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是中国文化／文学风景独异的历史单元，李渔就是这独特氛围中孕育出来的颇具代表意义的“怪杰”。其人、其行、其文既引人注目又招人争议，或褒或贬往往又在一念之间。本文分上、中、下三篇及余论四部分。上篇考察李渔的文化行为，重点讨论其艺术经营活动和交游活动，以求大致测定其文化角色。中篇考察李渔的文化人格，其在明末清初特定时代环境中的政治态度、功名观念；人生志趣中性爱与道德的认识构成；生活艺术化思想的内涵意义，以求梳理其文化思想。下篇为文学思想研究专章，结合上述文化研究之所得，融通其文学创作、批评、理论，综合考察体现于诗文稗曲（以稗曲为重点）的文学思想。余论部分是对李渔及其思想的全面定位。李渔思想明显渊源于晚明的个性思潮和享乐之风，又受到明清之际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因素的制约而发生了某种变异，并在其个人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以及资禀个性的因缘下，最终形成了复合、复杂而又独特的形态结构。李渔在相当程度上承续了晚明士风，其独特的代表意义在于，当个性思潮受阻，特别是遭逢沧桑剧变，一批士人销蚀了社会政治的意志和热情，将人生关注点由纯粹精神层面不断回落到世俗生活层面，体现了文人的主体意识向下突破、转移的态势。就此堪称李渔为晚明思潮的最后殿军。

内容简介本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鲁迅论“国民性”和“民族魂”。主要从民族心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等新角度和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中阐述鲁迅的“民族”“国民”观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关系。第二部分：鲁迅的美学观和德国自律美学。从多个侧面讨论鲁迅文艺观中的基本矛盾，即文艺的自律性和文艺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鲁迅在其文学创作活动中始终试图在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第三部分：鲁迅的精神态度与西方哲学。通过鲁迅对“唯科学主义”、“进化论”、“超人说”、“个性主义”、“民主”、“生命哲学”的批判或接受来展示鲁迅的精神底色，并具体分析了在鲁迅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诸如“走”、“路”、“荒野”、“寂寞”、“蚊子”、“苍蝇”、“夜”、“墙”等意象。

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本书以细读伊格尔顿的重要原著为基础，围绕其整个学术思想中凸现出来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批评”，从“意识形态理论”、“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以及“后现代主义批判”等领域对其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论述。

《论雅俗共赏》是朱自清先生的重要作品之一。主要讨论了文学欣赏标准与差异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精辟、令人深思的看法，对我们了解文学与人情世象、开展思考与批评、认识诸般文学现象很有帮助，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论雅俗共赏》是朱自清先生生前编定的最后一本杂文集，内容主要涉及文学评论、诗歌创作与欣赏和人物评论三个主要方面，笔者文字洗练平实，具有北方白话的特点。书中各篇论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说话。《论雅俗共赏》放在第一篇，并且用作书名，用意也在此。各篇论文的排列，按性质的异同，不按写作的先后；最近的写作是《论老实话》。《鲁迅先生的杂感》一篇，是给《燕京新闻》作的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纪念论文，太简单了，本来打算不收人《论雅俗共赏》的，一位朋友却说鲁迅先生好比大海，大海是不拒绝细流的，他劝我留着；我就敝帚自珍的留着了。

