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十六杀奸十一月二十七日《世界日报》上法庭旁听记的题目是《杨家庄捉奸杀双案》，下注“原夫把奸夫淫妇一对人头——装在口袋里去投案”。宛平县的农人曹殿元因妻曹刘氏与张宽通奸，把这两个都杀死了，这并不算什么奇事，但记事中有一节话却很有意思。“曹被众人这样一耻笑，就打算要杀张宽。但是杀人是要抵命的，所以几次动了杀念，又吓回去了。后来曹在无意之中听见人说，大清法律上写的有条文，说捉奸捉双，要把男女两颗人头同时砍下来，那是不要抵命的。曹本是一个无智识的人，听见这话，他也不知道前清法律现在是不适用的，所以听见有几个人这样一说，他就下了杀人决心了。”结果是在今年“古历九月初十日”他遂犯了上边所说的捉奸杀双案，在北平地方法院审理中。这件事自然就令人联想到十一月二十五日《京报》上登载的“某军搁验拘辱法官案”上去。据检察官连寿庚在北平法官全体会议席上报告，“本法院于本月十八日夜十一时准公安局北郊区署电称，第三分署界内大有庄十字街上有曾姓妇被现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十五军第二师参谋曾贤岑用枪击伤下身二处，旋即抬回十字街头九号（即曾贤岑之家），因伤重身死，请速检验等语。十九日上午九时十一时间又接该区署电称，该曾姓妇即系曾贤岑之妻，因平日不安于室，致被曾贤岑用枪击死。现该尸业经第二师长张显曾迫令抬往大有庄马圈东宝地内掩埋。”结果是，“检验之际突有兵弁数十人蜂拥而至，均各持手枪，驱逐在场警察，并以手枪迎面威吓寿庚及书记官署长署员等，迫令离开尸场，声势极为凶暴。其时环观民众数百人均纷纷逃散，秩序大乱。寿庚睹此情形，当即离开数步，该兵弁等仍持手枪追随，迫令同赴该师团部，至团部时该兵弁等犹声呼殴打，幸未下手。”关于所谓摧残法权问题我们不想讨论，因为一则对于法政完全是外行，二则虽然“拘辱”到底比张宗昌之枪毙高等厅长要好得多了：究竟是国民革命军，又有当局在平坐镇，距大有庄不过二三里路，不见得会闹得怎么厉害的。我所觉得特别有意义者是，上边所记的两个案件都是杀奸。宛平县农人曹殿元因其妻曹刘氏与人通奸，遂实行捉奸捉双，根据了“大清法律”。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第二师参谋曾贤岑因其妻曾李氏“不安于室”，用手枪把她打死在十字街头，根据了——军法？中华民国的法律是不承认杀奸的。农人是“无智识”的，军官是有枪的，都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法律。说他们是无法律那也是太冤，不过他们承认更古的法律罢了：许可杀双的大清法律比中华民国古，许可杀单的自然比大清更古了。表面是中华民国，也有了民国的法律了，然而上上下下都还是大清朝或以前的头脑，确信“女子是所有物，犯奸该死”，只看这两件杀奸案可以为证。中国现在到底不知道还是什么时代，至少总还不像民国，连人权都没有，何论女权？——我看那班兴高采烈的革命女同志，真不禁替她们冤枉！（你们高兴什么？）

本书凝聚了徐志摩散文作品的精华，读者能够通过那些活泼的思想和不拘一格的艺术分析和文字表达，感受到他青春的朝气和活力。书中“中外游踪”部分收录了他游历各国各地写下的篇章；“人生感悟”部分收录了他的一些人生随笔；“故旧拾忆”收录了脍炙人口的《曼殊斐儿》、《泰戈尔》、《悼沈叔薇》等近十篇；“文坛寻梦”则包括《未来派的诗》、《拜伦》、《致新月》、《序》等15篇；而从“爱眉小札”部分的几封书信和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陆小曼和徐志摩热烈的爱恋与灼人的罗曼蒂克。徐志摩曾先后到英国和美国留学，并且游历过前苏联、德、意、法、英、美、日、印度等国，这使得他的文笔中西结合，创作不拘一格，自由流畅。本书可谓篇篇精品，字字珠玑。读者从中自可领略徐志摩一代清新、浪漫、绚丽、雅致的文风。

社会科学乃立国治国之根本，华夏文明的构建与古代政治的经纬，诗国与诗魂，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论，论古代黄河歌咏及其民族精神，《西厢记》艺术成就的多维审视，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论燕乐的滋兴与词体的诞生。

本书分析了《琵琶记》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为《琵琶记》的各个版本系统建立谱系关系，从而勾勒出《琵琶记》版本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探讨了《琵琶记》的版本流变与明清戏曲演变之间的联系。

