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峰兄：承示拟编书信，此亦无不可，只是怕没有多大意思。此集内容大抵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书即是韩愈以来各文集中所录的那些东西，我说韩愈为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这种文体原是“古已有之”，不过汉魏六朝的如司马迁杨恽陶潜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后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实意也。宋人集外别列尺犊，书之性质乃更明了，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犊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犊语，可以证矣。尺犊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但此种本领也只有东坡山谷才能完备，孙内简便已流于修饰，从这里变化下去，到秋水轩是很自然的了。大约自尺续刊行以后，作者即未必预定将来石印，或者于无意中难免作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尺犊的命根，不大能够生长得好了。风凉话讲了不少，自己到底怎么样呢？这集里所收的书共二十一篇，或者连这篇也可加在里边，那还是普通的书，我相信有些缺点都仍存在，因为预定要发表的，那便同别的发表的文章一样，写时总要矜持一点，结果是不必说而照例该说的话自然逐渐出来，于是假话公话多说一分，即是私话真话少说一分，其名曰书，其实却等于论了。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希望其中能够有三两篇稍微好一点，比较地少点客气，如《乌篷船》，那就很满足了。至于信这一部分，我并不以为比书更有价值，只是比书总更老实点，因为都是随便写的。集中所收共计七十七篇，篇幅很短，总计起来分量不多，可是收集很不容易。寄出的信每年不在少数，但是怎么找得回来，有谁保留这种旧信等人去找呢？幸而友人中有二三好事者还收藏着好些，便去借来选抄，大抵选不到十分之一，计给平伯的信三十五封，给启无的二十五封，废名承代选择，交来十八封，我又删去其一，计十七封。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挑选结果仅存此区区，而此区区者又如此无聊，覆阅之后不禁叹息。没有办法。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这又不是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里再给未知的朋友们看看罢了。虽说是附，在这里实在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顶好的了，别无好处，总写得比较地诚实点，希望少点丑态。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河，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但是人苦不自知，望兄将稿通读一过，予以棒喝，则幸甚矣。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作人白。

以前我曾想要将随笔小文编成一卷《药堂文录》，终未动手，现在却写语录，这正合着一句古话，叫做落后的进前，进前的落后了。本来照儒释两家的老规矩，语录是门人弟子所记师父日常的言行，杨于云王仲淹自己著书，便很为后人所非薄，我们何必再来学步呢。这所谓语录实在只是一个名字相同而已，内容并无什么近似处，这是该得说明一下的。我不懂玄学，对于佛法与道学都不想容喙，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我最初颇想题作《常谈》，因为这说话如或有百一可取，那就为得其中的一点常识，只可惜刘青园已有《常谈》四卷，李登斋有《常谈丛录》九卷，延荔浦又有诗话曰《老生常谈》。已经有三缺一，便也不好意思再去凑数，这回固然还是雷同，但名同而实异，无甚妨碍。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不过要说有也可以说得，盖此处不用别的名称总有些缘故，即此说是意义亦可耳。数年前作《药草堂记》，曾说明未敢妄拟神农，其意亦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可是摆列点药就是了，针贬却是不来的，这也值得说明。我于本草颇有兴趣，所以知道些药料，把他们煎成一碗黑而苦的汤水时当然不愿领教，若是一样样的看来，差不多是些植物标本，不但如此，还有些有味的东西，做在糖里的肉桂薄荷不必说了，小时候还买生药来嚼了便吃，顶平常的是玉竹与甘草，这类味道至今尚未忘却。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去，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味煎汤代茶，云可清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中华民国廿九年六月五日。

本书内容包括：知堂说、过去的生命、一年的长进、我学国文的经验、胜业、沉默、伟大的捕风、闭户读书论等。知堂的意义别有说，在集内，兹不赘。我所怕的是能说不能行，究竟我知道些什么呢，有那些话我说得对的呢，实在自己也还不大清楚。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我对于信仰，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觉得十分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老实的朋友读了会误解的地方难免也有罢？那是因为写文章写得撇扭了的缘故，我相信意思原来是易解的。或者有人见怪，为什么说这些话，不说那些话？这原因是我只懂得这一点事，不懂得那些事，不好胡说霸道罢了。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沉睡与发掘：外国文学名篇精译与赏析（俄罗斯文学卷）》，内容采自俄罗斯文学名篇。因有些新的思考，选编的方法与搜集作品的角度，可能与众颇有不同；但读者阅读之后，也许会说：“这才是真正的精品。”首先，选编方法，分为以下五个序列：第一是“作者简介”，第二是“作品篇名”，第三是“译文”，第四是“题解”，第五，即最后，才是“赏析”。这种方法，可以名之为“雅俗共赏”。既照顾到一般知识层面的读者，也照顾到青少年学子的需求。其次，选编的角度，主要从艺术与思想两方面考虑。思想则重点突出时代特色。一篇好的作品，首先在艺术上是珍品，才能流传百世。这里选的作品，大部分是作者20世纪90年代的译作，此次作了部分修订。《沉睡与发掘：外国文学名篇精译与赏析（俄罗斯文学卷）》的“赏析”，也是摈弃这些形式主义文学教条的范例。即：就作品的内涵，深入挖掘；从美学的视角，分析赏鉴。每一篇赏析，均经作者精心剪裁，宛如短小优美的散文，充满浓郁的诗情，和绚丽的色彩。

