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书是青岛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近几年代表性研究论文的选编。第一部分既深入论析了鲁迅作品的生动内涵以及鲁迅与中国新文学主流的对话、交融、影响的关系，也对鲁迅与中外文化的关系作了多侧面的梳理和探讨；第二部分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系统地研究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并从中总结经验，探讨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第三部分把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紧密结合进行研究，在扎实的立论和丰富的材料中对中国新文学得出许多具有启迪性的结论。

本书是一部全面探讨《孔子诗论》内涵的专著。作者将战国《诗》学分为南北两派，认为《孔子诗论》是南方《诗》学的代表作，并初步考订其成书于子思之后孟子之前。作者在先秦两汉《诗》教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下，对《孔子诗论》从说《诗》方法、诗的题旨、理论倾向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指出《孔子诗论》已经触及到中国诗论最核心的问题。全书纵论上下几千年历史，出入传世文献与考古文物之间，视野开阔，材料翔实，立论审慎。<

莎士比亚，英国诗人、戏剧家。1564年4月23日生于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其父约翰·莎士比亚经营羊毛、皮革制造及谷物生意，1565年任镇民政官，3年后被选为镇长。莎士比亚幼年在当地文法学校读书，1582年同邻乡农家女安·哈瑟维结婚。1585～1592年莎士比亚经历不详，传说他当过乡村教师、兵士、贵族家仆，并因偷猎乡绅T.路希爵士之鹿逃往伦敦，先在剧院门前为人看马，后逐渐成为剧院杂役、演员并开始剧作生涯。1592年，剧院经理P.亨斯娄首先提到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六世》上篇。同年，剧作家R.格林在其《千悔得一智》中影射莎士比亚姓氏，并引用《亨利六世》下篇台词，骂莎士比亚是“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可见他当时已颇有名望。1594年，他和当时名演员W.坎普、J.伯比奇同属宫内大臣剧团，同当时新贵族骚桑普顿伯爵、埃塞克斯伯爵等均有来往。他的剧团除在天鹅剧场、环球剧场演出外，也到宫廷演出，夏季或瘟疫流行期间，则到外省演出。1596年，莎士比亚以其他名义申请到“绅士”称号及家徽，1597年在斯特拉特福购置了房产，1599年成为环球剧场拥有1／10股份的股东。1610年莎士比亚卖出了他的股份，回乡隐居。1616年4月23日在家乡病逝，葬于镇上的圣三一教堂。莎士比亚在22或23年间共写了37部戏剧，其中只有16部在他生前以4开本盗印版出版。原因是因当时作家将剧本卖给剧团，剧团为垄断便不发表，被盗印的剧本则是由演员口授，或在演出时被人速记下来，故而版本多有遗漏和错误。1623年，莎士比亚去世7年后，曾与他在国王供奉剧团（前身即宫内大臣剧团）共事的演员海明和康德尔收集莎士比亚遗作36部（其中有20部是首次付印），出版了第一个莎士比亚戏剧集，即后人所谓第一对开本，其中的剧目不是按创作年代，而是按喜剧、历史剧和悲剧3类编排的。从18世纪后期开始学者们研究了莎剧的创作年代、分类和分期问题，但说法不一。一般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可分以下3个时期：第一时期（1590～1600）以写作历史剧、喜剧为主，有9部历史剧、10部喜剧和2部悲剧。9部历史剧中除《约翰王》是写13世纪初英国历史外，其他8部是内容相衔接的两个4部曲：《亨利六世》上 、中、下篇与《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与《亨利五世》。这些历史剧概括了英国历史上百余年间的动乱，塑造了一系列正、反面君主形象，反映了莎士比亚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谴责暴君暴政，要求开明君主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人文主义政治与道德理想。10部喜剧《错误的喜剧》、《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无事生非》、《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大都以爱情、友谊、婚姻为主题，主人公多是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智慧与美德的青年男女，通过他们争取自由、幸福的斗争，歌颂进步、美好的新人新风，同时也温和地揭露和嘲讽旧事物的衰朽和丑恶，如禁欲主义的虚矫、清教徒的伪善和高利贷者的贪鄙等。莎士比亚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基本情调是乐观、明朗的，充满着以人文主义理想解决社会矛盾的信心，以致写在这一时期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洋溢着喜剧气氛。尽管主人公殉情而死，但爱的理想战胜死亡，换来了封建世仇的和解。然而，这一时期较后的成熟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又带有忧郁色彩和悲剧因素，在鼓吹仁爱、友谊和真诚爱情的同时，反映了基督教社会中弱肉强食的阶级压迫、种族歧视问题，说明作者已逐渐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第二时期（1601～1607）以悲剧为主，写了3部罗马剧、5部悲剧和3部“阴暗的喜剧”或“问题剧”。罗马剧《尤利乌斯·凯撒》、《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科里奥拉努斯》是取材于普卢塔克《希腊罗马英雄传》的历史剧。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悲剧《雅典的泰门》标志着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深入思考，着力塑造了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回天。奥赛罗正直淳朴，相信人而又嫉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丧失理智，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的磨难。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性格中有善和美的一面，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由于这一时期剧作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深度的增强，使《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等“喜剧”也显露出阴暗的一面，笼罩着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的罪恶阴影，因而被称为“问题剧”或“阴暗的喜剧”。第三时期（1608～1613）主要作品是4部悲喜剧或传奇剧《泰尔亲王里克里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这些作品多写失散、团聚、诬陷、昭雪。尽管仍然坚持人文主义理想，对黑暗现实有所揭露，但矛盾的解决主要靠魔法、幻想、机缘巧合和偶然事件，并以宣扬宽恕、容忍、妥协、和解告终。莎士比亚还与弗莱彻合作写了历史剧《亨利八世》和传奇剧《两位贵亲》，后者近年来被有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收入。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取材于旧有剧本、小说、编年史或民间传说，但在改写中注入了自已的思想，给旧题材赋予新颖、丰富、深刻的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他继承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的三大传统并加以发展，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创造性革新。他的戏剧不受三一律束缚，突破悲剧、喜剧界限，努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入探索人物内心奥秘，从而能够塑造出众多性格复杂多样、形象真实生动的人物典型，描绘了广阔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以其博大、深刻、富于诗意和哲理著称。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当时英国的舞台和观众写作的大众化的戏剧。因而，它的悲喜交融、雅俗共赏以及时空自由、极力调动观众想象来弥补舞台的简陋等特点，曾在18世纪遭到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者的指摘，并在演出时被任意删改。莎剧的真正价值，直到19世纪初，在柯尔律治和哈兹里特等批评家的阐发下，才开始为人们所认识。然而当时的莎剧演出仍常被纳入5幕结构剧的模式。19世纪末，W.波埃尔和H.格兰威尔-巴克强烈反对当时莎剧演出的壮观传统，提倡按伊丽莎白时代剧场不用布景的方式演出，以恢复其固有特点。

