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治理主义是现代国家腐败治理的重要理念，其致力于在准确揭示现代腐败衍生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的腐败治理标准、模式与执行措施，进而形成以根除内生性因素、本源性要素的改造为重点的治理机制。在中国反腐败进入新时代背景下，立足于积极治理主义的腐败治理原理，改造传统的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理论，建构以积极治理主义为导向的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理念与理论体系，促进中国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由单纯“惩治型”向“预惩协同型”的转型，提出科学、创新、全面、详尽的完善中国反腐败刑事立法体系的理念、原则与行动方案，是《中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研究》的积极价值所在。《中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研究》研究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积极治理主义与域外腐败犯罪刑事立法观念的现代转型；第二，积极治理主义导向下现代国家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理论的发展；第三，积极治理主义的中国语境及其对反腐立法体系构建的内在要求；第四，中国贪贿犯罪刑法立法发展与犯罪治理能力评估；第五，积极治理主义导向下中国贿赂犯罪刑法体系之完善；第六，积极治理主义导向下腐败犯罪刑事程序立法之完善。

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是自上世纪后期产生的新兴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对自然认知的驱动，人类逐渐有能力对国际海底区域的矿产、油气、生物等资源进行科学研究、勘探与开发活动，这些活动带来了一系列涉及国际海底区域的利益纷争、环境保护和法律规制等问题，并在21世纪初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长期以来，相比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利用方面取得的进展而言，人类在保护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领域所做的努力却尤显不及。现阶段关涉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条约、区域协定以及单项规则等，尚不能有效搭建起一张针对该领域问题的法律规制网，难以解决利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与养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本书欲就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国际法律规制的完善和中国的应对策略展开分析与研究，为保护国际海底区域生物多样性，并为我国参与国际海底区域国际竞争、争端的谈判和维护国家权益提供法律支撑。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包括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以及检察机关、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狭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仅仅指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从现有制度规范来看，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具体规定集中在《民法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各地的具体实施方案中，形成了一套总分相互结合、一般与特别相互补充的规则体系。但是从内容来看，《民法典》第1234条确立了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实体法依据，但却对该制度的具体规则并未进行明确规定，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缺乏法律层面的整体设计。在具体适用中，由于政府作为兼具民事与行政主体多元角色的特殊性，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理论基础、诉讼性质、适用范围、赔偿范围、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关系等问题都存在诸多争议。对此，本文在梳理分析现行相关法律和政策，横纵向比较我国各省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制度实施方案的基础上，从“中国实践”出发，以大量司法案例为样本，对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在框架上，本书分为“理论基础—制度构建—制度嵌入”三部分。

公用企业作为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其主要职责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水、电、气、暖、通讯、交通等公用产品，这些公用产品是全体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必备的物质条件，它直接关乎到政府是否为全体社会成员尽到了法定义务。作为整个社会系统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条件，公用企业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对于公用企业与消费者的法律关系，现行法律体系从私法层面给予了相应的规制，但这种规制只是基于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角度，没有真正地全面地揭示公用企业在提供公用产品过程中的特殊性。公用企业代替了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用产品的义务，扮演了政府的角色，行使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随着行政法学理论的深入研究，逐步把不是传统意义上行政机关却行使了社会公共行政的授权组织纳入了其视野。但是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在实践中有较好的运用，当公用企业因为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对其行业领域行使行政法意义上的管理职能时，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的争议进入行政诉讼程序时，人民法院基本上是以驳回起诉的方式结案。在今天建设法治政府这样的大背景下，其核心理念在于政府必须是有限的政府、服务的政府，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于法有据，且必须遵守法定程序，那么公用企业理所应当遵循这一法治理念。准确和清晰地界定公用企业的法律地位显得尤为迫切，才能保证公用企业在法治政府的轨道上正确运行。公用事业作为其中重要的拼图，直接关系到法治政府能否最终建成和实现。