我学国文，能够看书及略写文字，都是从看小说得来，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前清嘉庆的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有着相似的纪录，其一节云：“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仅解数语，阅三四本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可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解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我十岁时候正在本家的一个文童那里读《大学》，开始看小说还一直在后，大抵在两三年之后吧，但记得清楚的是十五岁时在看《阅微草堂笔记》。我的经验大概可以这样总结的说。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读本。《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里说的很简单轻便，事实上自然也要自有主宰，能够“得鱼忘筌”，乃能通过小说的阵地获得些语文以及人事上的知识，而不至长久迷困在里面。现在说是回忆，也并不是追述故事，单只就比较记得的几种小说略为谈谈，也只是一点儿意见和印象，读者若是要看客观的批评的话，那只可请去求之于文学史中了。首先要说的自然是《三国演义》。这并不是我最先看的，也不是最好的小说，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影响之大，而这影响又多是不良的。关于这书，我近时说过一节话，可以就抄在这里。“前几时借《三国演义》，重看一遍。从前还是在小时候看过的，现在觉得印象很不相同，真有点奇怪它的好处是在那里，这些年中意见有些变动，第一对于关羽，不但是伏魔大帝妖异的话，就是汉寿亭侯的忠义，也都怀疑了，觉得他不过是帮会里的一个英雄，其影响及于后代的只是桃园结义这一件事罢了。刘玄德我并不以为他一定应该做皇帝，无论中山靖王谱系的真伪如何，中国古来的皇帝本来准都可以做的，并非必须姓刘的才行，以人物论实在也还不及孙曹，只是比曹瞒少杀人，这是他唯一的长处。诸葛孔明我也看不出他好在什么地方，《演义》里的那一套诡计，才比得《水浒》的吴学究，若说读书人所称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可惜那《后出师表》是后人假造，我们要成人之美，或者承认他治蜀之遗爱可能多有，不过这些在《演义》里没有说及。掩卷以后仔细回想，这书里的人物有谁值得佩服，很不容易说出来，末了终于只记起了一个孔融，他的故事在书里是没有什么，但这确是一个杰出的人，从前所见木板《三国演义》的绣像中，孔北海头上好像戴了一顶披肩帽，侧面画着，飘飘的长须吹在一边，这个样子也还不错。他是被曹瞒所杀的一人，我对于曹的这一点正是极不以为然的。”上边两节虽然是偶尔写成，可是把我对于地志杂记或风土志的爱好之意说的颇为明白，不过以前所说以散文为文，现在拿来应用于韵文方面，反正道理也是一样。韵文的风土志一类的东西，这是些什么呢？《两都》《二京》，以至《会稽三赋》，也都是的，但我所说的不是这种大著，实在只是所谓竹枝词之类而已。说起竹枝的历史，人家都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之，关于人的汉有刘子政的《列女传赞》，关于物的晋有郭景纯的《山海经图赞》，不过以七言绝句的体裁，而名为竹枝者，以刘禹锡作为最早，这也是事实。案《刘梦得文集》卷九，竹枝词九首又二首，收在乐府类内，观小引所言，盖本是拟作俗歌，取其含义婉转，有淇濮之艳，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化吧。由此可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来引申，咏史事，咏名胜，咏方物，这样便又与古时的图赞相接连，而且篇章加多，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虽然风趣较前稍差，可是种类繁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白占有一部分地位了。这种书最初多称百咏，现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郴江百咏》，著者阮阅，即是编《诗话总龟》的人，此书作于宋宣和中，已于今八百年前矣。元明之间所作亦不甚少，唯清初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词之盛行于世，实始于此。