在《苦竹杂记》还没有编好的时候，我就想定要写一本《风雨谈》。内容是什么都未曾决定，——反正总是那样的小文罢了，题目却早想好了，曰，《风雨谈》。这题目的三个字我很有点喜欢。第一，这里有个典故。《诗经·郑风》有《风雨》三章，其词曰，风雨凄凄，云云，今不具引。栖霞郝氏《诗问》卷二载王瑞玉夫人解说云：“凄凄，寒凉也。喈喈，声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潇潇，暴疾也。胶胶，声杂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群鸡乱鸣，此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故人来喜当何如。”郝氏夫妇的说诗可以说是真能解人颐，比吾乡住在禹迹寺前的季彭山要好得多，其佳处或有几分可与福庆居士的说词相比罢。我取这《风雨》三章，特别受其意境，却也不敢冒风雨楼的牌号，故只谈谈而已，以名吾杂文。或曰，是与《雨天的书》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论理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可是也“云胡不喜”呢？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不谈今天天气哈哈哈，可谈的物事随处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钱买书而已：翻开书画，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虽然做文章赔本稍为有点好笑，但不失为消遣之一法。或曰，何不谈风月？这事我倒也想到过。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这样，以为照例谈谈风月才是，某人何为至今不谈也？风月，本来也是可以谈的，而且老实说，我觉得也略略知道，要比乱骂风月的正人与胡诌风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然而现在不谈。别无什么缘故，只因已经想定了风和雨，所以只得把月割爱了。横直都是天文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大区别，雨之与月在我只是意境小小不同，稍有较量，若在正人君子看不入眼里原是一个样子也。廿四年十二月六日。

这本书定名《鲁迅诗说》，创意是由鲁迅的诗歌说开去，既要论诗，更要论人。从量上看论诗多于论人，从侧重面看论人重于论诗。以诗歌的时间为序，将诗歌作为透视鲁迅的窗口，生发开去，以求尽可能地描绘出鲁迅个性的缘起和思想的发展过程，多侧面地展示鲁迅的人品风采，让一个真实的极具七情六欲的鲁迅跃然纸上。

吴中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36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于鲁迅研究用力尤勤，兼写杂文随笔。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与高云合作）、《论鲁迅的杂文创作》、《鲁迅文艺思想论稿》、《鲁迅传略》、《海上文谭》（与高云合作）、《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与吴立昌合作主编）等，又有散？募度松笙烦贰ⅰ逗Ｉ涎寺恰返取Ｋ鞒值摹拔囊昭盗薪滩慕ㄉ琛毕钅浚？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在鲁迅著作中，人们研究得最多的是小说，而鲁迅小说的评点之作，本书是第一部。鲁迅研究专家吴中杰先生借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评点之法，将多年来鲁迅研究的心得，化为富有杂文意味的评点文字。全书逐篇评点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小说，每篇小说均有精彩的边批与篇末总评。边批为正文解读，笔墨多有情趣，点到为止，要言不烦，发人深思；篇末总评从作品思想、人物性格，到布局谋篇、笔墨技巧等无所不评，无所不点。本书有助于学习鲁迅者读懂鲁迅小说，对鲁迅研究者亦颇多启发。