动乱时代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人们很难计算他们的将来，即使是最短的将来。这使一般人苦闷；这种苦闷或深或浅的笼罩着全中国，也或厚或薄的弥漫着全世界。在这一回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就有人指出一般人所表示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到了大战结束后这一年，更显著了；在我们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一般人都挣扎的生活着。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我们也明白太平时代还遥远，所以先只希望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一般人失望之余，不由得感到眼前的动乱的局势好像比抗战期中还要动乱些。再说这动乱是世界性的，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大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这动乱；我们不能计算，甚至也难以估计，这动乱将到何时安定，何时才会出现一个小康时代。因此一般人更深沉的幻灭了。中国向来有一治一乱相循环的历史哲学。机械的循环论，现代大概很少人相信了，然而广义的看来，相对的看来，治乱的起伏似乎可以说是史实，所谓广义的，是说不限于政治，如经济恐慌，也正是一种动乱的局势。所谓相对的，是说有大治大乱，有小治小乱；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情形不同，却都有它们的治乱的起伏。这里说治乱的起伏，表示人类是在走着曲折的路；虽然走着曲折的路，但是总在向着目标走上前去。我相信人类有目标，因此也有进步。每一回治乱的起伏，清算起来，这里那里多多少少总有些进展的。但是人们一般都望治而不好乱。动乱时代望小康时代，小康时代望太平时代—真正的“太平”时代，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人类向着这个理想曲折的走着；所以曲折，便因为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现实与理想都是人类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不免试验与错误，也就不免冲突。现实与现实冲突，现实与理想冲突，理想与理想冲突，样样有。从一方面看，人生充满了矛盾；从另一方面看，矛盾中却也有一致的地方。人类在种种冲突中进展。动乱时代中冲突更多，人们感觉不安，仿徨，失望，于是乎幻灭。幻灭虽然幻灭，可还得活下去。虽然活下去，可是厌倦着，诅咒着。于是摇头，皱眉毛，“没办法！没办法”的说着，一天天混过去。可是，这如果是一个常态的中年人，他还有相当的精力，他不会甘心老是这样混过去；他要活得有意思些。他于是颓废—烟，赌，酒，女人，尽情的享乐自己。一面献身于投机事业，不顾一切原则，只要于自己有利就干。反正一切原则都在动摇，谁还怕谁？只要抓住现在，抓住自己，管什么社会国家！古诗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可以用来形容这些人。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憎恶着，愤怒着。他们不怕幻灭，却在幻灭的遗迹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他们要改造这个国家，要改造这个世界。这些人大概是青年多，青年人精力足，顾虑少，他们讨厌传统，讨厌原则；而现在这些传统这些原则既在动摇之中，他们简直想一脚踢开去。他们要创造新传统，新原则，新中国，新世界。他们也是不顾一切，却不是只为自己。他们自然也免不了试验与错误。试验与错误的结果，将延续动乱的局势，还是将结束动乱局势？这就要看社会上矫正的力量和安定的力量，也就是说看他们到底抓得住现实还是抓不住。还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对现实认识着，适应着。他们渐渐能够认识这个动乱时代，并接受这个动乱时代。他们大概是些中年人，他们的精力和胆量只够守住自己的岗位，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不甘颓废，可也不能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物。但是他们谨慎的调整着种种传统和原则，忠诚的保持着那些。那些传统和原则，虽然有些人要踢开去，然而其中主要的部份自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因为社会是连贯的，历史是连贯的。一个新社会不能凭空从天上掉下，它得从历来的土壤里长出。社会的安定力固然在基层的衣食住，在中国尤其是农民的衣食住；可是这些小人物对于社会上层机构的安定，也多少有点贡献。他们也许抵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而终于失掉自己的岗位甚至生命，但是他们所抱持的一些东西还是会存在的。以上三类人，只是就笔者自己常见到的并且相当知道的说，自然不能包罗一切。但这三类人似乎都是这动乱时代的主要分子。笔者希望由于描写这三类人可以多少说明了这时代的局势。他们或多或少的认识了现实，也或多或少的抓住了现实；那后两类人一方面又都有着或近或远或小或大的理想。有用的是这两类人。那颓废者只是消耗，只是浪费，对于自己，对于社会都如此。那投机者扰害了社会的秩序，而终于也归到消耗和浪费一路上。到处摇头苦脸说着“没办法”的人不过无益，这些人简直是有害了。改造者自然是时代的领导人，但希望他们不至于操之过切，欲速不达。调整者原来可以与改造者相辅为用，但希望他们不至于保守太过，抱残守缺。这样维持着活的平衡，我们可以希望比较快的走入一个小康时代。（南京《中央日报》，三十五年）

