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知堂说、过去的生命、一年的长进、我学国文的经验、胜业、沉默、伟大的捕风、闭户读书论等。知堂的意义别有说，在集内，兹不赘。我所怕的是能说不能行，究竟我知道些什么呢，有那些话我说得对的呢，实在自己也还不大清楚。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我对于信仰，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觉得十分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老实的朋友读了会误解的地方难免也有罢？那是因为写文章写得撇扭了的缘故，我相信意思原来是易解的。或者有人见怪，为什么说这些话，不说那些话？这原因是我只懂得这一点事，不懂得那些事，不好胡说霸道罢了。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吴中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36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于鲁迅研究用力尤勤，兼写杂文随笔。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与高云合作）、《论鲁迅的杂文创作》、《鲁迅文艺思想论稿》、《鲁迅传略》、《海上文谭》（与高云合作）、《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与吴立昌合作主编）等，又有散？募度松笙烦贰ⅰ逗Ｉ涎寺恰返取Ｋ鞒值摹拔囊昭盗薪滩慕ㄉ琛毕钅浚？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在鲁迅著作中，人们研究得最多的是小说，而鲁迅小说的评点之作，本书是第一部。鲁迅研究专家吴中杰先生借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评点之法，将多年来鲁迅研究的心得，化为富有杂文意味的评点文字。全书逐篇评点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小说，每篇小说均有精彩的边批与篇末总评。边批为正文解读，笔墨多有情趣，点到为止，要言不烦，发人深思；篇末总评从作品思想、人物性格，到布局谋篇、笔墨技巧等无所不评，无所不点。本书有助于学习鲁迅者读懂鲁迅小说，对鲁迅研究者亦颇多启发。

在《苦竹杂记》还没有编好的时候，我就想定要写一本《风雨谈》。内容是什么都未曾决定，——反正总是那样的小文罢了，题目却早想好了，曰，《风雨谈》。这题目的三个字我很有点喜欢。第一，这里有个典故。《诗经·郑风》有《风雨》三章，其词曰，风雨凄凄，云云，今不具引。栖霞郝氏《诗问》卷二载王瑞玉夫人解说云：“凄凄，寒凉也。喈喈，声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潇潇，暴疾也。胶胶，声杂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群鸡乱鸣，此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故人来喜当何如。”郝氏夫妇的说诗可以说是真能解人颐，比吾乡住在禹迹寺前的季彭山要好得多，其佳处或有几分可与福庆居士的说词相比罢。我取这《风雨》三章，特别受其意境，却也不敢冒风雨楼的牌号，故只谈谈而已，以名吾杂文。或曰，是与《雨天的书》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论理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可是也“云胡不喜”呢？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不谈今天天气哈哈哈，可谈的物事随处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钱买书而已：翻开书画，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虽然做文章赔本稍为有点好笑，但不失为消遣之一法。或曰，何不谈风月？这事我倒也想到过。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这样，以为照例谈谈风月才是，某人何为至今不谈也？风月，本来也是可以谈的，而且老实说，我觉得也略略知道，要比乱骂风月的正人与胡诌风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然而现在不谈。别无什么缘故，只因已经想定了风和雨，所以只得把月割爱了。横直都是天文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大区别，雨之与月在我只是意境小小不同，稍有较量，若在正人君子看不入眼里原是一个样子也。廿四年十二月六日。

这本书定名《鲁迅诗说》，创意是由鲁迅的诗歌说开去，既要论诗，更要论人。从量上看论诗多于论人，从侧重面看论人重于论诗。以诗歌的时间为序，将诗歌作为透视鲁迅的窗口，生发开去，以求尽可能地描绘出鲁迅个性的缘起和思想的发展过程，多侧面地展示鲁迅的人品风采，让一个真实的极具七情六欲的鲁迅跃然纸上。

本书以考证为基础，以小说史为线索，以整个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脉络梳理和理论探求，意在给清代文言小说史的研究建立一个新的模式。

《过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周氏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之下有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过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谈胡俗》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战胜利后所写七篇。集中文章当时基本上未曾发表。《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经的。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立春以前·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牍》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法移植于怀人之作。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略有差异，关于陈独秀限于交待，对待钱玄同、刘半农则是深情怀念矣。怀人之作如此写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说得上是炉火纯青了。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孤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特别像是当作遗嘱写的。以后周氏虽然尚有整整一个写作时期，但是思想不复有太大进境，只是时时仍然体现于作品之中。散文风格此后也有明显变化。自《夜读抄》开始的创作中期，至《过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编》中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道告结束。此次据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墨迹八页，分别为作者在苦雨斋前影像，作者手书诗轴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作者旧藏友人（刘半农与钱玄同）照片及题跋，作者手书诗轴之二（《往昔》之《东郭门》），《东昌坊故事》原稿一贡，《曲庵的尺牍》原稿一页，《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社会科学乃立国治国之根本，华夏文明的构建与古代政治的经纬，诗国与诗魂，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论，论古代黄河歌咏及其民族精神，《西厢记》艺术成就的多维审视，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论燕乐的滋兴与词体的诞生。

鄙人学写为文章，四十余年于兹矣。所写的文字，有应试之作，可不具论，有论文批评，有随笔，皆是写意之作，有部分的可取，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其内容则种种不同，没有一定的界限。孔子曰，吾少也贱，多能鄙事。鄙人岂敢高攀古人，不过少也贱则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学，多务杂览，遂成为学艺界中打杂的人，亦不得已也。若言思想，确信是儒家的正宗。昔孔于诲于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来服膺此训，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蛰，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着笔，此立言诚慎的态度，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因此如说此文章思想皆是国粹，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殆无不可。我很怕说话有点近于夸大，便不足取，但是这里实在是很谦虚的说的，只因不愿虚伪的谦逊，故或不免过于率直耳。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余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得二十一篇，公之于世，题名曰《药味集》。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若云有利于病，盖未必然，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自序于知堂。

