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与教育基金资助。本书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力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剖析文艺创作、文艺作品和文艺欣赏中的美学问题。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首，它写于1601年。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复仇的悲剧：丹麦王子哈姆莱特的父亲被叔父克劳狄斯害死，叔父不但篡夺了王位，还娶王后为妻，哈姆莱特见到了父王鬼魂，得知事实真相，他立誓复仇，最后同敌手同归于尽。复仇悲剧在罗马时代就很盛行，莎士比亚则对这一题材进行了人文主义的改造，在他的笔下，哈姆莱特具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他从个人的不幸，联想到整个社会，他发现“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决定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超越了狭隘的家族复仇，具有了变革社会的使命意识，这是人文主义者最可宝贵的品质。哈姆莱特复仇的结果是与敌手同归于尽，在最后一场，景象是何等的惨烈：哈姆莱特、克劳狄斯、王后以及雷欧提斯一个个都倒下了，陈尸满地，加上被哈姆莱特误杀的大臣波洛涅斯、波洛涅斯落水而死的女儿奥菲利娅、被哈姆莱特借英王之手所杀的廷臣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剧情中有8人死亡，如果再加上剧情开始前死去的老哈姆莱特，就是9人死于非命。其中5人死于毒药（毒剑和毒酒）。“毒药”是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毒药在毁灭着一切，它不但杀死了受害者，也杀死了阴谋家，还祸及无辜者。毒药是邪恶的象征。面对着充满罪恶的丹麦宫廷，孤立无援的哈姆莱特有过犹豫和动摇：“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但他终于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对邪恶勇敢地发出了最后的一击，他最后被恶毁灭了，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昭告了世人，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理想散发出灿烂的光辉，也使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批判意义。《哈姆莱特》以复仇为主要线索，情节丰富、紧张、曲折，矛盾的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相互试探，各有进退，到最后又不可避免地短兵相接，拼死一搏，令人惊心动魄。剧中穿插着哈姆莱特的6段独白，这时的哈姆莱特在沉思关于人生的种种问题，充满哲理，剧情的发展出现舒缓的间隙，使读者或观众得到喘息和思考的时机。本剧一开始，夜幕中鬼魂出现，制造了一种阴暗、沉重的悲剧气氛，这种气氛笼罩着全剧；不过剧中也出现了一些喜剧性的场面和喜剧性的人物，比如二幕一场中波洛涅斯训子，五幕一场中两个小丑的插科打诨，这些场面和人物调节了气氛，也把全剧的悲剧色彩反衬得更加浓烈。《哈姆莱特》不但具有深刻的历史内容，也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四百年来始终吸引着众多的观众。《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于1595年，早于《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分属两个有世仇的家族，他们一见钟情，但由于家族间的仇恨，他们只能秘密结婚，由于偶然犯下的错误，他们错过私奔的良机，先后殉情自杀。这是一部爱情悲剧，不过它完成于莎士比亚的喜剧期，这时的莎士比亚对人生还满怀希望，他主要写作浪漫喜剧，描画出一幅幅快乐的人生图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带上了浪漫精神，它不像《哈姆莱特》那样悲愤沉郁。剧中一对青年恋人的死亡给了两个家族血的教训，他们幡然悔悟，消弭宿怨，言归于好。爱情的力量终究战胜了封建的偏见，这同莎士比亚“爱战胜一切”的喜剧精神总体上是一致的，反映了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理想。剧中特别使人感动的是两位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他们一旦相爱，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对方，面对着封建的篱藩、家族的世仇、世俗的偏见，他们却毫无顾忌地冲破了这些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爱是那么大胆、那么热烈、那么真诚，他们不但以身相许，而且心心相印，罗密欧误认因药力而昏睡的朱丽叶已经死去，就拔剑自杀，醒后的朱丽叶也只能相随而去。这里有轻率和冒失，但这是一种纯粹的爱情，他们的爱情中没有任何世俗的考虑和自私的图谋，他们谱写了一曲流传千古的爱情颂歌。同爱情的蕴意联系在一起，《罗密欧与朱丽叶》始终以“光”为主导的意象。第二幕第二场罗密欧在花园中，朱丽叶在楼上凭窗而立，他们的对话是文学史上的著名篇章，罗密欧这样赞美朱丽叶：“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太阳！”“她脸上的光辉会掩盖了星星的明亮，正像灯光在朝阳下黯然失色一样；在天上的她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们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唱出它们的歌声。”这对恋人相互把对方比作“光”，比作星星、月亮、太阳，他们称自己的恋爱是“火星的闪烁”、“充满光明的欢宴的华堂”，把他们的婚姻比作瞬息即逝的“电光”。劳伦斯神父也把他们的恋情比作“枪膛里的火药”，“火和火药的亲吻”。除了这些明确的意象外，我们在剧中还可以看到日落、日出、流星、蜡烛、火炬等相关的意象，还有黑暗、云、雾、雨、夜等对立的意象，作为衬托“光”的背景。光是美丽的，它构成了一幅贯穿全剧的绚丽夺目的意象群，激发着读者的想像：但光又是那么迅速地消逝，这正如这对恋人美好而又短促的爱情。这毕竟只是一场从头至尾只有5天的爱情，它不可能牢固、坚实，它美丽、动人，如诗、如梦，轻盈而又短暂。《罗密欧与朱丽叶》没有莎士比亚后期的戏剧那么深刻的思想，但是它集中表现了青年莎士比亚对生活的敏感、对人类感情精细入微的洞悉和驾驭语言的辉煌才华，全剧就是一首诗，一对青春男女缠绵恋情是那么富有诗意，而且在其他剧中人物，甚至在老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诗的意蕴。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浪漫诗人柯勒律治对此有一段精彩的也如同诗一般的分析：“读一读《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切是青春与春天；青春有着它种种的愚卉它种种的美德、它种种的急躁、轻率；春天有着它种种的芬芳、它种种的花卉、和它的无常；从戏的开始，在戏的进行中，以至到结尾都是这同一种感情。那些老年人，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也不是普通的老年人，他们具有一种渴望、一种热心、一种热情，是春天的效果；至于罗密欧，他的爱情的改变，他的突然的结婚，和他的冒失的死亡，这一切都是年轻的结果；而在朱丽叶，她的爱情全部充满夜莺的温柔与忧郁，全部充满玫瑰的艳丽、充满春的新鲜中甜蜜的一切，但是却以一声深长的叹息告终，像意大利傍晚的最后的微风。”

