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的文章意趣无穷，他能把本是严肃的论文的题材写得酒脱随便，使之充满了情趣；他能把那些易牵动情肠的内容写得非常“克制”，却同样传达着浓郁的情怀。在散文领域，他不试图作惊人的突破，但实际上却作了某种超越。他练就了一种本领，情感中包藏着有资料价值的物与事，在写人叙事时，恰当的揉进去自己的情绪与感触。吴泰昌，1938年出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落地即随母赴南昌市战时江西儿童保育院。1946年回家乡，1955年由当涂中学考入北京中国语言文学系，1960年本科毕业，1964年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长期投身文艺报刊编辑工作，先后任《文艺报》、《河北文艺》、《人民文学》编辑，1984年至1998年担任《文艺报》副主编，现为《文艺报》顾问、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兼干事，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大从文学学会，冰心研究会副会长，《儿童文学》、《环球企业家》编委，《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顾问，南京师范在学，南昌大学兼职教授；已出版散文评论集十余种，其中，《艺文轶话》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在巴老百年华诞之际，非常高兴这本小书得以出版，献上一个读者，一个谛听过巴老教诲的文学界的晚辈对巴老的一片财崇敬和感激之情。由于工作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我和巴老有些接触，那年年代是巴老文学生涯中十分重要的时期，他以严肃的历史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历时8年，说心里话，说真话，完成了巨著的随想录。本书所记余的内容，主要依据我当年的记载，以及保存在自己头脑里的鲜活的记忆。

巴金（1904年11月——）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作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家》，译著《处女地》，随笔《随想录》，回忆录《巴金自述》等。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信最多、且书信存在量也最多的几位作家之一。据估计，他一生所写书信有7000封以上，但收入全集的仅2000封，大量的书信散佚。这对于研究者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本书收入《巴金全集·书信编》未收的佚简324封，起讫时间为1921年9月至1997年3月。这些新近被发现的书信对了解巴金思想、生活和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扬州学派概论》是一部全面阐述“扬州学派”的专着。对“扬州学派”的源流、界定、成因、成就作了科学概括与分析。资料丰富、阐幽索微、独步论苑，为当代论述“扬州学派”的代表性着作之一。