文学作品是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作用而成，它或多或少都受到其他学科的“渗透”和“融合”。本书主要从文学与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影响的制度，粗略地归纳这些学科对文学的“干预”及顺向影响。

内容简介鲁迅研究已成当今显学。本书取“类型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意在构建一种以较小的篇幅，容纳丰富内容的鲁迅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以对大量的鲁迅学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本书将鲁迅的译著和生平史料视为鲁迅学的“原典文献”，而对于因整理和研究鲁迅的这些原始文献而衍生出来的文字资料，如对鲁迅作品的编辑出版、辑佚、考证、校勘、注释、编目，以及对鲁迅进行研究的论文、专著、史著等等，则视为原典文献的“再生文献”或“二级文献”。这样，就达到了“以少总多”的效果，虽不能把每一本有关鲁迅的著作都囊括进来，但鲁迅学文献的基本类型却都在其中了。这不仅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方便，而且对今后鲁迅文献研究的有序的进行，也能起到某种规范的作用。

莎士比亚，英国诗人、戏剧家。1564年4月23日生于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其父约翰·莎士比亚经营羊毛、皮革制造及谷物生意，1565年任镇民政官，3年后被选为镇长。莎士比亚幼年在当地文法学校读书，1582年同邻乡农家女安·哈瑟维结婚。1585～1592年莎士比亚经历不详，传说他当过乡村教师、兵士、贵族家仆，并因偷猎乡绅T.路希爵士之鹿逃往伦敦，先在剧院门前为人看马，后逐渐成为剧院杂役、演员并开始剧作生涯。1592年，剧院经理P.亨斯娄首先提到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六世》上篇。同年，剧作家R.格林在其《千悔得一智》中影射莎士比亚姓氏，并引用《亨利六世》下篇台词，骂莎士比亚是“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可见他当时已颇有名望。1594年，他和当时名演员W.坎普、J.伯比奇同属宫内大臣剧团，同当时新贵族骚桑普顿伯爵、埃塞克斯伯爵等均有来往。他的剧团除在天鹅剧场、环球剧场演出外，也到宫廷演出，夏季或瘟疫流行期间，则到外省演出。1596年，莎士比亚以其他名义申请到“绅士”称号及家徽，1597年在斯特拉特福购置了房产，1599年成为环球剧场拥有1／10股份的股东。1610年莎士比亚卖出了他的股份，回乡隐居。1616年4月23日在家乡病逝，葬于镇上的圣三一教堂。莎士比亚在22或23年间共写了37部戏剧，其中只有16部在他生前以4开本盗印版出版。原因是因当时作家将剧本卖给剧团，剧团为垄断便不发表，被盗印的剧本则是由演员口授，或在演出时被人速记下来，故而版本多有遗漏和错误。1623年，莎士比亚去世7年后，曾与他在国王供奉剧团（前身即宫内大臣剧团）共事的演员海明和康德尔收集莎士比亚遗作36部（其中有20部是首次付印），出版了第一个莎士比亚戏剧集，即后人所谓第一对开本，其中的剧目不是按创作年代，而是按喜剧、历史剧和悲剧3类编排的。从18世纪后期开始学者们研究了莎剧的创作年代、分类和分期问题，但说法不一。一般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可分以下3个时期：第一时期（1590～1600）以写作历史剧、喜剧为主，有9部历史剧、10部喜剧和2部悲剧。9部历史剧中除《约翰王》是写13世纪初英国历史外，其他8部是内容相衔接的两个4部曲：《亨利六世》上 、中、下篇与《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与《亨利五世》。这些历史剧概括了英国历史上百余年间的动乱，塑造了一系列正、反面君主形象，反映了莎士比亚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谴责暴君暴政，要求开明君主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人文主义政治与道德理想。10部喜剧《错误的喜剧》、《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无事生非》、《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大都以爱情、友谊、婚姻为主题，主人公多是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智慧与美德的青年男女，通过他们争取自由、幸福的斗争，歌颂进步、美好的新人新风，同时也温和地揭露和嘲讽旧事物的衰朽和丑恶，如禁欲主义的虚矫、清教徒的伪善和高利贷者的贪鄙等。莎士比亚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基本情调是乐观、明朗的，充满着以人文主义理想解决社会矛盾的信心，以致写在这一时期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洋溢着喜剧气氛。尽管主人公殉情而死，但爱的理想战胜死亡，换来了封建世仇的和解。然而，这一时期较后的成熟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又带有忧郁色彩和悲剧因素，在鼓吹仁爱、友谊和真诚爱情的同时，反映了基督教社会中弱肉强食的阶级压迫、种族歧视问题，说明作者已逐渐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第二时期（1601～1607）以悲剧为主，写了3部罗马剧、5部悲剧和3部“阴暗的喜剧”或“问题剧”。