竹垞作《棹歌》在康熙甲寅，谭石舟和之，至乾隆甲午，陆和仲张芑堂各和作百首，蔚成巨册，前后相去正一百年，可谓盛事。此后作者甚多，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与蔡铁耕的《吴歈百绝》，可以算是特别有意味之作。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偶尔有点小注或解题，后来注渐增多，不但说明本事，为读诗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为当然必具的一部份，写得好的时候往往如读风土小纪，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趣味。厉惕斋著《真州竹枝词，四百首，前有小引一卷，叙述一年间风俗行事，有一万二千余言，又黄公度著《日本杂事诗》，王锡祺抄录其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刊入《小方壶斋丛钞》中，即是一例。这一类的诗集，名称或为百咏，或为竹枝词，或为杂咏，体裁多是七言绝句，亦或有用五言绝句，或五言七言律诗者，其性质则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不同。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诗，虽然如竹坨《棹歌》第十九首云；“姑恶飞鸣触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这样的诗我也喜欢，但是我所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土风”，这个意见在上文已经说过，现在应用于竹枝词上也还是一样的。我在《十堂笔谈》中又说：“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渎者，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无须去劝驾，假如另外盲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散文的地理杂记太多了，暂且从缓，今先从韵文部份下手，将竹枝词等分类编订成册，所记是风土，又是诗，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读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为编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也。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北京。前几时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这样说；“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这句话看来难免有点夸大狂妄，实在也未必然，我所说的本是实话，只是少见婉曲，所以觉得似乎不大客气罢了。不佞束发受书于今已四十年，经过这么长的岁月，活孙种树似的搬弄这些鸟线装书，假如还不能辨别得一点好坏，岂不是太可怜了么？古董店里当徒弟，过了三四年也该懂得一个大概，不致于把花石雕成的光头人像看作玉佛了吧，可是我们的学习却要花上十倍的工夫，真是抱愧之至。我说知道文章的好坏，仔细想来实在还是感慨系之矣。文章这件古董会得看了，可是对于自己的做文章别无好处，不，有时不但无益而且反会有害。看了好文章，觉得不容易做，这自然也是一个理由．不过并不重大，因为我们本来不大有这种野心，想拿了自己的东西去和前人比美的。理由倒是在看了坏文章，觉得很容易做成这个样子，想起来实在令人扫兴。虽然前车既覆来轸方遒，在世间原是常有的事，比美比不过，就同你比丑，此丑文之所以不绝迹于世也。但是这也是一种豪杰之士所为，若是平常人未必有如此热心，自然多废然而返了。譬如泰四豪杰以该威廉为理想，我也不必再加臧否，只看照相上鼓目裂嘴的样子便不大喜欢，假如做豪杰必须做出那副嘴脸，那么我就有点不愿意做，还是仍旧当个小百姓好，虽然明知生活要吃苦，说也不难看，盖有大志而显丑态或者尚可补偿，凡人则不值得如此也。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于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采，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不能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是不懂戏文的，但听人家说好的戏子也并不是这样演法，他有自己的规矩，不肯轻易屈已从人。