本书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悲剧，剧情讲述了雅典贵族泰门，由于乐善好施，许多人乘机前来骗取钱财，后来导致其倾家荡产，朋友们纷纷背他而去的悲剧。《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大约写于1607－1608年。雅典富有的贵族泰门慷慨好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阿谀奉承的“朋友”，无论穷人还是达官贵族都愿意成为他的随从和食客，以骗取他的钱财。泰门很快家产荡尽，负债累累。那些受惠于他的“朋友们”马上与他断绝了来往，债主们却无情地逼他还债。泰门发现同胞们的忘恩负义和贪婪后，变成了一个愤世者。他宣布再举行一次宴会，请来了过去的常客和社会名流。这些人误以为泰门原来是装穷来考验他们的忠诚，蜂拥而至，虚情假意地向泰门表白自己。泰门揭开盖子，把盘子里的热水泼在客人的脸上和身上，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从此，泰门离开了他再也不能忍受的城市，躲进荒凉的洞穴，以树根充饥，过起野兽般的生活。有一天他在挖树根时发现了一堆金子，他把金子发给过路的穷人、妓女和窃贼。在他看来，虚伪的“朋友”比窃贼更坏，他恶毒地诅咒人类和黄金，最后在绝望中孤独地死去。 莎士比亚是英国诗人、剧作家，也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家。根据英格兰中部沃里克郡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镇圣三一教堂的教区档案记载，莎士比亚的出生洗礼日是1564年4月26日。他逝世于1616年，享年52岁。一般认为他的生日和他的死亡日期都是4月23日。　莎士比亚的故乡是一个景色十分优美的小镇。他的父亲是一个皮革商人。埃文河畔有一所很好的文法学校，现在这所学校依然存在，莎士比亚曾在这里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并接触了罗马诗人维吉尔、贺拉斯，特别是奥维德等人的古典作品，以及普鲁图斯和泰伦斯的剧作，也读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陆一些作家的剧作。虽然莎士比亚没上过大学，也算不上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但是按他那个时代的标准，他已称得上博览群书了。1584年到1592年他在伦敦写剧本，可能是某个巡回剧团的成员，并很快成为当时招人妒忌的著名戏剧家。1594年他成为内务大臣剧团的演员、剧作家，并担任过一些次要角色，如《哈姆莱特》中的鬼魂。1599年他成为寰球剧院的合伙人。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后，内务大臣剧团正式改为国王剧团，经常为宫廷演出。1611年他回到斯特拉福德镇，死后于1616年4月25日，葬于当地的教堂里。　流传下来的莎士比亚戏剧共37部。历史剧的代表作是《亨利四世》，剧中人物福斯塔夫已成为世界文学创作中一个最完美、最深刻的喜剧形象。《无事生非》和《第十二夜》代表了他喜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和《麦克白》是有口皆碑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最后他写的《暴风雨》等传奇剧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美丽、宽容、和解的幻想世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生说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永远”。　《雅典的泰门》大约写于1607年至1608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悲剧，从风格上看与《李尔王》有相似之处。该剧没有留下任何演出记录，可能在当时没有上演，所以直到1623年才根据作者不完整的手稿收入他朋友为他编的戏剧全集对开本。由于戏剧结构不太完整，前后情节连接不够紧密，人物趋向概念化，故事缺乏高潮等原因，多数评论家猜测该剧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尽管如此，《雅典的泰门》还是具有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刻性，它对人类的贪婪和忘恩负义进行了最冷酷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与同时期的《科利奥兰纳斯》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与莎士比亚较早的几部悲剧相比，在《雅典的泰门》中，作家显得更悲观一些。在这部剧中情感与理智仍然在斗争，然而情感变得老朽、粗暴和卑鄙，理智变得自私和冷酷。由于泰门用激烈的言词批判了整个私有制社会，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剖析了金钱的本质，揭示了金钱对人的腐蚀作用，并预示了人日益加剧的异化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堕落和灾难，《雅典的泰门》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兴趣，并多次引用其中某些段落为他的理论作注脚。被人们引用得最多，也是最精彩的是泰门在倾家荡产、饱尝世态炎凉之后，对金子的作用发出诅咒的那段著名独白：“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4.3）　一般认为《雅典的泰门》的题材主要来源于希腊作家普鲁诺克（46？—125？）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此书有诺斯（North）的英译本，是莎士比亚所熟悉的，他的《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以及其他一些剧中的部分情节也取材于此。莎士比亚还可能参考了希腊讽刺作家琉善的散文作品《泰门，或厌世者》，或者在创作《雅典的泰门》之前读过一个关于泰门的旧剧。　作为戏剧，《雅典的泰门》并不成功，然而，在结构上《雅典的泰门》有其明显的特点和优点。除前后两场宴会形成鲜明对比外，针对社会的腐败和人的卑鄙行为，莎士比亚描绘了各不相同的三种愤世者，或者说面对人类丑恶行为的三种态度。（1）艾帕曼特斯是个典型的“性格乖僻的哲学家”，他的愤世嫉俗由来已久。他固执己见，拒绝承认人类的美德；他孤芳自赏，安于不幸之中，从不抱任何期望和幻想。他的愤世是他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2）泰门的愤世与他自身的遭遇有关，他对人类的悲观和绝望就像陷入泥潭不能自拔，他唯一的选择是诅咒金钱，诅咒人类。最后他远离人群，孤独地死去，摆脱了龌龊的人世，他是丧丧失了信心的理想主义者。（3）艾西巴第斯是个将官，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至少他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采取主动行动去惩罚罪恶。他给雅典人的是橄榄枝和宝剑，“战争孕育和平”。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泰门截然不同。在这三种态度中作者显然肯定了艾西巴第斯，遗憾的是悲剧的这一主题没有充分展开。　除艾帕曼特斯和艾西巴第斯外，泰门的管家弗莱维斯也是一个重要的陪衬人物，与泰门形成对比。金钱虽然主宰了雅典许多人的灵魂，但是在泰门的仆人们中却有一些正直善良的人，在主人走后依然恋恋不舍。弗莱维斯一开始就劝告泰门不要相信那些酒肉朋友，当泰门一怒之下离开雅典之后，他像肯特对待李尔一样，到处追寻主人的踪迹，为他服务，给他以爱，以固执的诚实来对待人类存在的渺茫现实。相比之下，泰门性格中的弱点也就一目了然了。　《雅典的泰门》以说教为主。泰门幻想的破灭和他的一系列行为构成了该剧的主题。早在第一幕，诗人就预言了泰门的败落。泰门正直、无私，不惜借出万贯家财来满足朋友的需求，可以说是高尚的；但他对社会一无所知，又听不进别人的忠告，花钱如流水，他的大方简直是挥霍无度；当终于倾家荡产时他反而认为是一种幸运，可以借此来考验一下自己的朋友，体味一下友谊的温暖，所以他又是非常愚蠢的，这同时也注定了他的毁灭。四幕三场标志着泰门性格的堕落。他认为：“在我们万恶的天性之中，一切都是歪曲偏斜的，一切都是奸邪淫恶。”所以他对那些坏蛋和恶人们比对体面的人和那些令人“尊重的”诗人、画师等更客气。他把金子分给那些公开向他索要的窃贼和娼妓，而对那些来向他谄媚并希望得到回报的人大加痛斥。当元老们到他的洞穴，谦卑地、诚心诚意地请他回雅典时，他仍然偏激地认为他们的动机与那些谄媚的人的动机没什么区别。　为了讽刺人的贪婪，在《雅典的泰门》中莎士比亚似乎故意用漫画手法把泰门所蔑视的人塑造成单一性格的人。人物形象格式化是《雅典的泰门》缺乏生动性的—个关键。诗人、画师和前几场戏中的一些吃赞助者都是典型的见利忘义、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而窃贼、娼妓、献媚的大？己褪晨偷戎诙嗝挥忻值娜宋锉惶媳昵┓直鸫砀髦种耙档娜耍导噬隙际巧缁嵘细髦掷嘈腿宋锏拇恚蛘吒髦痔袄纷炝车某橄蠡瘛Ｒ恍┢缆奂胰衔馐歉镁绲囊桓霾煌昝乐Α？　在莎士比亚的几大悲剧中，主人公都有发自内心的震颤，而在泰门的悲剧中没有《奥瑟罗》或《李尔王》中的亲情冲突，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感情冲突，没有《麦克白》中的道德冲突，也没有《裘力斯·凯撒》中为某种理想奋斗而产生出的激情。因此该剧缺乏引人入胜的戏剧性。泰门不需在爱情和责任中进行选择，他的忠诚没有受到任何压力的考验。他没有父母，没有子女，也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应该遵守的人际关系。开始泰门表现得极端慷慨，甚至是挥霍。他的愚蠢和荒唐比李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李尔的悲剧由于有其他人的因素卷入，愚蠢与幻想破灭之间的直接关系得到了缓解；而泰门的下场完全是他自己的愚蠢造成的，在找不到任何解脱的情况下他才走向另一个极端。虽然人们这样抛弃他是可恶的行为，但是由于没有任何人类亲情关系，该剧显得不那么生动可信，泰门也不像莎士比亚的其他悲剧人物那样引起观众的同情或敬畏，相反他是作为一种道德堕落的象征。这也是《雅典的泰门》在历史上几乎很少上演的一个原因。　在《雅典的泰门》中虽然可以听到绝望的呻吟，但是从悲剧的批判性和揭露性来看比《李尔王》却强烈得多。莎士比亚不仅对愤世的态度进行了最无情的剖析，同时也对人的贪婪和人性的堕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拒绝用同情的眼泪来平息这种愤怒，在揭露社会的冷酷无情时采用了辛辣的讽刺，而不是某种情感的宣泄。　为了帮助只熟悉现代英语的读者阅读和欣赏《雅典的泰门》，按行码顺序作了较详细的注释。本注释本承蒙裘克安先生细心审校与修改，也受到商务印书馆的同志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注释者：王丽莉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1997年12月31日

