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名列台湾十大杰出诗人之一，他曾被美国著名诗人吉龙·卢森堡称为“美国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他写诗，也写研究论文；他是著名的诗人，又是杰出的理论家；他的诗洋溢着浓厚的中国古典诗意，融合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的遗产，承接了西方自象征主义以来的表现策略；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他对中国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歌的评论，也是分析入微，发人思深，极富创意……他就是叶维廉。让我们走进叶维廉、了解叶维廉，本书为叶维廉文集第八卷。

以前我曾想要将随笔小文编成一卷《药堂文录》，终未动手，现在却写语录，这正合着一句古话，叫做落后的进前，进前的落后了。本来照儒释两家的老规矩，语录是门人弟子所记师父日常的言行，杨于云王仲淹自己著书，便很为后人所非薄，我们何必再来学步呢。这所谓语录实在只是一个名字相同而已，内容并无什么近似处，这是该得说明一下的。我不懂玄学，对于佛法与道学都不想容喙，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我最初颇想题作《常谈》，因为这说话如或有百一可取，那就为得其中的一点常识，只可惜刘青园已有《常谈》四卷，李登斋有《常谈丛录》九卷，延荔浦又有诗话曰《老生常谈》。已经有三缺一，便也不好意思再去凑数，这回固然还是雷同，但名同而实异，无甚妨碍。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不过要说有也可以说得，盖此处不用别的名称总有些缘故，即此说是意义亦可耳。数年前作《药草堂记》，曾说明未敢妄拟神农，其意亦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可是摆列点药就是了，针贬却是不来的，这也值得说明。我于本草颇有兴趣，所以知道些药料，把他们煎成一碗黑而苦的汤水时当然不愿领教，若是一样样的看来，差不多是些植物标本，不但如此，还有些有味的东西，做在糖里的肉桂薄荷不必说了，小时候还买生药来嚼了便吃，顶平常的是玉竹与甘草，这类味道至今尚未忘却。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去，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味煎汤代茶，云可清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中华民国廿九年六月五日。

本书内容包括：知堂说、过去的生命、一年的长进、我学国文的经验、胜业、沉默、伟大的捕风、闭户读书论等。知堂的意义别有说，在集内，兹不赘。我所怕的是能说不能行，究竟我知道些什么呢，有那些话我说得对的呢，实在自己也还不大清楚。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我对于信仰，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觉得十分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老实的朋友读了会误解的地方难免也有罢？那是因为写文章写得撇扭了的缘故，我相信意思原来是易解的。或者有人见怪，为什么说这些话，不说那些话？这原因是我只懂得这一点事，不懂得那些事，不好胡说霸道罢了。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儒学自诞生起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在向周边国家、向海外传播，在国外出版的儒学研究著作和发展的论文，有的是中文版，有的是译著，有的是外文版。中外朝廷使臣，驻边疆史，儒经博士，留学闻人，传教会士，均参与其事，摩肩接踵，形成世界文化交流之劲流。近年，台湾出版了《日本儒学研究书目》、《日本研究学论著目录》等书，大陆迄今尚未收集整理。基于此，从1996年起，我们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收集整理了儒学传播世界之著作、论文目录索引，汇编成册，书名《儒学传播世界文献索引》。因未至港、台、海外收集，目录十分有限。

《沉睡与发掘：外国文学名篇精译与赏析（俄罗斯文学卷）》，内容采自俄罗斯文学名篇。因有些新的思考，选编的方法与搜集作品的角度，可能与众颇有不同；但读者阅读之后，也许会说：“这才是真正的精品。”首先，选编方法，分为以下五个序列：第一是“作者简介”，第二是“作品篇名”，第三是“译文”，第四是“题解”，第五，即最后，才是“赏析”。这种方法，可以名之为“雅俗共赏”。既照顾到一般知识层面的读者，也照顾到青少年学子的需求。其次，选编的角度，主要从艺术与思想两方面考虑。思想则重点突出时代特色。一篇好的作品，首先在艺术上是珍品，才能流传百世。这里选的作品，大部分是作者20世纪90年代的译作，此次作了部分修订。《沉睡与发掘：外国文学名篇精译与赏析（俄罗斯文学卷）》的“赏析”，也是摈弃这些形式主义文学教条的范例。即：就作品的内涵，深入挖掘；从美学的视角，分析赏鉴。每一篇赏析，均经作者精心剪裁，宛如短小优美的散文，充满浓郁的诗情，和绚丽的色彩。

