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作家史蒂文森辞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评论界的反应褒贬不一，他在英国文学史的地位也几经跌宕起伏。这与他的多重写作身份不无关系：他首先是一位苏格兰作家，如同爱尔兰作家一样，并不完全认同自己的英国作家身份。他写小说、散文、游记和评论，除了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还创作了离奇怪诞的恐怖小说；同时他与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交往甚密，共同探讨小说的写作艺术，并发表了不少眼光独到、观点新颖的见解。他是一位典型的离散作家，早年便开始了文化放逐，漫游欧洲大陆，又造访美国，后定居太平洋的一个岛屿。有关史蒂文森的著述大都围绕他的传奇生平，深入系统地研究他的作品并不多见。本书结合历史文语境及有关小说文本，着重考察美国小说对史蒂文森写作的直接影响，并分析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及俄罗斯文学带给他的创作启示。通过对他创作活动的起步和发展轨迹的追溯，提示了其小说艺术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他对故园挥之不去的思绪情愫，尽在诸多作品中显现。文化放逐的探索经历以及美国文学对他的深刻影响，无不构成了他具有真知灼见的人生体验和多姿多彩的小说世界。

本书原名为《艺术创造工程》，是一份课堂讲稿，完成于18年前，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0年后又存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先后出过两版。一直有很多读者来信希望住大陆重版此书，我总觉得理论著作不比文学作品，容易过时，自己又抽不出时闷修改，没有答应。但是，后来有一件事让我改变了想法。那是2002年10月1日北京放长假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馆希望我在长假期的第一天为市民。由于通知匆忙，我无法准备，临时凭记忆讲了此书第五章《未知和两难》中的部分内容。这个演讲在中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后来根据观众要求而重播的次数，破了这个栏目的记录。这个现象有点奇怪，但我当时在讲台上已经感受到了。这么多北京市民来听我演讲，有很大一部分是想解我在这些年一波又一波诽谤浪潮前的态度，并来为我作出当面声援。但他们听我一讲艺术创造的深层奥秘，立即间惊讶而肃静，而我己也觉得这种珍贵的艺术气氛已经有点陌生。为此，我住演讲最后发了一声感慨，希望嚣阵阵的文化艺术界，能有更多的人重新回过头来做一点真正属于文化艺术的事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匆匆翻看了一下这本旧著，居然唤回了不少自信，便删削修改一遍，作为“余秋雨学术专著系列”的第一本付印。关于这本书，有以下几点需要向今天的读者交代。第一，我在写作这部书前，已经长时问沉湎过从亚里士多德到康、黑格尔的精神体系，深知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艺术理论教材，是何等极左和贫乏，因此故意与那种框架作对，只以国际美学思维和自身审美经验为标准，自行构建。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自行构建的原则是力求简洁、轻便、质感、明了，彻底放弃任何装模作样的理论架势。第二，我希望这本书能直接有助于艺术实践者，特别是有助于准备从事叙事性作品创作的学生，因此努力增加感性解析。这很难，因为在艺术中，感性是至高目标，即便耗尽理性也无法完全到达，而且越是感性越能暴露解析者真正的审美水平。理论家最怕举例，这一点，连黑格尔在《美学》中也常常露怯。所以，这本书中的探索有点冒险。我选取的理论偏重于法国因为觉得法国的艺术思维更靠近感性；我选取的实例偏重于电影，因为电影的综合程度、空间效能和群体接受，比其他艺术更经得起分析。我更乐于分析当时刚刚面世的作品，因为这样能使读者有直接的切身感受。在写作之时我正好担任r中国首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因此也顺手牵羊，多分析了几部莎士亚戏剧。第三，我希望艺术实践者面对艺术理论的时，不要被学究式的重重分割所吓退，因此本书在探寻一种对古今中外都大致适合的“通理”结构。我把不同时空的艺术经验邀于同室．熔于一炉，来展现人类对艺术认知的“异中之同”。由于我已在以前的著作中系统地梳理过“同中之异”，因此对于这次跨时空的邀集有一种选择的自信。第四，写作此书，还需要另外一方面的胆量。因为就在写作过程中，中国又掀起过好几个极左的政治运动，不仅外国现代派文艺受到猛烈驱逐，而且只要稍稍离开一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早年对文艺要求，都会受到严厉批判。一些“文革”中的大批判干将，又在化着名字整人、咬人，这种情况被人们称为“倒春寒”。在这样的形势下写这一本书，几乎每一页都有被扣上“资阶级自由化”帽子的风险。但我毕竟是比较勇敢的，而当时文化界这样勇的人还有不少。因此，重印这本书，对我还有另一番作用，那就是可以举着它笑视今天还在忙碌的大批判干将们，说一声：“我们是交手多次的老相识了，别来无恙？”第五，希望今天的读者者能注意我在18年前醒目提出的“创造”这个概念，理解这个概念对艺术的绝对意义，对整个中国文化没落和再生的绝对意义。尽管我没有预料到后来我们会面对那么长时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艺术保守主义，但似乎又有一点模糊的预感。因，我在论述这个慨念的时候十分动情，在写完十章之后又附加了写法比较特别的一章。这最后一章，在出版当初由于具有广泛的针对性面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本书的内容，当时还应邀在国内不少省份讲过。那都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连我的学生和听众，也已渐渐老去，更不必说我自己。老不怕。此生总算细细地钻研过艺术了，这是人生很大的福分。2004年7月于青海塔尔寺