十年迷考据，赢得梦魇名，张爱玲红学的自我说明，还是“迷”“梦”“魇”的感性自谦，实则大可感性自傲，男性的政治索隐、史传考证，都得不出她的文学创见。本书集结了中国内地、台港地区及海外学者对张爱玲的讨论。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到《半生缘》，从散文随笔到《红楼梦》研究，张爱玲一生的文字事业，尽皆包括。杨泽，台湾省嘉义人，1954年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现任台湾省《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兼《人间副刊》主任。著有诗集三种，译作两种，另编有《从40年代到90年代——两岸三地华文小说研讨会论文集》等数种。1995年的秋天，张爱玲悄然逝于她在洛杉矶的小公寓中，距离她初临美国，整整是40年。昔日上海最璀璨的文学彗星，以她自己所选择的荒凉形式，告别繁华世界。张爱玲以她的生命，见证她的美学。张爱玲的创作已成绝响，而张爱？岬难芯坎鸥崭湛肌Ｋ芊畔隆督鹚恰贰ⅰ肚愠侵怠贰ⅰ栋肷怠罚克芡遣芷咔伞琢魉铡⒏鹞⒘？另一方面，张爱玲的心理征候、艺术性情以及政治选择，也成为她的读者不断思索、辩证的焦点。本书集结了中国内地、台港地区及海外学者对张爱玲的讨论。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到《半生缘》，从散文随笔到《红楼梦》研究，张爱玲一生的文字事业，尽皆包括。而各篇论文所引用的历史材料及理论架构，尤其可以得见张爱玲的启发之深，影响之广。本书是“张学”研究最重要的里程碑。