本丛书是以法学教育为主题的论文集，所收论文既有从理论角度对法学教育的审视，也有从实践角度对中国法学教育的思考，如法学教育的具体课程设置问题、法院教育的国际化问题、教育文化、案例教学法，等等。同时对一些西方和中国职业伦理教育的经验和理论亦有涉猎。本丛书所收文章既有发表过的，也有没发表过的。希望以此收录、总结及展示中国学者在法学教育领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书将紧紧围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选取本次修法的核心重点条文以及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民众最为关心的法律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设置一百个提问、数十个案例故事，结合思维导图、协议模板等实用工具，从妇女的政治文化权益、人身人格权益、劳动社保权益、婚姻家庭权益这四个方面出发，通俗且全面地解答法律问题、普及法律知识，并最终，结合我们多年的实务经验，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确保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进行，本书主要分析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面临的公法问题，并针对这些公法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包括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治理体制的法理解析，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公法规则衔接模式的构建，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公法规则的优化生成。

在纪检监察新体制下，讯问是一项至关重要且技术性极强的调查措施。一方面，讯问与谈话是突破疑难、复杂职务犯罪案件的关键措施，讯问效果关系到口供的质量乃至整个案件的质量；另一方面，讯问需要把法律与心理知识有机融合，遵循规律的同时又需要灵活发挥，兼具专门性和技巧性。对其系统研究对于提升办案质量和办案人员讯问技能至关重要。 本书紧扣纪检监察新体制下的规范要求，深入研究监察讯问的心理学原理，着眼于规范办案、科学讯问，从技术操作层面提出讯问的环节和任务，结合贪污、贿赂等典型案件系统研究讯问要求和技巧，既具有法律和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又有实践办案经验的总结。本书能够让读者系统了解新规则对讯问的基本要求、讯问的心理学原理和操作技巧，对培养讯问技能、提升讯问质量和效率、促进依法规范办案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社会治理是学术界重点关注和研究的中国特色社会学概念。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学学者参与社会治理决策的重要领域以及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基础和载体，本书就是作者对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与探索。在全面梳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变迁的基础上，本书总结了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依托“新清河实验”深入探索了专家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学干预方法，认真分析了当前我国现代化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为新时期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提供了参考。

本书是塔玛纳哈教授有关法律多元主义以及法哲学三十余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法律多元主义涉及多重法律形态的彼此共存。它包含国家法、国际法、跨国法、习惯法、宗教法、原住民法以及彼此不同的种族或文化社群的法律。法律多元主义是当下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法律史、后殖民法学研究、女性权利与人权、比较法、国际法、跨国法、欧盟法、法理学以及法律与发展研究的主题。尽管塔玛纳哈教授早年在此领域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极富影响力的论文，但其试图在本书中从全新角度勾勒并描绘法律多元主义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发展。本书是在如下两重学术脉络中的展开。一方面，当代法哲学研究中法律实证主义的主流地位，使得学院中关注的法律现象往往以国家法为中心，并注重概念抽象和哲学思辨；这不仅简化和扭曲了我们对法律现象的理解，也使法理学的发展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法律多元主义限于方法论层面的难题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趋于式微，如何克服其理论困难，并复兴该传统中的洞见，成为当代法律多元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本书的讨论便是对这两个方向的接续，根据法律史、比较法以及法哲学理论，通过作者提出的“惯习主义”方法，既克服了法律多元主义方法论上的困难，也批判了当代法哲学主流学说的空洞。本书旨在澄清并尝试解决围绕法律多元主义存在着的诸多混淆与理论分歧。依赖过往与当下的研究——包括有关中世纪时期、奥托曼帝国、后殖民社会、原住民族、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法、西方国家法律体系、跨国法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本书表明“国家拥有统一的法律体系并垄断法律”的主导观点，不仅在当下错漏百出、具有误导性，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国家法律体系以不同方式呈现出内在多样性，法律的多重形态在每个社会中都彼此共存。本书阐明了法律多元主义的潜在理由与渊源，考察它的不同影响，揭示出其概念与规范意涵，有助于解决当下的相关理论争议。如塔玛纳哈先前著作所体现的特征，本书一如既往地清晰、简洁而又有力，论辩味道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