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洪北孔”是中国戏曲史上的“双星”，洪昇创作的《长生殿》和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戏曲史上“文学性”和“舞台性”两擅其美的“压卷之作”。《长生殿》作为一部古典名剧，它在艺术上的成就使得其在中国戏曲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清道光年间的梁廷柟在其《曲话》中评价说：“钱塘洪昉思昇撰《长生殿》，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作为明清传奇的一部“压卷”之作，《长生殿》在艺术上非常成熟。《长生殿》的艺术结构宏大，全剧五十出，以杨贵妃之死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卷各二十五出，场面壮丽，情节曲折，但针线绵密，极尽悲欢离合之致。本书选取了《长生殿》中的二十四出加以注评，选择的标准一方面是《长生殿》中比较著名的出目，同时又兼顾作品所表现故事的完整性。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时贤的注本和研究论著。

本书力图立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本身，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采用现代新的观点和方法（包括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阐释《红楼梦》。全书运用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神话-原型批评、文学阐释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对《红楼梦》中的批判精神、悲剧精神、死亡意识、价值关怀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并通过对《红楼梦》的阐释力图为现代世界和人生建立一种新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关怀。

《严文井选集（套装上下册）》是严文井（1915.10-2005.7）是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以儿童文学创作著称，也创作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各有建树。2004年9月，我社出版了《严文井选集》，分上下两册。上册收童话、寓言和小说，下册收散文、文论、序跋及书信，书末附《严文井生平及著作简谱》。为了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他的生平创作，此次重新增订出版，增补了其早年及晚年的散文作品、与友人和亲属的书信，以及各个时期的生活照片等等。此外，经家属重新整理的《严文井生平及作品年表》，完整地反映了作者的生活及创作轨迹。严文井同志自1961年起担任我社社长十余年，此书增订出版之际，适逢其诞辰九十六周年，谨以此书表示深深的纪念。

作者是中国古典小说资深研究者，这部论文集重在探讨我国四大古典小说的写作艺术、人物塑造、版本异同、研究方法等等。全书笔调明练、文字从容，是中国古典小说鉴赏的一本理想读物。

这本文集，收录了作者1979—2003年间所零星撰写的红学研究论文及评论、题跋文章共40篇。在内容上是丰富的，几乎涉及到了红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观点上亦非拾人牙慧，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所发表的个人意见；在文风上，生动活泼，雅俗共赏。为了满足一些读者和网友的要求，我把自己二十余年来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论文及随笔漫谈结集为这本小书出版。却心血来潮地给它起了一个略显异样的书名——《草根红学杂组》。 贴上一个“草根”的标签，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倒像是恰如其分的对号人座。当然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面对近年来在红学界愈演愈烈的门派倾轧，排斥异己，我一方面深感再陷入其间恐难应对；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就此罢手，永别红坛。故而决心步周汝昌先生后尘，索性远离那个学风日下而有欠公正的队伍，融人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更宽泛更自由的营垒中去。 其实，这个营垒历来就香烟不断，聚者甚伙。从根抵上讲，我打从步人红坛起，一直都是这个营垒中的一员。只不过这个营垒中的人们，从来就没有一个可以借以凝聚、惺惺相惜的旗号和阵地。但不能不承认，目前仍坚持在红学领域里“人自为战”的这类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的研究者或曰爱好者，其人数之多，潜力之大，影响之广，实不亚于某些自以为“正统”的人所把持操纵的少量“正规军”。而另一方面，正统人士对这类研究者的不屑、鄙夷、排斥、压制，也须臾不曾停止过。柔弱一点的，便只好偃兵息甲，避而远之；像我这样稍顽固的，虽也在我行我素地继续作战，终不免瞻前顾后，大有迅翁当年不得不“横站”以防背后冷箭之忧。堪称当代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先生亦愤然宣布“退出红学界”，便是一个显例；近年于红学颇下功夫的著名作家刘心武所受冷遇和讥消，则是又一个显例。

本书收录了《纽约书评》三十年来国际知名作者的16篇文章。书中内容，涵盖面很广。在政治与社会方面：如以塞亚·伯林的《爱因斯坦和以色列》，W.H.奥登的《偏头疼》，加布里埃尔·安南的《马勒的重现》，以及汉娜·阿伦特的《关于暴力的思考》。这本文选中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分别出自约瑟夫·布罗茨基、布鲁斯·查特温以及安德列·萨哈罗夫。这些文章在知识界和思想界都曾引起了极大的影响。在文学与艺术方面收录了诸如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以及琼·迪迪安的《在萨尔瓦多》。罗伯特·洛威尔的《两个诗人》，斯特拉文斯基的《生命之泉》以及罗伯特·休斯的《安迪·沃荷的崛起》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最后，《纽约书评》专职漫画家大卫·列文的肖像漫画，为本书增添了极大的阅读乐趣。——WLJ

