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兄弟”，是指我国现代作家中的孙伏园和孙福熙。他们是鲁迅的同乡，也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他们同前期的鲁迅关系十分密切，所谈关于鲁迅的材料也就特别宝贵而值得传世。《孙氏兄弟谈鲁迅》系孙氏兄弟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合集。其中包括孙氏兄弟与鲁迅的书信，以及鲁迅逝世周年的祭文等追忆先生的文章，内容十分详实，从中可以感受到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其言行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人，也为后人所景仰。孙氏兄弟是鲁迅的同乡、学生和朋友，正是这种密切的关系，注定了这些关于鲁迅的材料的宝贵。在这些珍贵的记述中，人们可以从他的同乡、学生兼朋友的眼中认识到一个真实的鲁迅。

A01#内容提要《我镜头里的巴金》是作者吴泰昌在《文艺报》工作30年间所记录的巴老无数个感人的历史瞬间。内容涉及巴金与茅盾、叶圣陶、冰心、沈从文等人的亲密交往。作者简介吴泰昌，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64年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先后在《文艺报》、《河北文艺》、《人民文学》任编辑、编辑组长、1984年至1998年任《文艺报》副总编，现为文艺报社顾问。已出版文学评论、散文集《梦里沧桑》、《我亲历的巴金往事》、《我认识的钱锺书》等19部。其中《艺文轶话》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1979年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五届、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至今。社会兼职有，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冰心研究会副会长。

本卷收录了曾获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的《四牌楼》、中篇小说《木变石戒指》和真有深远社会影响的报告文学《5·19长镜头》。刘心武认为《四牌楼》是他最好的一部小说，镌刻了作家的青春和泪水。评论界早就指出：《四牌楼》浸润着《红楼梦》的汁液，是一次可贵的文学实验。四牌楼是象征，也是一个少年的灵魂震撼之地。那种感触和冲击恍然如新，灵魂中的惊奇、欣悦、神秘感、探索欲……浓酽地涌上了心头。「终于写成了一本以前写的都厚的书·在这个世界上，你深知使你的书已如那四牌楼般着一时的雄姿风采，也难免有一天终被拆除，但心灵的印记却是永远的。」小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作家的心灵史记。经过时间磨石的碾呖，人生风雨的冲刷，良知感悟从灵魂深处的涌出，在夜深人静之时，重现那诡谲中的美丽。

《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从刘心武“揭秘”看红学喧嚣》从引起广泛关注的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切入，集纳红学界内外诸多声音，对红学史上著名的索隐派和考证派之争、《红楼梦》是不是自叙传、《红楼梦》是不是在隐写历史、曹雪芹是不是作者等焦点问题全面回顾、深入反思并提供了新的视点，把长期以来仅在学界内争论的种种问题介绍给广大读者，给关心红学的人们一个了解学术发展的窗口。《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从刘心武“揭秘”看红学喧嚣》收入的文章不限于红学专家，很多红学票友的观点也不乏新意，学术需要争鸣，更需要交流，正所谓偏听则喑，兼听则明也。

著名红学研究权威十年磨砺，将精深学术观点化为通俗小说。作者大胆虚构了全新的红楼梦故事：林黛玉起死回生离开大观园，林氏家族在朝廷中重新得势，为了攀附权贵，贾政等人改弦更张，极力为贾宝玉迎娶黛玉，但此时黛玉已彻底认清宝玉怯懦虚伪的本质，以牙还牙巧施“调包计”，尽情地嘲弄了贾政等一班伪君子。小说依托深湛的红学研究成果，构思巧妙，精彩纷呈，丝丝入扣，读者在酣畅淋漓阅读的同时，也可借此了解大量的明清历史文化与风俗知识。

