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有生命力的学术，非两翼不能高飞远举。一翼为扎实的材料、严谨的方法、客观求实的态度；一翼为敏锐的思想、价值的求索、人生社会的关怀。作者将本书设定为上下篇，上篇描写、叙述晚清时代最普通也最典型的社会情绪现象，试图由此勾画出那个时代特殊的社会和思想氛围，其次谈到这些情绪所蕴涵的或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思想和观念。下篇则选择了几个较重要的理论问题，略加阐发。希望以民族主义为主轴展开的这个研究，能为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尤其是文学的发展，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一个比较新的视野，由此来拓宽、加深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

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秋来住在海边，目前只见云水，听到的多是风涛声，几乎和社会隔绝。如果环境没有改变，大概今年不见得再有什么废话了罢。灯下无事，便将旧稿编集起来；还豫备付印，以供给要看我的杂感的主顾们。　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名副其实， “杂感”而已。　从一月以来的，大略都在内了；只删去了一篇〔2〕。那是因为其中开列着许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征同意，所以不好擅自发表。　书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就还叫《华盖集》。　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两个字：“续编”。 本书收作者1926年所作杂文三十二篇，另1927年所作一篇。1927年5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印行六版次。

《华盖集》收作者1925年所作杂文三十一篇。1926年6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印行九版次。《华盖集》的内容包括：通讯论辩的魂灵，牺牲谟，战士和苍蝇，夏三虫，忽然想到（五至六），杂感，北京通信，导师，长城，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咬文嚼字（三）等内容。

本书收入作者自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8日所写的日记。作者生前未发表过。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曾据手稿出版影印本，其中1922年部分因手稿失落付阙。1959年、1976年我社两次出版排印本，并将许寿裳所录存的1922年部分片断补人，作为附录。1981年据此编入《全集》，并加注释。此次在1981年版的基础上据手稿重作核校，并对注释作了修订补充。

文艺评价的衰落式微和日趋边缘化，似乎已成为不争的真实。个中原因虽然极为复杂，细究起来大致有五：一是评论不像文艺作品那样读来令人轻松愉快，其阅读范围有限；二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正日益蚕食着人们的理论思维兴趣；三是文艺创作热点分散，难以形成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且关心的理论话题；四是与媒体生存相关的经济压力的增大，导致刊发文艺评价的阵地急剧减少；五是评论自身不关心创作现状和大众需求，脱离实际的自说自话，渐次失去了读者对评价的关注热情。尽管有关领导部门一再呼吁重视与加强文艺评价，但受具体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成效并不十分明显。

本书是研究19世纪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专著，也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修订稿。作家爱伦·坡是西方唯美主义和侦探小说创作的先驱者，也是争议颇多的作家。作者的研究是将其置于西方文化及美国19世纪工业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探究、诠释其创作上文化的、哲理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且介亭杂文二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35年所写的杂文四十八篇，1935年未经作者亲自编定，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包括《隐士》，《漫画而又漫画》，《人生识字胡涂始》，《论“人言可畏”》，《再论“文人相轻”》，《名人和名言》，《逃名》，《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论新文字》等。

本书书名系由作者拟定，部分文章由作者收集抄录，有的加写“补记”或“备考”。但未编完即因病中止，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是由许广平编定印入。这次抽去译文《高尚生活》、《无礼与非礼》、《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三篇和《附记》（已录入《华盖集•忽然想到》注文）；《咬嚼之余》、《咬嚼未始“乏味”》、《“田园思想”》三篇的“备考”和《编完写起》一则已移置《集外集》的有关文章之后；《序言》已移入《译文序跋集》；《教授杂咏》的第四首系这次补入；若干诗文则按写作时间的先后，在顺序上作了调整，若干诗题据作者书录的题款重新核定。

本书收作者1924年至1926年所作散文诗二十三篇。1927年7月由北京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野草》贯穿着严肃的自剖和不懈的思想探索。它的艺术特色鲜明——象征和隐喻手法，想象丰富，构思奇特。

中国和朝鲜（韩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过无数次频繁的文化交流，而文学交流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朝鲜时代在时间上大体与明清两代相契合，在长达五百余年的岁月中，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文言小说，源源不断地传到朝鲜，被当地读者所接受、所模仿。因此将中国小说在朝鲜的流传纳入考察范畴，成为很多中韩比较文学研究者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本论文主要考察的是明清时期中朝小说中所出现的婚恋主题。迄今为止，关于明清时期中朝小说婚恋母题的比较没有专门的研究论著。只有在一些其他中朝小说比较研究论著中可以找到关于中朝爱情小说的简单论述，遗憾的是，这些论著并没有对两国小说中的婚恋母题进行详实而透彻的分析。“婚恋”是本论文的聚焦点。考察两国的婚恋主题最重要的是把注重文化背景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与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方法结合起来，力求解剖两国小说与民众的道德、人生的交互影响。本论文的论题大体可以分为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两国小说中的婚恋都受到中国儒教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等东方诸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明清时期中朝两国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他们都处于一个共同的儒家文化氛围，所接受的儒家观念是相同的，再加上国家政策法规的影响，大多数作家作为国家这个大机器的“喇叭”，就必然要通过自己的笔反映出国家的思想。第二，两国小说中的婚恋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共同的思想使两国文学产生了类似的主题与相近的情感。明清时期的中朝两国小说虽呈现出一元化，但也不能否认又是多元化的。尤其是对婚恋的表达，即在小说中对“情”与“理”的处理上更是显现出其不同点。同样是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朝鲜小说比明清小说表现得更为矜持和含蓄，而相比之下，明清小说在思想和内容的表达以及艳情小说的数量之多上都表现出其“情”的外露和大胆。笔者认为，两国小说中的婚恋的表达出现类似的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共同的儒教思想使两国小说的婚恋能够表达类似的主题与相近的情感，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朝鲜民众以认同的文化心态很自然地接受中国儒教文化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民族思想。不能否认朝鲜王朝强烈的独尊儒术影响着朝鲜小说中婚恋表达的含蓄与收敛，但更重要的是朝鲜民族所特有的风流道精神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读者的阅读趣味。就像《努胯夫得 怛怛朴朴》所表现的那样，朝鲜小说很好地表现了圆融性和方正性，也就是说虽然朝鲜小说中的婚恋并没有太多的性爱的描述，但也有足够的爱情表达，即在爱情主题的表现上并没有过于呆板与拘束。这又与花郎道精神中的道德与欢娱的相互协调性不谋而合。朝鲜的花郎道精神是道德与审美的有机结合。花郎道的教育方法中就有这么一条：“相磨以道义，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欢快的“歌乐”，再加上具有节制性和纪律性的 “道义”相互制约，“歌乐”与“道义”相结合就不会显得太呆板，而且因有“道义”、即道德规范的监督，并不会因沉溺于玩耍和游戏而陷于堕落。这样的思想反映到朝鲜艳情小说创作中，即使是反映男女之间的七情六欲也是很有“节度”的，并不会发展到像在明清被认为“淫书”的那种遭到唾弃的地步。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今日，世界上儒教的伦理保存得最多的国家应该说是韩国。儒学对韩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与韩国从未中断过儒学教育和活动有直接关系。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韩国继承了中国的儒家传统，强调社会的伦理价值，这些都为整个社会风气的纯洁与提高全国民众的素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