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青是国内研究张爱玲颇有成就的作家，她撰写的张爱玲传风格清新，语言优美，内容详实。

本书记述了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丰富多彩的一生。

《现代英国小说（1878-2001）》是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对1878至2001年间的英国小说进行的综合性评论和研究。它就像一个过滤器，精心拣选出这一百多年间的重要小说家及其作品。探讨了小说承载的社会与道德关怀以及其所蕴含的种种艺术潜力和可能性。作者在1993年初版的基础上，于此修订版中对1945年以降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改写和补充，增添了新的章节，将小说研究带到了世纪之交，带入了新的千年。

本书所以取“精读”为名，是想避免隔靴搔痒式的简单赏析，而对读者的解读有切实的助益。为此，在写作中我们力图贯彻如下宗旨：作品正以难解而需为之解，故不取避难就易之巧，不为模棱闪烁之辞，务求在精读细解与折中他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明确的意见，给读者一个较为清晰的说法。所谓“诗无达诂”、“文难定解”，并不能成为推卸必要的解释责任的借口，理解的历史性和开放性，正是在不断的解释中得以展开和实现的。为了贯彻这一宗旨，本书的所有作者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心血。当然，我们的工作绝非无可挑剔，能力有限地非虚伪的谦辞，正如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知音》中曾慨叹的：“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千载其一乎！”在那些伟大的文学杰作面前，我们绝不敢妄称知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去理解它们，尽可能揭示它们丰富的意义和非凡的价值。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小说都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水浒传》的版本状况是怎么样的？刘世德先生讲得言简意赅、清晰明了。他特别提到，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区别，这显示的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语言文字艺术大师和一个很普通的记载一个故事的记录者之间艺术功力的天壤之别。因此，必须肯定，《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伟大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积累型”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品。书中的10篇演讲各有侧重，各有特色，涉及《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水浒传》的成书之谜、宋江的性格与功过、“逼上梁山”人物解析、《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水浒”与“江湖”、《水浒传》与水浒戏、《水浒传》的思想倾向、从“生辰纲”的下落重评《水浒传》等。《水浒传》故事本身是从宋代真实的人物宋江的事迹演化而来。可对于如何评价宋江的一生，历来毁誉参半，主要焦点集中在对他接受朝廷招安的看法。他到底是一个具有革命家气质、“勇悍狂侠”、“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农民领袖，还是打着仁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是出卖梁山、投靠朝廷的投降派？张俊先生的演讲也是立此存照以备考。不论从哪个角度说，《水浒传》都是一部男人书，女性人物少得可怜，给人留下印象的主要有三类：梁山三女杰———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和顾大嫂；四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卢俊义夫人贾氏；还有贞烈的林娘子。从中当然能够明显感觉到作者封建传统的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观。至于《水浒传》的文学魅力自不必赘言，明代容与堂刻本的《水浒传》在第三回总评中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形容刻画亦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见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水浒传》里的人物性格极其丰富，一百零八人不重样儿，各具形神，仅以贯华堂刻《水浒传》第二十八回金圣叹点评为例，说“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他近来提出要重新“解毒”《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他认为《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而在江湖游民的身上，又有着传统文化和精神思想里太多糟粕的东西，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要说，“中国的确也还流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有古人说，“不读《水浒》，则不知天下之奇！”读读这本书，绝对可以使读者在身临现场般的聆听之中，享受一种捷径的猎奇。<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是俄国文学的奇才。他的一生坎坷不平；他以二十五岁的青春年华发表了轰动俄国文坛的中篇小说《穷人》却在三年后因参加探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小组的活动，而被沙俄政府流放西伯利亚达八年之久。他的小说艺术在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手法的基础上，在对话艺术和意识流描写等方面都有崭新的开拓。陀思耶夫斯基成为对20世纪世界文学潮流颇有影响的俄国作家。本书是继格罗斯曼的同名评传之后，作为1933年高尔基创办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之一，于1984年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既可以扩大我国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的视野，也可供广大读者，以便增进对俄罗斯文学的理解。因为除用品外，传记对理解一位古籍典作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阅读其作品必备的参考书。