张爱玲，这个有着“恶俗不堪”的中国女人名字的中国女人，却曾创造了战乱纷纭的中国，可是都没有好收场张爱玲的线尾算不算好收场谁都不能轻易作答。她创造一个奇异的末世世界，里面有关于家族与民族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是错综复杂不讲理的过去。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言说是沧海桑田，浮生若梦的历史谶语；有阴阳交界的过缘上，感受着历史隧道里古墓式的清凉，嘘眯着眼睛看阳光，却走不进这光芒里去。华丽而苍凉的感觉，华丽而衰败的布景，这是挽歌里的末世。总而言之，张爱玲是文艺园地里一棵枝繁顺茂，摇曳多姿的树，她把枝叶大大地撑开，尽力伸向不可知的远方。

拙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出版以还，自柳诒徵、胡先骗、郑桐荪、陈满一，刘麟生、陈毖涛、潘式、王利器、郭斌佳渚君，或识或不识，莫不致书通殷勤，匡我不逮。而胡先骗、郭斌佳两君，更有批评绍介之文，见于报章，鲡缅干百言，奖勖交至。刘麟生君则全书校读，拾遗补阙，以校勘记见遗。文章之契，通于性命。博文质无底，常愧无以答诸君厚我之雅。何图万本流传，三版书罄，敢不融贯诸君之意，而就闻见之所及，重为增订；其有不知，盖阙如也。从今岁五月二十日属稿，迄今卒事，历时——月又二十二日。有旧有其人而传改作者：如散文之马其昶。姚永概、永朴、林纾；诗中晚唐之樊增祥，同光体之陈三立、陈衍；白话文之胡适；是也。有旧无其人而今增人者：如魏晋文王闾运之增附廖平、吴虞；骈文孙德谦后之增黄孝纾；散文马其昶之增附叶玉麟，又增王树树、贺涛附张宗瑛、李刚己、赵衡、吴闽生；诗中晚唐樊增祥、易顺鼎之增附三多、李希圣、曹元忠，又增杨圻附汪荣宝、杨无恙；同光体之增附奚侗、何振岱、龚乾义、曾克端，又增异军突起之金天羽；以及词朱祖谋之增附龙沐勋，曲吴梅之增附卢前；是也。其它诸人，虽仍旧贯，各有增订。以视原书，材料增十之四，改窜及十之五；而要蕲于详略互见，脉络贯通；神明不减，而翔实过之。此次增订，有郑重申叙，而为原书所未及者三事：第一、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闾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二、桐城古文，久王而厌，自清末以逮民国初元，所谓桐城文者，皆承吴汝纶以衍湘乡曾文正公之一脉，暗以汉帜易赵帜，久矣；惟姚水概、永朴兄弟，恪守邑先正之法，载其清静，而能止节淫滥耳。第三、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则是桐城之文，在清末虽久王而厌，而桐城之诗，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此三事，自来未经人道，特拈出之。方清之季，吴汝纶之在北直，张之洞之在东南，虽用事不用事、得位得势攸异；而开风气之先，绾新旧之枢，则两公如出一辙也。特两公者早死，未可以人现代。兹举贺涛文，以《吴先生行状》为代表作品；马其昶文，以《吴先生墓志铭》为代表作品；而陈衍文，则以《张之洞传》为代表作品；非惟以征数公之文事，亦欲读吾书者知学风士气之有开必先也。其他诸人诗文，代表作品，非有关国家之掌故，即以验若人之身世。廖平论文，谓：“欲为有才识之文，宜从史书中所录文观之，然后能详其此文之关系何在，而其文之妙处始可求。但看选本则不能。如屠京山为文，专学《宋书》，是其例也。史书所录之文，非于当时有关系之作，必当时最有名者，读之增人才识。”博虽不敏，请事斯语。其人其文，必择最有关系者。会稽章学诚论《文史通义》，以谓：“文人记叙，往往比志传修饬简净；盖有意于为文也。志传不尽出于有意，故文不甚修饬；然大体终比记事之文远胜。盖记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结构。而志传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气包举，虽咫尺而皆具无穷之势；即偶有文理乖刺，字句疵病，皆不足以为累。”博草创是书，未能竟体修饬；而自谓大力控抟，神气包举，由一人以贯十数人，抟数十人如一人，有往必复，无垂不缩。潘式君贻我书，以谓：-此书断自现代，部勒精整，叙次贯串，其宛委相通之法，良得史公之遗。而摘辞雅沽，尤为独出冠时。”“雅洁”愧曰未能，“部勒”则所经意，得失寸心，不敢自诬。如云。宛委相通，史公之遗”，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矣。余读《太史公书·商君列传》，叙鞅欲变法，备列群臣廷辩之议；又著鞅自叹为法之敝以终于篇，而为后世监戒；可谓有慨乎其言之。是书论列诸公，亡虑皆提倡宗风以开一代之新运；然利。未形而害随之，昔贤咏“一将功成万骨枯”，吾则谓一儒成名，百姓遭殃。我生不辰，目睹诸公衮衮，放言高论，喜为异说而不让，令闻广誉施于身；而不自知诸公之高名厚实何莫非亿兆姓之含冤茹卒，有以成之。今吾侪小民，呻吟憔瘁于新政之下．疾首恫心，求死不得；末学小生，叫嚣跳踉于新学说之中，急言竭论，迷复何日。而诸公声名日高，虑无反顾。昔法国罗兰夫人太息于-自由自由，天下人许多罪恶，假汝以行”！博则深致慨于“维新维新，中国人许多涕泪，随汝以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然有自始为之而即致其长虑却顾者，章炳麟是也。有自始舍旧谋新，如恐不力，而晚乃致次骨之侮以明不可追者．陈三立、王国维、康有为，严复、章士钊是也。有唯恐落伍，兢兢焉日新又新以为追逐；而进退维谷，卒不掩心理之矛盾者；梁启超、胡适是也。博祷昧无知晓，但掇拾排比诸公之行事及言论，散见于数十年中各报章，而参证之于本集，叙次之以系统。追忆昔年诵说王树枬之抗论诋廖平，朱一新之贻书规南海，马其昶之上疏论新政，方在弱冠，少年盛气以为顽朽，斥其昏庸；及今覆之，何乃不幸言中。生民道尽，验于蓍蔡。然后知“利不百不变法”之为老成瞻言也。时迫事近，其在今日：溺于风尚，中于意气，必有以余论列为不然者。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此则硅径之愚，所欲与天下后世共白之者已。嗟嗟渚公，抵掌掀髯，日骛声气之中；而博则抱朴守愚，寂处声气之外；用敢著旁观之清，昭后车之鉴。金玉尔音，多言多败，无易由言，慎之哉！吾闻严复之殁也，遗书戒子孙，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一言为智，可悬日月。伯尔君子，尚哀吾言。