本书讲述了我国著名作家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包括“故乡与童年”、“辛亥革命这一课”、“第一次恋爱”、“来到北京”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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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审美特征论》的论文分别发表于《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名作欣赏》等刊物。所收人的文章都国围绕着“文学审美特性”这个主题，与此主题无关的其它论文都未收入。论集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共3篇，是对于文学审美特征论的总体理解；第二部分共7篇，是运用文学审美特征的观点，来阐释现实主义问题；典型问题、真实性问题、文学语言问题。内容形式问题等；第三部分共4篇，是对文艺创作中审美心理的研究；第四部分共5篇，是对文艺鉴赏中审美心理问题的讨论；第五部分共2篇，这是关于文学审美特征问题的学术背景问题的介绍。

本传记的资料最为丰富，翔实，议论亦精当、平和，不但具有学者传记的严谨风范，而且兼有文学传记的生动、流畅，其笔触探寻到张爱玲作家之为作家，女性之为女性的心底，有助于读者了解谜一样的张爱玲。刘川鄂，男，1961年9月生，曾用笔名阿川，胡四氓等。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不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鲁迅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乱世才女张爱玲》《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各类散论百余篇。获第2届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三等奖、第3届湖北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第8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科研成果奖、第8届文艺争鸣奖。张爱玲是我国五四以来极具创作成就的女作家之一。她把中国传统文学精华与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圆熟地结合起来，其作品直逼现代都市男女情感世界的深处，小说人物颇具人性深度和美学意蕴，显示了独特的观察力和卓越的创作才华。张爱玲出现在40年代中国文坛时，就迷住了众多读者，50年代后其作品在海外风行，80年代以来她又成为广受大陆读者喜爱和研究者重视的作家。在所有有关张爱玲的书籍中，本传记的资料最为丰富，翔实，议论亦精当、平和，不但具有学者传记的严谨风范，而且兼有文学传记的生动、流畅，其笔触探寻到张爱玲作家之为作家，女性之为女性的心底，有助于读者了解谜一样的张爱玲。

