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a省b市两级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的经验为样本，详细分析了庭审实质化改革背景下法庭调查阶段的具体样态，包括非法证据排除、人证调查方式、警察出庭作证机制、物证调查方式以及视频证据调查方式等具体的证据调查运行情况。同时，针对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诸种不足，本书给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庭审实质化改革并非单纯是一种技术或方式上的变革，而是法庭调查方式在逻辑上的转变，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一点，才能真正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进程，*终实现刑事司法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本书对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制度探索与理性构建进行系统研究，其基本逻辑就是在保持既定的宏观政治制度框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积极推进基层治理体制的完善，鼓励微观层面的民主政治建设，优化治理模式，以适应农村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并为更高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更加成熟的条件，积累更加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逻辑思维。本书系统性地研究了农村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法治乡村建设而产生的相关制度和实践问题；整体性地将乡村振兴进程与法治乡村建设路径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乡村振兴与法治乡村建设两者之间的契合价值、互通理念，挖掘法治乡村建设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本书稿为中国李白研究会第二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的论文集，共收录近年来李白论文研究论文30余篇。书稿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较高标准地反映出国内外李白研究的高水准，学术价值高，可为相关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较为权威的参考资料。

“望道修辞学论坛”简介 “望道修辞学论坛”是以现代修辞学奠基者陈望道命名、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当代修辞学》编辑部创办的一个高端学术论坛。该论坛自2008年至2020年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在为语言学科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复旦大学修辞学学科建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贡献显著。《当代修辞学》简介 《当代修辞学》是教育部主管、复旦大学主办、我国唯一的修辞学专业学术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当代修辞学》坚持“推动修辞研究、繁荣修辞学术”的办刊宗旨，主要刊发海内外有理论建构、研究方法创新、对修辞现象进行描写解释的原创性、研究性论文，也刊发国外修辞学前沿理论的经典译文。 《当代修辞学》依托复旦大学学术交流平台，将学术活动与办刊相结合，推出与国际学术理念同步的新栏目，举办“望道修辞学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开设讲座，编辑系列学术书籍出版，有效地增进了学界的学术交流。

本书共分六编，第一编至第五编分别对以上五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历史变迁、法律体系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每一种制度的特点进行了评论；在终编分别对以上五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成因以及共同发展规律进行了论述，并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及应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了论述。

主要辑录有关山东大学文学院相关史料，诸如人物传记、未刊著述、讲义、书法绘画等，多源出未曾刊行的档案资料、手稿，以稀见性、原始性、学术性为标准。第一辑主要辑录冯沅君、陆侃如先生相关资料。

本书围绕环境法编纂中的关系与结构展开，第*编为环境法典编纂中的环境宪法规范指引，重点论述环境法典的编纂逻辑、体系化路径以及宪法续造；第二编为环境法典编纂中的横向体系整合，重点论述横向分置关系分析、目标路径以及制度创新；第三编为环境法典编纂模式与规范结构，重点论述理论与实践进展、模式选择与规范对象以及结构安排与实现路径，通过层层递进的关系论证，提出环境法典编纂的结构构想。

本书拟从宗教界人士的特点以及学法用法的实际需要出发，兼顾法学知识的普遍性与针对性，介绍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部门出发分别讲解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与程序法、国际法基础知识和相关制度。本书既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和宗教类院校宗教学专业必修课程《宗教政策法规》的主讲教材，也可作为国家和各省市举办的宗教人士研修班《法律基础》课程的主讲教材，具有权威性高、受众面广、实用性强的特点。

公益告发制度对组织治理、内部控制、法律执行和政治运行来说意义重大，是防治欺骗政府、医疗腐败、税收欺诈、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减少组织违法行为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本书通过对国外公益告发制度的介绍，较为系统地归纳了公益告发制度的定义、渠道和构成要件，重点研究国（境）外在告发者激约和保护问题上的观点，并总结出共性，将它们整合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公益告发制度。我国对公益告发制度十分倚重，但举报、检举和揭发制度法条庞大而杂乱，应当适当借鉴国外的公益告发制度，对我国现存的举报、检举和揭发制度进行整合和重构，使三制归一，以“公益告发”为统领，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篇》（12卷）是柏拉图最后一部著作，也是**的一篇对话。法篇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不能全部限定于“法律”之内，译者因此将中译篇名定为“法篇”。文中参加对话的是三位老人：一位匿名的雅典人、克里特人克利尼亚、拉栖代蒙人麦吉卢。他们在克里特相遇，谈论法的好坏。本篇也像《国家篇》一样讨论了城邦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婚姻、生活等等，实际上是柏拉图提出的一套系统完整的法律制度，是柏拉图的“第二理想国”。从中可以看出，柏拉图晚年考虑国家问题，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从现实的制度出发，突出了对法律的重视，认识到无论什么样的统治者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只有法律的权力高于统治者的权力时国家的治理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在《国家篇》中，他认为要依赖哲学王来治理国家，而在《法律篇》，柏拉图完成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他在对待雅典民主主制的问题上也从原先持批评反对的态度转为比较同情的理解。在《国家篇》中他提到民主制的主要特点是自由，而在本书中他认为民主制的主要特点是自由，将自由列为国家的三个主要目标和原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