小时候听长辈谈故乡的一个戏子的轶事，他把徒弟教成功了，叫他上台去演戏的时候，吩咐道：你自己演唱要紧，戏台下鼻孔像烟通似的那班家伙你千万不要去理他。乡间戏子有这样见识，可见他对于白己的技术确有自信，贤于一般的政客文人矣。我读古今文章，往往看出破绽，这便是说同演说家一样，仿佛听他榨扁了嗓子在吼叫了，在拍桌了，在努目厉齿了，种种怪相都从纸上露出来，有如圆光似的，所不同者我并不要念咒画符，只须揭开书本子来就成了。文人在书房里写文章，心目却全注在看官身上，结果写出来的尽管应有尽有，却只缺少其所本有耳。这里只抽象的说，我却见过好些实例，触目惊心，深觉得文章不好写，一不小心便会现出丑态来，即使别无卑鄙的用意，也是很不好看。我们自己可以试验了看，如有几个朋友谈天，淡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各人都容易乘兴而言，即不失言也常要口气加重致超过原意之上，此种经验人人可有，移在文章上便使作者本意迷胡，若再有趋避的意识那就成为丑态，虽然迹甚隐微，但在略识古董的伙计看去则固显然可知也。往往有举世推尊的文章我看了胸中作恶，如古代的韩退之即其一也。因有前车之鉴，使我更觉文章不容易写，但此事于我总是一个好教训，实际亦有不少好处耳。……

《秉烛谈》一九四○年二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收文二十九篇，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基本上是《瓜豆集》之后的作品。作者原本撰有序言，但未收入集中，后编进《秉烛后谈》。《秉烛后谈·两篇小引》附记有云：“《秉烛谈》已出板，唯上无序文，因底稿在上海兵火中烧失了。”《秉烛谈》以后几种著作，出版时逢战乱，多少都有波折，此书之印行拖了数年之久即其一例。作者在序中说：“这《秉烛谈》里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还与以前的相差无几，”而相比之下，就中“关于一种书”的文章成分很大，比此前的《瓜豆集》更接近于《夜读抄》。集中《明珠抄》原系发表在《世界日报·明珠》上部分作品（同时为这副刊写作的还有俞平伯和废名），近乎专栏文章，但是写法也与《苦茶随笔》之《关于十九篇》及《苦竹杂记》里《情理》等文区别较大，还是“读书录”或“看书偶记”，不过篇幅稍短而已。作者晚年回顾平生著述，很是强调《赋得猫》这类文章：“据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说道理和讲趣味的之外，有几篇古怪题目的如《赋得猫》、《关于活埋》、《荣光之手》这些，似乎也还别致，就只可惜还有许多好题材，因为准备不能充分，不曾动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脚和雅片烟都是。”（《知堂回想录·后记》）“说道理”、“讲趣味”和“古怪题目”，周氏的读书录，甚至全部作品，都可以如此划分。“古怪题目”是典型的文化批判之作。文化批判这个概念，可以应用于周氏中期绝大部分作品，而此类文章特别之处，在于多从某一特殊文化现象开掘（所谓“古怪题目”，首先是就此而言），最终触及所属文化系统的本质问题。其取材不避古今中外，全出于作者的特殊知识，特殊趣味和特殊发现，三者缺一不可；而彼此关系，可以说因知识而有发现，因发现而有趣味，而发现和知识又都包容于趣味之中。因系趣味文章，行文是漫谈式的，虽然分量很重，立意也深，却仍是随笔而不是论文。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考虑，“古怪题目”都居周作人最佳作品之列，最能代表他的特色。作者后来说：“我的散文并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总是不错的，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我自己却不会做），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我看旧的文集，见有些如《赋得猫》、《关于活埋》、《无生老母的消息》等，至今还是喜爱，此虽是敞帚自珍的习气，但的确是实情。”（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也是针对这类作品说的。《赋得猫》开头讲到此文写作过程，可知在作者心目中，“古怪题目”与“草木虫鱼”尚有一点区别。