本书为朱自清先生诗论专著。爬梳上至春秋战国时的“诗言志”说，下至汉代的“诗教”说，从“比兴”到“正变”，贯穿四条诗论发展的历史。着重从理据角度阐明了“诗言志”的中国诗学传统。朱自清在书中引用大量诗篇及诗论原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清隽，论证缜密，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作。这本小书里收的四篇论文，便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但《比兴》一篇却只能从《毛诗》下手，没有追溯到最早的源头；文中解释“赋”“比”“兴”的本义，也只是以关切《毛诗》的为主。“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这一层已经有人在研究，但跟文学批评无关，我们可以不论。《毛诗》的解释跟作诗人之意相合与否，我们也不论。因为我们要解释的是“比兴”，不是诗。　本文原拟名为“诗论释辞”，“辞”指词句而言。后来因为书中四篇论文是一套，而以“诗言志”一个意念为中心，所以改为今名。《诗言志》篇跟《比兴》篇是抗战前写的，曾分别登载《语言与文学》和《清华学报》。《诗教》篇跟《正变》篇是近两年中写的。前者曾载《人文科学学报》；后者也给了《清华学报》，但这一期学报本身还未能印出。

大型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研究丛书。它以五四以来文学艺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物、事件、思潮、流派、社团、期刊等为研究对象，采取研究专著、传记、回忆录、访谈录等不同形式。规模大、视角新、作者队伍实力雄厚是本丛书的重要特征。第一批8种于2005年推出 ，目前已出版四种。

古代小说与城市有着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古代小说所描写的大量生动的城市图景，乃是古代城市生活形象化的反映。本文侧重对后者的研究。主要以古代小说作为考察对象，探讨其中以各种形态存在的城市文化。本文的总体思路是将唐代至晚清的历代小说中的城市文化作一纵向、历时性的描述，同时采用纵中有横的结构方式，对历代小说中反映的典型城市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分析，而在研究中则尽可能以异质的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和西方城市文化为参照系。在方法论上，本文采用文史互证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从文献价值的层面来论证小说中城市描写的史料价值，指出这些城市描写所具有的小说个性和艺术价值，尽可能将研究的重点深入到城市的精神文化层面，以期从小说的角度揭示古代城市文化的特质和内涵。

