何尝不是一种再创造？关于“评析”方面，本书不作全面而泛泛的评论，不拘一孔之见，从多角度多方位去考察。对学术研究，点到为止，不作展开。力求抓住特点，要言不繁，弄清诗意，剖析艺术手法，风格特点，领略诗味，欣赏艺术。

池田大作先生1928年生于东京，是国际著名的宗教活动家，世界和平运动的领袖，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并以著书、摄影、诗歌、演讲等形式将自己的思想及主张广为传播，是世界知名的和平人士。池田大作先生是日本东方哲学研究所、民主音乐协会、富士美术馆、创价学会的创始人。为世界和平事业，池田大作先生远涉重洋，历访50多个国家，先后获得“联合国和平奖”、“联合国荣誉表彰”、“桂冠诗人”等荣誉称号，也先后被世界100多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及名誉教授称号，被世界100多个城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他曾与世界各国的著名科学家、作家、政治家和文化人“对谈”，尤以与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对谈录《21世纪的对话》最为著名。池田大作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人的革命》、《展望21世纪对话录》、《21世纪警钟》、《第三座虹之桥》、《我的人学》、《探索一个灿烂的世纪》。季羡林（1911．8．6-）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蒋忠新，先生（1942年2月15日：2002年10月7日），上海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的梵文学家。蒋忠新先生1960～1965年就学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毕业后，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工作。他毕生从事梵语文献研究和翻译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梵文学家。数十年来，锲而不舍，凭借自己深厚的梵文功底，发表译著、编注和学术论文20余种，为中国印度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梵语古抄本研究领域中，他是我国首屈一指的辨读考释专家。他先后读出和转写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旅顺博物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处所藏的多种梵文《妙法莲华经》和其他佛典抄本。他的第一部《妙法莲华经》转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发表后，受到国内外梵文学界的广泛赞扬和重视。季羡林先生赞誉这部转写本"具有在国际学术界扬国威的意义"。他以优异的学术成就于1990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由他发掘编定的该经贝叶复制本曾由中国政府隆重赠与尼泊尔王室。他还先后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1987年）、美国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1988年）和瑞士咯桑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化系（1994年）进行研究工作，？⑷味┕史鹧а芯克腿毡敬醇鄞笱Ч史鸾萄Ц叩妊芯克妊趸沟目妥芯吭薄Ｕ庑┭踅涣骰疃┐罅宋夜《妊а芯吭诠獾挠跋欤岣吡宋夜《妊а芯康墓实匚弧？为了把“战争与暴力的世纪”改变成“和平与共生的世纪”，“东方智慧”能够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围绕这个人类历史性的课题，日本著名作家、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和现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两位有识之士——国学泰斗季羡林及其弟子蒋忠新教授，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交谈。本书即为三位智者的智慧交锋之作。

从研究谋略故事着手，事理结合，夹叙夹议，力求给读者一些思维上的启迪与借鉴。评述每篇《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情节，都与真实的历史材料进行考证和对照，即分析这些故事中所含的兵法韬略，又从军事角度点评了它的文学艺术价值及特点。李炳彦，解放军报社高级编辑，专业技术少将。1978年6月调解放军报社军事部工作。曾被聘为国防大学、石家庄陆军学院（原参谋学院）兼职教授，被认为是我军国军事谋略学学科的奠基者，学科带头人。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军事统筹学会军事谋略研究中心主任，军事统筹学会全军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全军新闻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笪被嵛钡戎啊６懒ⅰ⒂肴撕献髦小度菩卤唷贰ⅰ侗胰薄贰ⅰ毒履甭匝А贰ⅰ端等せ叭薄贰ⅰ蹲莺徂沣亍贰ⅰ抖分堑难怠贰ⅰ堵≈行露浴贰ⅰ恫萋改薄返仁嗖孔ㄖＴ诒⒈硌趼畚慕倨诰谕庥泻芨叩闹龋饕醭晒咽杖胗⒐Ｇ糯笱舜侵行谋嗉霭娴拿寺肌？