“草木虫鱼”是“赏鉴里混有批判”，乃以“赏鉴”为主，此类文章则不然，纯是文化批判，虽以文章论都是趣味盎然之作，不必硬分高下，然而侧重点有所不同。周氏三十年代以后文章，以“古怪题目”与部分读书之作文化批判性最强。应该指出，这种批判同时具有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其写作的缘由或多或少得在现实社会中去找。作者一再说：“我仍旧是大积极，又写这些无用文章，妨害我为自己而写的主义，”（《苦竹杂记·后记》）这话本是半真半假，多半还是不能不如此，盖“不从俗呐喊口号”是一方面，“国家衰亡，自当付一分责任”是另一方面也。其思想上的矛盾之处，早在《闭户读书论》中已经显示出来。然而此种象征意义，毕竟只是意义之一，而且并非主要方面，可以说一是泛指的，一是特指的，一是治本的，一是治标的，在作者看来，文化批判本身才具有终极意义。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四○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日次三页，正文二百二十七页。

本书以考证为基础，以小说史为线索，以整个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脉络梳理和理论探求，意在给清代文言小说史的研究建立一个新的模式。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项目。是作者多年潜心于“白银时代”即19世纪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遗产，从一个作家到一个流派再到一个断代悉心开采不懈掘进的总结性成果。全书叙述的路径是由面及点，层推进；由文坛气象而文学进秸到作家个性而体裁风貌；由绪论、流派风采、集群精神、个性姿态与抒情风韵，以及对最具代表性作家、流派、体裁艺术之具体评论所组成。作者力图从一个时代文学景观的描述，进入到它的文学进程动力机制的透析；从一个时代文学家的独特姿态与个性视界的观照，进入到该时代文学体裁发育状况的考察；从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兴衰演化，进入到该时代文学理念的争鸣与对话。本书在“断代文学史”研究思路上也有新的开拓。

为了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我们把多年来积累的古典小说资料，陆续整理出版。这一本是《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本书所收资料，依其内容的不同，分为五编。本书所收材料的下限，一般截至五四运动。少数几条，由于特殊需要，超越了这个时限。各编中材料的排列，均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只是有一部分材料的作者，无生卒年代可查，即依其作品所在各书中与其他作者排列之次序酌订之。本书对于每条材料，均注明作者、卷数和所根据的版本。本书对于注释性的文字，用圆括号和尖括号表明；对于校正性的文字，用方括号表明。由于和《三国演义》有关的材料甚多，本书虽名汇编，也还是必须有所选择，所以在实际上是一个选辑。本书影响编的材料，既有历史事实的影响，又包括其他文艺的影响，不能认为单是《三国演义》一部小说的影响。因为无法区别究竟是哪方面的影响，所以就一并收在这里。

题跋向来算是小品文，而序和跋又收入正集里，显然是大品正宗文字。这是怎么的呢？文士的事情我不大明白，但是管窥蠢测大约也可以知道一二分，或者这就是文以载道的问题罢。字数的多寡既然不大足凭，那么所重者大抵总在意思的圣凡之别，为圣贤立言的一定是上品，其自己乱说的自然也就不行，有些敝帚自珍的人虽然想要保存，却也只好收到别集里去了。题跋与序，正与尺牍之于书，盖显有上下床之别矣。是说也盖古已有之，但如尼采所说世事转轮，则按时出现既不足奇，而现时当令亦无须怪者也。我现在编这本小集，单收序跋，而题跋不在内，这却并不是遵守载道主义，但只以文体区分罢了。我是不喜欢讲载道的，即使努力写大品的序，也总难入作者之林，其结果是虽非题跋亦仍是小品耳。我写序跋或题跋都是同样的乱说，不过序跋以一本书为标的，说的较有范围，至于表示个人的私意我见则原无甚差异也。全槁共有七十五篇，今选取其五十三，分为两部，其第一分皆自作题记，有三十六篇，悉留存，第二分存十七篇，皆为人作序跋，大抵涉及民俗学及文学者，其中恐多外行之言，兹选虽志在谨严，殆仍难免，读者谅之。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周作人记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