《刘心武揭秘》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掀起红学热潮，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红学爱好者褒贬不一。究竟孰是孰非？ 本书针对刘心武先生的“红学”（秦学）研究，从学术视角和平等交流的层面，提出一系列质疑和理性批评，主要证谬了刘心武“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及其内涵，得出了“秦学”缺乏文献依据的结论。作者并结合多年对红学的研讨，阐述了《红楼梦》文本的叙事内容和曹家本事，提出研究红学的目的是探寻《红楼梦》的审美价值，领悟其博大的思想、文化和哲思。 相信读者能在与《刘心武揭秘》的对照阅读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前言]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然而，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1881年，鲁迅出生的年头，正好临近帝国的悬崖，是时间的断裂带。中国现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蹒跚起步，许多陌生的事物，陆续出现在大队蠕动着的辫子和小脚之间。随着经济的萌动，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戊戍变法——旋起旋灭，蒙受血光之灾。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横亘在官员、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的问题。汉学家费正清用“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概念，阐述中国近代的两大传统。鲁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绍兴。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它是越王报仇雪耻的故地，又是新书报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连大小村落，具有明显的边缘色彩。鲁迅的大家庭过早败落，对应于古老中国的命运，很有点同构的意味。由于祖父下狱事件的牵连，他曾经在乡下度过一段短暂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监斩候”，由最高统治者于顷刻间的“钦点”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这是荒谬的，但是又是天经地义的。权力的这种不测之威，使他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所抓攫。父亲的长期卧病和后来的亡故，无疑加剧了他的精神创痛；而作为长男，又不得不从中担当沉重的责任。家庭的两次变故，把他无情地推落到社会底层；从小康而入困顿，终致自我放逐，远走异乡，“把灵魂卖给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构成了他日后反抗现存秩序的广阔而深刻的背景。可以说，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来自现代的源头，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带有某种“原型”性质。由于改革的缓慢，在一个长时段内，前前后后会产生许多彼此类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说，在无限张开的现实当中，将仍然不断遭逢以往的幽灵。这种“同义反复”的东西，是最本质的东西。鲁迅始终抓住这东西，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则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的处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对于现实，一是不敢正视，二是善于遗忘。鲁迅所作的斗争，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可怕的是，这其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的合谋，以及民众的参与。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所以，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的事实，已然包涵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我们是谁？人还是奴隶？我们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和权利？

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时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鲁迅：《藤野先生》

鲁迅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也即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一个极其奇异的历史时期。世界上很难找到像鲁迅这样对东西方文化都十分熟悉的作家，襟怀博大，视野开阔，目光犀利：更难找到像他这样以异质性的文化观念，猛烈地抨击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天中的叛逆者，革新家，个与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誓不两立、不妥协不屈服的斗士。在人社会中，他孤身奋战，那么勇敢而傲岸。同时，鲁迅又是一个极富于同情心和道义感的平民作家。他可以放弃学者教授的头衔，放弃世俗社会所珍视的一切，但是决不放弃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贡任。就像他笔一卜的那个复仇的黑色人那样，他惟以儿子般的忠诚，和快十般慷慨赴难的热忱，始终不渝地护卫着苦难的大地，广大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 在鲁迅那里，人格、思想、艺术，是一个极其健全面又充满内在矛盾张力统一体。不但在中国，他是唯一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有的特异者。“语录”一词，对于经历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风雨的人们，会唤起怎样的记忆，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人的思想、人格，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简单的“摘句”来体现。对于想要全面了解的读者来说，对原著的阅读是惟一的途径。只是原著的阅读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在当下，尤其当我们面对的是鲁迅。从这一角度看，一本能够基本客观的“语录”选摘，能够为有需要的阅读做一些有益的引导，总还是件不坏的事情。作为选编者，林贤治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他在前言中所言：“力求显示鲁迅思想和人格中的实质性和丰富性，确是着手的初衷。”

一九零六年夏秋之际，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一九二三年七月，二人失和。其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们更多呈现为一个整体，所谓“周氏兄弟”是也。《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一九零九年三月出版，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一九二一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署周作人译。其中鲁迅据德文转译三篇，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本书以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初版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