周南《周南》与后文的《召南》后人称为“二南”，共有诗二十五首，其中《周南》十一首，《召南》十四首。关于《周南》和《召南》的创作时间，从古至今多有争议。汉代的《毛诗》及齐、鲁、韩三家《诗》都将“二南”的创作时间定在西周初年。《毛诗序》云：“《关雎》、《磷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放系之召公。”唐孔颖达《疏》云：“《关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风，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鹊巢》、《骏虞》之德，是诸侯之风，先王太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人，政系之召公。”南宋朱熹的《诗集传》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著名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这种说法，直到清代才受到怀疑。如崔述在《读风偶识》中便提出惆南》和《召南》“不但非文王时诗，而亦不尽系成康时诗矣”。现代学者运用历史、考古等多方面材料进行研究，认为《周南》和《召南》中的诗篇大约创作于西周末床周初，即周王室东迁前后。关于“二南”的产生地域，古今学者的意见较为一致，即认为约产生于今天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江汉流域。这两部分诗中也多次提到“江”、“汉”、“沦”等水名。按照古人的说法，“二南”之所以分为《周南》和《召南》，也和它们产生的地域相关连。东汉郑交《诗谱》云：“周、召者，《禹贡》雍州歧山之阳地名，……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歧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爽之采地，施先公之一教于己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属之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歧而行于南国也。”认为周、召之分乃以所谓“化行”而不以地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二南”是以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区分。《水经注？河水》：“昔周、召分陕（今河南陕县），以此城为东西之别。”即“二南”之诗的划分以陕为地界，产生在陕以西的、今河南南阳、湖北枝江以西地区的诗歌归入《周南》，以东则归入《召南》，总之都在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江汉流域。从“二南”中的诗篇来看，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什么是“风”？古今学者说法不一。《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以为指风教。朱嘉《诗集传》则云：“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以为指民间歌谣，这种说法本于汉代何休情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太师采诗以观风俗。宋代学者郑樵曾加以发挥，朱更加以采纳，清代学者方玉润又从而扬之，而为现代的大部分学者所采用，并将十五国风中的许多诗篇确定为“民歌”。实际上，十五国风中的诗篇都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其他的一些说法，如认为十五国风的许多诗和中国远古时期的部族图腾崇拜有关，为图腾崇拜的祭扫用诗，则多属揣测，为标新而故作奇异之词，皆不足论。关于“二南”的“南”，历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是“《诗》之一体”，应该与《风》、《雅》、《颂》并列，而不应包含在《风》里。（摘自3―4页）

本书是以读书为线索，来给弗吉尼娅·伍尔夫的生平和作品写一部评传。作者有意把伍尔夫从曾经幽闭过她文学形象的象牙塔中请出来，还给读者一个音容笑貌栩栩如生的弗吉尼娅·伍尔夫。...

《清代小说论稿》是林薇近年来晚清小说的重要成果，全书收论文二十四篇。本书开头两篇《〈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家世、生平及著述考略》、《〈三侠五义〉版本源充流略》和最后的《〈黄绣球〉的作者是谁》、《林纾自撰的武侠小说〈技击馀闻〉最早版本辩证》两篇，都是具有缜密科学性的考据文章。余下的二十篇论文，除专门论及四大谴责小说即《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之外，皆为评述自《红楼梦》、《镜花缘》之后到辛亥革命时期各类罕为人所知见或较少为人评述的小说，给我国小说史填充了一块不小的空白。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从文学本身来评价这些小说的美学特征，而且还通过历史的、文化的视角来揭示当时作家的思想意识和作品所蕴涵的各色社会人物的心态变化。这就比一般就人论人或就书论书的“作家作品论”深入得多，也细腻得多。尤其是对《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的研索和分析，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应该说确实是当前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作者既发掘出刘鹗所具有的蔑弃天理、护持人欲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更认为他的假借外资以求得实业救国的主张是一种超前的进步意识，这要比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更进一步，因而才被人视为“汉奸”，充军到新疆抑郁而死。作者论《孽海花》中所包涵的“三重意蕴”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以来最能抉出曾朴艺术匠心的石破天惊之论。

鲁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不仅在小说、散文、散文诗创作方面独树一帜，在杂文的创作上也有所造诣，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遗产。本书精选了鲁迅先生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