罗马剧《尤利乌斯·凯撒》、《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科里奥拉努斯》是取材于普卢塔克《希腊罗马英雄传》的历史剧。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悲剧《雅典的泰门》标志着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深入思考，着力塑造了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回天。奥赛罗正直淳朴，相信人而又嫉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丧失理智，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的磨难。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性格中有善和美的一面，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由于这一时期剧作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深度的增强，使《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等“喜剧”也显露出阴暗的一面，笼罩着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的罪恶阴影，因而被称为“问题剧”或“阴暗的喜剧”。第三时期（1608～1613）主要作品是4部悲喜剧或传奇剧《泰尔亲王里克里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这些作品多写失散、团聚、诬陷、昭雪。尽管仍然坚持人文主义理想，对黑暗现实有所揭露，但矛盾的解决主要靠魔法、幻想、机缘巧合和偶然事件，并以宣扬宽恕、容忍、妥协、和解告终。莎士比亚还与弗莱彻合作写了历史剧《亨利八世》和传奇剧《两位贵亲》，后者近年来被有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收入。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取材于旧有剧本、小说、编年史或民间传说，但在改写中注入了自已的思想，给旧题材赋予新颖、丰富、深刻的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他继承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的三大传统并加以发展，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创造性革新。他的戏剧不受三一律束缚，突破悲剧、喜剧界限，努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入探索人物内心奥秘，从而能够塑造出众多性格复杂多样、形象真实生动的人物典型，描绘了广阔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以其博大、深刻、富于诗意和哲理著称。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当时英国的舞台和观众写作的大众化的戏剧。因而，它的悲喜交融、雅俗共赏以及时空自由、极力调动观众想象来弥补舞台的简陋等特点，曾在18世纪遭到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者的指摘，并在演出时被任意删改。莎剧的真正价值，直到19世纪初，在柯尔律治和哈兹里特等批评家的阐发下，才开始为人们所认识。然而当时的莎剧演出仍常被纳入5幕结构剧的模式。19世纪末，W.波埃尔和H.格兰威尔-巴克强烈反对当时莎剧演出的壮观传统，提倡按伊丽莎白时代剧场不用布景的方式演出，以恢复其固有特点。

内容简介鲁迅作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毕生努力吸取中外优秀文化营养，探索中国新文化发展之路。宗教是人类文化重要成果的一部分。本书全面梳理了鲁迅对中外宗教的论述，探讨了宗教研究对鲁迅思想发展的影响，系统阐发了鲁迅的宗教观。作者以丰富的材料和精到的分析，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以百科全书式的气魄吸收和择判人类丰厚的文化遗产的思想家的形象。

内容简介本书是青岛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近几年代表性研究论文的选编。第一部分既深入论析了鲁迅作品的生动内涵以及鲁迅与中国新文学主流的对话、交融、影响的关系，也对鲁迅与中外文化的关系作了多侧面的梳理和探讨；第二部分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系统地研究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并从中总结经验，探讨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第三部分把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紧密结合进行研究，在扎实的立论和丰富的材料中对中国新文学得出许多具有启迪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