《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汇录柳宗元全部诗文在十九种善本中校出的异文，是一部资料工具书性质的学术著作。柳宗元著作版本很多，但都存在讹、脱、衍、倒等错误，为给读者及研究者提供较好的参考版本，《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以“百家注本”为底本，以世綵本、音辨本、训诂本等9种版本为主校本，以蒋翘东、济美堂本等9种为参考本进行了汇校。

本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选析；第二部分是莎士比亚戏剧精彩独白选析；第三部分是西方莎士比亚批评史略。另附一篇探讨莎士比亚与圣经关系的研究论文。笔者所以这样结构本书，主要有这么几个考虑。首先，有关莎士比亚的研究，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难以数计，其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到各个角落。但比较而言，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评析与探讨则相对薄弱。虽然一些学者对莎士比亚个别重要的十四行诗作过分析和评价，但迄今还没有一部评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著作问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中心主题是爱情和友谊，抒发了诗人对爱情、友谊、青春和美的理解和看法，从中强烈地体现出诗人天真纯洁的利他主义思想和宽容谅解的博大胸怀；也表达了诗人渴望战胜时间、珍爱生命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同时，诗中还流露出了一些更为宽广、深沉的思想感情，如对当时社会上尔虞我诈、弱肉强食、黑白颠倒等种种丑恶现实，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懑不平与切齿痛恨之情。这种情绪正是诗人日后创作悲剧的基本出发点。此外，不少诗中还表达了诗人对文艺创作的审美理想的执着追求，这是理解诗人艺术观的重要文献。显然，较为全面、具体地对这些诗歌加以评析，有助于人们从诗的角度更全面更感性地认识莎士比亚的伟大与深刻。其次，从戏剧人物独白的角度来认识、分析莎士比亚也极有意义。莎士比亚戏剧中有许多令历代读者耳熟能详、传诵不衰的精彩独白。这些独白往往是剧中人物在特定的情景下，对自己源于生命的真诚情愫的诗意倾诉或对社会人生真谛的顿悟的哲理表达。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物的思想与性格，而且有助于我们理性认知整个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从而领略莎士比亚运用独白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高超技艺。第三，西方莎士比亚批评史最能显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内涵。莎士比亚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他的戏剧作品是一座巨大而神奇的艺术宝库，是欧洲戏剧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的伟大代表。他的作品自问世迄今，获得了历代学者、评论家、作家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评价。其中既有众多热情的赞赏，公允理性的认知，又有片面的指责和否定，甚至恶意的诋毁。这就构成了一部形形色色、洋洋大观的莎士比亚批评史，一部浓缩着历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价值理想、欣赏趣味的莎士比亚接受史。回顾这段漫长而有意味的批评史和接受史，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完整地理解莎士比亚艺术的本质和特色，而且有助于我们掌握文艺批评的规律，提高我们的鉴赏水平和理论水平，同时也让我们更清楚更理性地感知“经典”诞生的风雨历程。本书最后所附《莎士比亚与圣经》，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的角度，探讨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与宗教的关系。总之，笔者从上述几个层面来呈现和论析“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我与文学及其他》是朱光潜先生的重要作品之一。讲述他怎样跟文学打交道，怎样走上美学理论研究的道路，一些甘苦，一些心得，一些愉悦。全书各篇谈说的方面广泛，以诗或诗论为中心，穿插对王国维、柏拉图、阿诺德等中外美学家思想的精彩评述，对文艺理论进行细致地疏解。“读这个集子，宛如和孟实先生促膝而坐，听他娓娓清谈”，“不知不觉间，我们让他熏染了，至少对文学见得深广了”。

"本书属于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中西文论概观的反思，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西文论景观的展望。本书的体系性结构：首尾两部分是整合性的世纪之交的学理观照，中间部分是个案性的学理阐释。个案结构为本书的主体，分别解读王元化、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孙绍振、许明、南帆等中国七大学人的主要学理观。所谓学术个性表现为三代学人老、中、青的区别，学术理念多元视角的不同特色与治学方法论的多元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本书真正从当代性切入解读，以扩散性思维，打开“散点透视”之窗，纵横捭阖，中西比较，阐明超越。在世纪之交的学林中，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学术研究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