故事开端，男主人公仅11岁，父母双亡，贫困孤苦而又多愁善感，但幼小心灵中已深深埋下了求索上进的宏伟大志。他初为乡村面包点的小厮，后为石匠学徒工，在艰苦劳作之余，摸索自学，排除重重障碍，来到他视为知识圣地的基督寺（影射牛津），却只能以石匠之身久久徘徊于高等学府广厦深院大门之外，甫介三十，壮志未酬而身先死。淑作为继承父业的圣像工艺师和受过师范教育的青年女子，社会地位与裘德大同小异。不过身为女性，她的思想言行更体现了当时英国已经萌动的女权运动，而在气质上，她更比裘德多一番接受新思潮的敏锐激进，逊一筹抵挡恶势力的勇敢执着。卡尔·韦伯曾经指出：“哈代在描写两个主要人物被粉碎了的理想时，希望能够影响世界思索和行为的方式。”针对评论界的恶毒攻击，哈代，为捍卫自己的作品与主张作出了回答：“我对自己的创作与荣誉的关心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一点也不在乎双方所出现的事……对我的作品的揭示方式，我不大感兴趣。这些读者同你们一样，不可能看不出《无名的裘德》（尽管是一本完全有‘目的’的书）比我写作的任何一本书更有益于道德。”这儿所有敏感的读者至少可以看出，小说的意图是真诚的善良的。”作为一个学识渊博、见闻深广、技巧纯熟的年近七旬的小说家，哈代主要通过塑造裘德和淑这样一对比哈代大部分主人公拥有更丰富文化素养和时代先进思想的青年男女，用平实的白描和陈叙，再加上关键时刻的作者点评，为这部作品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正因如此，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教育、等级与婚姻制度和宗教问题，而且还有两性生活方式、妇女权利、破碎家庭、早熟儿童等等很多与20世纪相关的新课题。难怪有评论家指出，产生于19世纪最后五年中的这部名作，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渗透着“现代”意识，而且在艺术上，也向现代主义试探着伸出了触角。

本书选收作者12篇短篇小说及有关作者的评论文章和年谱资料。采取人称叙述，由“漂泊者”的经历出发，描写旧时代生活的苦难，以及苦难中人们强烈的求生欲望、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对黑暗人生的反抗。小说呈现了西南边地的风光，充满异域情调，富于传奇色彩。