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而富于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在海外享有盛誉，拥有众多热忱的读者与研究者。她的作品长期不为国内读者所知。她的小说世界有着众多幽丽，迷人的景观，等着我们去发掘、欣赏……她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吸引千万双眼睛的，也许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作品散发出的独特芬芳。她梦一样的传奇经历，她的怪僻、清高与孤傲，她谜一样的身世、谜一样情……构成了她的“美”。爱玲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她将艺术生活化，又将生活艺术化，同时却又对于人生充满悲剧感；她出身名门，同时却又幻想着去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同时却又远离众人，冷漠而又寡情；她通于人情，达于世故，同时却又在衣着打扮、待人接物方面，我行我毒，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可以同读者套近乎、拉家常，同时却又在现实里与人保持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曾经大红在紫，出尽风头，得到电影明星般的风光，同时却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张爱玲，是现代作家中的“异数”，她一上路就是巅峰，她一出手就是经典。《金锁记》与《倾城之恋》，不逊于“五四”以来任何一位“经典作家”名著，傅雷把她小说称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她站得很高，她能看得见人生的虚无，但她有点胆怯，所以她常常回缩到人世之中，回落到低俗无聊之中。她常作出对虚无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在生命的“高点”上她不能够坚持，所以她离“最伟大”三个字，还差那么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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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共收集王蒙三十余篇文章，在书中，王蒙用他一贯幽默生动的语言描写邵荃麟、萧也牧、夏衍、毕淑敏、铁凝、张洁等已故或健在的友人，通过与他们相处时发生的一件件小事，将人物形象以速写的笔法立体呈现出来。除了对邵荃麟、夏衍、冯牧、丁玲等已故友人的怀念外，王蒙在书中还直言个别作家朋友们的短处，比如他调侃陆天明“呆”劲十足，毕淑敏的名字普通得如同任何一个街道妇女，张洁则是越老越不够宽恕。对此，王蒙在序言中解释道：“写人的时候我带着几分二愣子劲儿，因为吾爱吾师吾友，但吾更爱真理，哪怕由于过分直言而被友人痛恨一时。”从《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中，可以读出作者的感情。怀念，何以不成样子？王蒙在序言《人与时间》说的明白：“写人的时候我带着几分二愣子劲儿，因为吾爱吾师吾友，吾更爱真理。吾爱真理，所以才爱吾师，敬吾师，爱吾友，哪怕由于过分直言而被友人痛恨一时。请问，如果对于友人还不敢说实话，一辈子还有机会讲几句实话呢？而始终不讲实话，不是活活要憋死了吗？”本书前言序：人与时间对于我来说，人的纪念就是时间的记忆，就是生命的见证。活到七十岁了，一想，那么多师长关心过我，帮助过我，为我付出了那么多。那么多年轻人令我神往，令我怜惜，而又禁不住对他们说点什么。而一代一代的人活得都那么不容易。而他们也是和我们或者更年轻的人一样的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一样的冲动与计算，一样的得失与矛盾，一样的诚挚与悲欢，也一样的冒傻气和软弱，有时候却又是豪气满乾坤。我不想“审父”，也不想在子侄辈们面前一味地被审。我对师长们有时确实是感激涕零，但又不想仅仅是感激涕零。我只能平视他们。在视他们为师长的同时视他们为益友，好友，诤友，需要关爱的老人。如果仅仅从年龄上说，他们处于“弱势”。对于比我年轻的人，就更是这样了，我非常羡慕他们，也知道他们未必能避免我们年轻时的幼稚与冒失，自以为是与自我作古。同时我特别想从他们身上得到冲击，好保持自己老得慢一点点。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他们——更年轻的一代的。我渴望的是一种相通，一种直言，一种不被什么代沟不代沟囿住的爱心和善意。写人的时候我带着几分二愣子劲儿，因为吾爱吾师吾友，吾更爱真理。吾爱真理，所以才爱吾师，敬吾师，爱吾友，哪怕由于过分直言而被友人痛恨一时。请问，如果对友人还不敢说实话，一辈子还有机会讲几句实话呢？而始终不讲实话，不是活活要憋死了吗？当然，我写到的也仅仅是管中窥豹，只有一斑而已。是为序。王蒙2004年12月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是从精神立场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物质的初步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立场的总体格局是由实用理性、历史理性、虚无主义以及自然精神与超越精神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的主旨是深入地探讨道家自然精神、酒神自然精神、女性自然精神和后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本形态、表现特征、意义与界限。这种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特质，以及较为彻底地反思在人类文明史中绵绵不绝的自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