真切地感觉巴金，于无声处听惊雷！记录巴金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巴金对于文学与创伤的态度，记录巴金对于年青朋友的鼓励与帮助，记录巴金面对病痛的豁达与坚强，更记录了巴金对母亲、对妻子、对儿女、对亲人、对朋友、对工作人员甚至是对普普通通的陌生读者的真实情感。在巴金老年生活的细节描写之中，穿插着对其一生主要经历与成就的回顾。巴金是怎样看待自己作品？巴金是怎样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巴金是怎样对待金钱与名气……这些都能够在《感觉巴金》一书中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大量珍贵的照片，为文章内容更添魅力，也让图书更加具有了收藏价值。《感觉巴金》作为巴金百年大寿的一件贺礼，送给所有喜爱、尊敬巴金的读者们，令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可爱而令人尊敬的灵魂。

新生代学人文丛。在胡风问题的研究中，这部分著作的重要特色，是在对“事件”作探源式的辨析中，将胡风的文艺理论、文化活动、人事纠缠、人格类型等问题作整合性整理，而获得对这些问题作深度思考的可能性。另外一点是，警惕“辨诬翻案”的习惯思路，试图“重建”历史具体情景，深入胡风事件发生的诸多复杂因素，清理对象的机理及内在逻辑，以期揭示20世纪现代中国这一重要事件发生、演化的脉络的历史依据。在此基础上，这一菱对胡风事件的若干重要问题，也提出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胡风是一个无法绕开又极有研究价值的话题。在已有的研究胡风的成果中，这是一部无论在学术视野、思想深度还是表达方式上，都胜出一筹的学术论著。它的可读之处在于，其研究的维度、材料的取舍、对当事人内心世界的追寻和剖析，都有许多引人瞩目的变化。

任何学术活动都不可能脱离社会需要而存在。不被社会需要所认可的学术活动，一方面是社会意义的丧失，另一方面是自身发展活力的丧失。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衡量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其标准之一是它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讨论社会需要的不同种类，对不同学科的定位就会更加合理一些。比如，经济学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法学参与国家的法制建设，现实生活对这一类学科的需要是一般人也能理解的。一般人所忽略或未能充分理解的是现实生活对古代史、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学这一类学科的需求程度。造成这种忽略或理解之不充分的主要原因是对社会需要的理解过于简单、肤浅和狭隘。社会需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应用型的需要。在一个科技进步、商业繁荣的时代，高度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所引发的道德危机、心理危机，不仅会造成诸多人格的病态发展，而且会造成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剧烈冲突。

陆正伟、上海市川沙县人。1952年8月生于上海，1970年5月赴安徽省凤台县插队落户，1982年转入上海市文联工作，1983年10月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要作品有《世纪巴金》、《晚年巴金》等。曾获省届冰心摄影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晚年巴金》侧重巴老晚年的生活状态，让读者从中看到巴老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体现在他的人格上。书中还有作者撰写的年表，记录了巴老自1986年1月至2003年11月的创作情况、信牍往来、朋友交往、社会活动等情况，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详细的档案。

本书为季羡林教授所倡导，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联合组建的编委会负责组织撰写出版。这是一项迎接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复兴和再创辉煌的世界性文化工程。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本作为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九·五”规划项目。本书为季羡林教授所倡导，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联合组建的编委会负责组织撰写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