唐代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唐代文学研究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富有成就的一个领域。新中国成立以来，唐代文学研究在观念、方法与范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果宏丰。而台湾自1945年光复以来，唐代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历史的原因，几十年来两岸研究人员学术交流来往较少，对研究成果与现状缺乏全面的了解，为避免重复劳动而做到资料共享，从而推动唐代文学研究共同深入发展，我社隆重推出由傅璇琮、罗联添两位著名学者主编，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编撰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是一套对专业学者、教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及广大唐代文学爱好者有重大参考价值的书，应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此书的学术意义，让这样的好书走向更广泛的读者，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我前此曾出版《清代赋论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和《清代律赋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二书，早有心转到唐宋赋学研究。这个心愿近年在台湾得到实现。 2002年5月至6月，我赴台湾成功大学作访问教授，与廖国栋教授合作，执行"中华发展基金研究计划"，进行"宋代辞赋学研究"；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我在台湾逢甲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与李立信教授合作，执行"国科会教学与研究计划"，进行"唐代辞赋学研究"和其他教学工作。本书中的论文，一部分是多年的积累，大多数是在台湾期间撰写的。我在逢甲大学博士班开设有"唐宋辞赋学研究"课程，研究生周安邦、陈铃美、石樱樱分别写成白居易、王綮和苏轼律赋的研究报告，经我全面修订，三位同意收人本书，以见教学相长的成效。最后一篇《论(雨村赋话>对(律赋衡裁)的沿袭与创新》，已涉清代赋论，但因其与唐宋赋学关系甚大，故亦收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