《过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周氏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之下有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过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谈胡俗》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战胜利后所写七篇。集中文章当时基本上未曾发表。《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经的。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立春以前·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牍》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法移植于怀人之作。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略有差异，关于陈独秀限于交待，对待钱玄同、刘半农则是深情怀念矣。怀人之作如此写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说得上是炉火纯青了。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孤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特别像是当作遗嘱写的。以后周氏虽然尚有整整一个写作时期，但是思想不复有太大进境，只是时时仍然体现于作品之中。散文风格此后也有明显变化。自《夜读抄》开始的创作中期，至《过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编》中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道告结束。此次据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墨迹八页，分别为作者在苦雨斋前影像，作者手书诗轴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作者旧藏友人（刘半农与钱玄同）照片及题跋，作者手书诗轴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东昌坊故事》原稿一贡，《曲庵的尺牍》原稿一页，《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鄙人学写为文章，四十余年于兹矣。所写的文字，有应试之作，可不具论，有论文批评，有随笔，皆是写意之作，有部分的可取，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其内容则种种不同，没有一定的界限。孔子曰，吾少也贱，多能鄙事。鄙人岂敢高攀古人，不过少也贱则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学，多务杂览，遂成为学艺界中打杂的人，亦不得已也。若言思想，确信是儒家的正宗。昔孔于诲于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来服膺此训，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蛰，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着笔，此立言诚慎的态度，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因此如说此文章思想皆是国粹，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殆无不可。我很怕说话有点近于夸大，便不足取，但是这里实在是很谦虚的说的，只因不愿虚伪的谦逊，故或不免过于率直耳。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余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得二十一篇，公之于世，题名曰《药味集》。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若云有利于病，盖未必然，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自序于知堂。

片断：十六杀奸十一月二十七日《世界日报》上法庭旁听记的题目是《杨家庄捉奸杀双案》，下注“原夫把奸夫淫妇一对人头——装在口袋里去投案”。宛平县的农人曹殿元因妻曹刘氏与张宽通奸，把这两个都杀死了，这并不算什么奇事，但记事中有一节话却很有意思。“曹被众人这样一耻笑，就打算要杀张宽。但是杀人是要抵命的，所以几次动了杀念，又吓回去了。后来曹在无意之中听见人说，大清法律上写的有条文，说捉奸捉双，要把男女两颗人头同时砍下来，那是不要抵命的。曹本是一个无智识的人，听见这话，他也不知道前清法律现在是不适用的，所以听见有几个人这样一说，他就下了杀人决心了。”结果是在今年“古历九月初十日”他遂犯了上边所说的捉奸杀双案，在北平地方法院审理中。这件事自然就令人联想到十一月二十五日《京报》上登载的“某军搁验拘辱法官案”上去。据检察官连寿庚在北平法官全体会议席上报告，“本法院于本月十八日夜十一时准公安局北郊区署电称，第三分署界内大有庄十字街上有曾姓妇被现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十五军第二师参谋曾贤岑用枪击伤下身二处，旋即抬回十字街头九号（即曾贤岑之家），因伤重身死，请速检验等语。十九日上午九时十一时间又接该区署电称，该曾姓妇即系曾贤岑之妻，因平日不安于室，致被曾贤岑用枪击死。现该尸业经第二师长张显曾迫令抬往大有庄马圈东宝地内掩埋。”结果是，“检验之际突有兵弁数十人蜂拥而至，均各持手枪，驱逐在场警察，并以手枪迎面威吓寿庚及书记官署长署员等，迫令离开尸场，声势极为凶暴。其时环观民众数百人均纷纷逃散，秩序大乱。寿庚睹此情形，当即离开数步，该兵弁等仍持手枪追随，迫令同赴该师团部，至团部时该兵弁等犹声呼殴打，幸未下手。”关于所谓摧残法权问题我们不想讨论，因为一则对于法政完全是外行，二则虽然“拘辱”到底比张宗昌之枪毙高等厅长要好得多了：究竟是国民革命军，又有当局在平坐镇，距大有庄不过二三里路，不见得会闹得怎么厉害的。我所觉得特别有意义者是，上边所记的两个案件都是杀奸。宛平县农人曹殿元因其妻曹刘氏与人通奸，遂实行捉奸捉双，根据了“大清法律”。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第二师参谋曾贤岑因其妻曾李氏“不安于室”，用手枪把她打死在十字街头，根据了——军法？中华民国的法律是不承认杀奸的。农人是“无智识”的，军官是有枪的，都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法律。说他们是无法律那也是太冤，不过他们承认更古的法律罢了：许可杀双的大清法律比中华民国古，许可杀单的自然比大清更古了。表面是中华民国，也有了民国的法律了，然而上上下下都还是大清朝或以前的头脑，确信“女子是所有物，犯奸该死”，只看这两件杀奸案可以为证。中国现在到底不知道还是什么时代，至少总还不像民国，连人权都没有，何论女权？——我看那班兴高采烈的革命女同志，真不禁替她们冤枉！（你们高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