在《苦竹杂记》还没有编好的时候，我就想定要写一本《风雨谈》。内容是什么都未曾决定，——反正总是那样的小文罢了，题目却早想好了，曰，《风雨谈》。这题目的三个字我很有点喜欢。第一，这里有个典故。《诗经·郑风》有《风雨》三章，其词曰，风雨凄凄，云云，今不具引。栖霞郝氏《诗问》卷二载王瑞玉夫人解说云：“凄凄，寒凉也。喈喈，声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潇潇，暴疾也。胶胶，声杂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群鸡乱鸣，此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故人来喜当何如。”郝氏夫妇的说诗可以说是真能解人颐，比吾乡住在禹迹寺前的季彭山要好得多，其佳处或有几分可与福庆居士的说词相比罢。我取这《风雨》三章，特别受其意境，却也不敢冒风雨楼的牌号，故只谈谈而已，以名吾杂文。或曰，是与《雨天的书》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论理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可是也“云胡不喜”呢？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不谈今天天气哈哈哈，可谈的物事随处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钱买书而已：翻开书画，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虽然做文章赔本稍为有点好笑，但不失为消遣之一法。或曰，何不谈风月？这事我倒也想到过。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这样，以为照例谈谈风月才是，某人何为至今不谈也？风月，本来也是可以谈的，而且老实说，我觉得也略略知道，要比乱骂风月的正人与胡诌风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然而现在不谈。别无什么缘故，只因已经想定了风和雨，所以只得把月割爱了。横直都是天文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大区别，雨之与月在我只是意境小小不同，稍有较量，若在正人君子看不入眼里原是一个样子也。廿四年十二月六日。

这本书定名《鲁迅诗说》，创意是由鲁迅的诗歌说开去，既要论诗，更要论人。从量上看论诗多于论人，从侧重面看论人重于论诗。以诗歌的时间为序，将诗歌作为透视鲁迅的窗口，生发开去，以求尽可能地描绘出鲁迅个性的缘起和思想的发展过程，多侧面地展示鲁迅的人品风采，让一个真实的极具七情六欲的鲁迅跃然纸上。

吴中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36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于鲁迅研究用力尤勤，兼写杂文随笔。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与高云合作）、《论鲁迅的杂文创作》、《鲁迅文艺思想论稿》、《鲁迅传略》、《海上文谭》（与高云合作）、《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与吴立昌合作主编）等，又有散？募度松笙烦贰ⅰ逗Ｉ涎寺恰返取Ｋ鞒值摹拔囊昭盗薪滩慕ㄉ琛毕钅浚？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在鲁迅著作中，人们研究得最多的是小说，而鲁迅小说的评点之作，本书是第一部。鲁迅研究专家吴中杰先生借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评点之法，将多年来鲁迅研究的心得，化为富有杂文意味的评点文字。全书逐篇评点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小说，每篇小说均有精彩的边批与篇末总评。边批为正文解读，笔墨多有情趣，点到为止，要言不烦，发人深思；篇末总评从作品思想、人物性格，到布局谋篇、笔墨技巧等无所不评，无所不点。本书有助于学习鲁迅者读懂鲁迅小说，对鲁迅研究者亦颇多启发。

《过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周氏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之下有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过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谈胡俗》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战胜利后所写七篇。集中文章当时基本上未曾发表。《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经的。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立春以前·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牍》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法移植于怀人之作。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略有差异，关于陈独秀限于交待，对待钱玄同、刘半农则是深情怀念矣。怀人之作如此写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说得上是炉火纯青了。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孤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特别像是当作遗嘱写的。以后周氏虽然尚有整整一个写作时期，但是思想不复有太大进境，只是时时仍然体现于作品之中。散文风格此后也有明显变化。自《夜读抄》开始的创作中期，至《过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编》中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道告结束。此次据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墨迹八页，分别为作者在苦雨斋前影像，作者手书诗轴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作者旧藏友人（刘半农与钱玄同）照片及题跋，作者手书诗轴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东昌坊故事》原稿一贡，《曲庵的尺牍》原稿一页，《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鄙人学写为文章，四十余年于兹矣。所写的文字，有应试之作，可不具论，有论文批评，有随笔，皆是写意之作，有部分的可取，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其内容则种种不同，没有一定的界限。孔子曰，吾少也贱，多能鄙事。鄙人岂敢高攀古人，不过少也贱则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学，多务杂览，遂成为学艺界中打杂的人，亦不得已也。若言思想，确信是儒家的正宗。昔孔于诲于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来服膺此训，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蛰，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着笔，此立言诚慎的态度，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因此如说此文章思想皆是国粹，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殆无不可。我很怕说话有点近于夸大，便不足取，但是这里实在是很谦虚的说的，只因不愿虚伪的谦逊，故或不免过于率直耳。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余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得二十一篇，公之于世，题名曰《药味集》。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若云有利于病，盖未必然，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自序于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