孙兢，1953年12月生，又名孙兢兢，河北大城人，1969年冬入伍，1974年2月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总参政治部干部。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参加过革命回忆录《走向征途》的整理工作，与人合著有《说三国·话权谋》、《纵横捭阖》、《军事谋略学》等专著，有数十篇文章发表于《解放军报》、《北京日报》、《收藏》等报刊。《中流》、《十月》、《经济日报》等新闻媒体介绍过其事迹。《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在描写军阀兼并的战争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上兵伐谋”的思想。作者在描写战争时，拓展开人物活动的广阔场面，把军事角逐的双方怎样利用政略、策略、经济、外交等手段，以及如何适情、适势、适事、适机、适时的用兵，巧妙地结合起来加以描绘，成功地写出了象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许多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精采战例。与此同时，书中还集中塑造了一大批以诸葛亮？淼纳窕钏愕娜宋铩Ｋ橇鲜氯缟瘢嗄鄙贫希顺镝♂ⅲ鍪でЮ铮疃琳咚嗳黄鹁础Ｊ橹兴湓谏偈胤接谩捌婷哦菁住薄ⅰ傲琢钡劝鼙世春嫱袖秩灸甭约业墓愦笊裢ê拖戎染酰Σ谎阼ぃ渚蟛糠只故敲栊此窃擞闷铀氐木卤缰しǎ嫌谑导实亟写丛煨缘乃嘉婊Ρ洹⑶墒┘颇钡木卤玖欤杂谖颐墙裉斓木耍晃藿杓庖濉？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军事史上，有两个比较光辉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诸侯割据、军阀争雄、天下大乱的时代。连年的战乱，破坏了生产，民生凋敝；但另一方面，则是旧秩序随之分崩离析，束缚人们头脑的某些传统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战争的实践迫切要求发展军事理论，同时也为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由此便造成了这两个时期军事学术思想上的繁荣。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混战中，产生了著名的《孙子》、《吴子》和《司马法》等军事著作。同样，在三国时期，也造就了曹操、诸葛亮等军事天才。曹操著的《孟德新书》虽无所考，但曹操第一个注《孙子》，以及诸葛亮著的《将苑》等兵家要书，都闪耀着千古不灭的光辉。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军阀争雄的战争角逐中，浪起滔翻，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能军治国的人才。象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吴起、管仲、乐毅、司马穰苴、孙膑等人，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周瑜、司马懿、陆逊等，都是风云际遇，大显身手，各自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史迹。《三国演义》在详细地记述魏、蜀、吴三方纵横捭阖、龙争虎斗的历史情形中，刻画了军事家们那种气壮山河、叱咤风云的英雄风貌，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这段军事斗争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诚然，《三国演义》是一部“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文学作品，但也不能不承认，这部文学作品所写的战？哉绞酰ビ敕烙⑹О苡氤晒σ约熬律系男槭灯嬲鹊龋旧鲜呛嫌诰驴蒲г蚝驼秸媛傻摹Ｐ矶嘈楣沟墓适拢纭安荽杓薄ⅰ翱粘羌啤钡鹊龋唤鲈谕贝梢哉业秸媸档挠白樱以诖饲昂笠材苷页鲇肫涫窒嗨频恼嚼？杉庑┬楣梗从谡秸睿指哂谡秸睿苌羁痰胤从衬承┱秸傅脊媛伞？《三国演义》的作者，还得心应手地将许多写在经史典籍上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进退攻守等方面的经验，写进了“演义”矛盾斗争的画面之中，这就更能帮助读者通过艺术形象，深入浅出地认识军事斗争的许多重要原则。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问世后，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人，都曾把此书当成指导作战的“玉帐唯一之秘本”（黄摩西《小说小话》），清朝统治者也以此书来教导他们的将军。清朝刘銮在《五石瓠》中写道：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污蔑太平天国革命的《贼情汇纂》中也提到：“‘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可见，《三国演义》这部文学作品在军事领域里的影响之深和作用之大。这本论文集，正是笔者借助身着戎衣之便，通过分析作品中描述的“伐谋”、“伐交”等军事斗争故事，来探讨《三国演义》的军事价值，论说谋略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及某些规律，目的在于能给读者留下一点施计用谋的启示，同时使我们自己也从中得到一些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