这是一个特殊的选本。全书二十余篇作品是从《少年文艺》五十多年的众多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不仅是著名作家的精品佳作，而且都是“第一篇” 。所谓的“第一”，并不是他们最初的创作，而是另一个意义的“第一”：或第一次在《少年文艺》上发表，或第一次在《少年文艺》上获奖，或第一次的儿童文学创作以及其他和“第一”有关的作品。“第一”既是起点也是拐点，更是作家们自己的珍爱，读着这些“第一”，你将从中感受到他们的 “第一篇”和别的作品不一样的意义。

《你应该知道的世界文学名著》开篇是一个英雄在命运的捉弄下刺瞎双眼，拄着盲杖走向孤独深邃的喀泰戎山。末篇是一个家族历经百年孤独后无声无息地消亡。随着历史的前行，往昔一个小渔村，甚或是一片荒凉的原野，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人潮拥挤，机器轰鸣，可深埋在人们心底的仍然是一片孤独。家族如是，个人如是，英雄如是，凡人如是。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我们人类注定的孤独？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沉吟着这熟悉的辞句，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文学孤寂的美。《你应该知道的世界文学名著》着重在两个方面向读者诠释这些名著。一是名著内容。作者把每篇名著都压缩到六千字左右。二是用激昂的的笔调对名著的作者做了生动的介绍。第一部经典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位经典的人物，都有一个不屈的灵魂。他们的身世和才华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深思。

俞平伯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红楼梦辨》于1923年初版，50年代初增订再版时改名《红楼梦研究》，是该派的代表作之一。在1954年的“红学大批判”运动中，俞平伯及其著作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也使他家喻户晓、扬名海内外。本书收集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外最重要的红学作品，《读＜红楼梦＞随笔》写于大批判前夕，曾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但从未出过单行本，《乐知儿语说＜红楼＞》、《“旧时月色”》等文则是他历尽劫难之后晚年的总结性成果。作者谈红楼梦，以小见大，深入浅出，既有扎实的考证，又有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点评，不愧为一代红学研究的范本。

《王蒙新世纪讲稿》收录了文学大师王蒙2000年以来的最新演讲与访谈。内容涵括对于文学界、学术界热点问题的深入探究，对于自身作品及对古今中外经典名著的别样解读。作者激扬文字，畅谈人生，把握时代脉动，奔涌无穷哲思，尽显语言之风雅睿智。

中篇散文《故乡在晚风中》之所以感人至深，我以为是巴一他巧妙而自然选择一个童年的视角，以一个孩子纯真的眼睛去看一个黑白颠倒的混纯世界，那种童心的战栗和无辜的戕害，读之更是令人心悸。有人说，研究一个人的童年，有助于准确地描绘这个人的形象；研究一个民族的童年，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一个民族的精神方向，我们曾经是一个精神被扭曲而失落的民族，我们曾经找不到精神前行行方向。并且我们有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巴一这部散文恰恰以此作为切入点，深入地开掘，以故乡小镇与乡村的底层农民的苦难生活为蓝本，将笔触深入到民族的精神的皱褶，在描述这种民族精神被扭曲的同时，又向读者推出了皖西北小镇赵庙的三个“街魂”——张赔衣，劳壮，疯老婆——他们是作为“另类人”而存在于那个疯狂的年代。表面上他们一疯一傻一残（疾），然而他们似乎是超越那个时代的独立存在，在所有的人群中，他们是活得最为真实的三个人。正是因了他们的真实，思想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行为的真实，与那个年代整体的虚假和民众的“集体无意识”构成反差，才被“街上”人视为“另类”，是“疯子傻子”，从而充当了那些“正常人”的笑料与把柄。与此同时，他们也释放了人们对苦难的负荷，并从这苦难中咀嚼出一丝丝的快乐来；尽管这快乐是苦涩的。恰恰是这一点，这三个“另类人”成了乡村集镇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俟他们相继离去，“无人不为之唏噱叹息，同时，那语气里充满着对他们的无奈和同情”。

本书收录的作家，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专集里收录的文章都是专家学者们对他们和他们的代表作品的评价，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们成功的一面，也指出他们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