我学国文，能够看书及略写文字，都是从看小说得来，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前清嘉庆的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有着相似的纪录，其一节云：“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仅解数语，阅三四本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可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解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我十岁时候正在本家的一个文童那里读《大学》，开始看小说还一直在后，大抵在两三年之后吧，但记得清楚的是十五岁时在看《阅微草堂笔记》。我的经验大概可以这样总结的说。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读本。《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里说的很简单轻便，事实上自然也要自有主宰，能够“得鱼忘筌”，乃能通过小说的阵地获得些语文以及人事上的知识，而不至长久迷困在里面。现在说是回忆，也并不是追述故事，单只就比较记得的几种小说略为谈谈，也只是一点儿意见和印象，读者若是要看客观的批评的话，那只可请去求之于文学史中了。首先要说的自然是《三国演义》。这并不是我最先看的，也不是最好的小说，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影响之大，而这影响又多是不良的。关于这书，我近时说过一节话，可以就抄在这里。“前几时借《三国演义》，重看一遍。从前还是在小时候看过的，现在觉得印象很不相同，真有点奇怪它的好处是在那里，这些年中意见有些变动，第一对于关羽，不但是伏魔大帝妖异的话，就是汉寿亭侯的忠义，也都怀疑了，觉得他不过是帮会里的一个英雄，其影响及于后代的只是桃园结义这一件事罢了。刘玄德我并不以为他一定应该做皇帝，无论中山靖王谱系的真伪如何，中国古来的皇帝本来准都可以做的，并非必须姓刘的才行，以人物论实在也还不及孙曹，只是比曹瞒少杀人，这是他唯一的长处。诸葛孔明我也看不出他好在什么地方，《演义》里的那一套诡计，才比得《水浒》的吴学究，若说读书人所称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可惜那《后出师表》是后人假造，我们要成人之美，或者承认他治蜀之遗爱可能多有，不过这些在《演义》里没有说及。掩卷以后仔细回想，这书里的人物有谁值得佩服，很不容易说出来，末了终于只记起了一个孔融，他的故事在书里是没有什么，但这确是一个杰出的人，从前所见木板《三国演义》的绣像中，孔北海头上好像戴了一顶披肩帽，侧面画着，飘飘的长须吹在一边，这个样子也还不错。他是被曹瞒所杀的一人，我对于曹的这一点正是极不以为然的。”上边两节虽然是偶尔写成，可是把我对于地志杂记或风土志的爱好之意说的颇为明白，不过以前所说以散文为文，现在拿来应用于韵文方面，反正道理也是一样。韵文的风土志一类的东西，这是些什么呢？《两都》《二京》，以至《会稽三赋》，也都是的，但我所说的不是这种大著，实在只是所谓竹枝词之类而已。说起竹枝的历史，人家都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之，关于人的汉有刘子政的《列女传赞》，关于物的晋有郭景纯的《山海经图赞》，不过以七言绝句的体裁，而名为竹枝者，以刘禹锡作为最早，这也是事实。案《刘梦得文集》卷九，竹枝词九首又二首，收在乐府类内，观小引所言，盖本是拟作俗歌，取其含义婉转，有淇濮之艳，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化吧。由此可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来引申，咏史事，咏名胜，咏方物，这样便又与古时的图赞相接连，而且篇章加多，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虽然风趣较前稍差，可是种类繁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白占有一部分地位了。这种书最初多称百咏，现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郴江百咏》，著者阮阅，即是编《诗话总龟》的人，此书作于宋宣和中，已于今八百年前矣。元明之间所作亦不甚少，唯清初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词之盛行于世，实始于此。竹垞作《棹歌》在康熙甲寅，谭石舟和之，至乾隆甲午，陆和仲张芑堂各和作百首，蔚成巨册，前后相去正一百年，可谓盛事。此后作者甚多，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与蔡铁耕的《吴歈百绝》，可以算是特别有意味之作。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偶尔有点小注或解题，后来注渐增多，不但说明本事，为读诗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为当然必具的一部份，写得好的时候往往如读风土小纪，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趣味。厉惕斋著《真州竹枝词，四百首，前有小引一卷，叙述一年间风俗行事，有一万二千余言，又黄公度著《日本杂事诗》，王锡祺抄录其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刊入《小方壶斋丛钞》中，即是一例。这一类的诗集，名称或为百咏，或为竹枝词，或为杂咏，体裁多是七言绝句，亦或有用五言绝句，或五言七言律诗者，其性质则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不同。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诗，虽然如竹坨《棹歌》第十九首云；“姑恶飞鸣触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这样的诗我也喜欢，但是我所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土风”，这个意见在上文已经说过，现在应用于竹枝词上也还是一样的。我在《十堂笔谈》中又说：“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渎者，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无须去劝驾，假如另外盲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散文的地理杂记太多了，暂且从缓，今先从韵文部份下手，将竹枝词等分类编订成册，所记是风土，又是诗，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读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为编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也。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北京。前几时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这样说；“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这句话看来难免有点夸大狂妄，实在也未必然，我所说的本是实话，只是少见婉曲，所以觉得似乎不大客气罢了。不佞束发受书于今已四十年，经过这么长的岁月，活孙种树似的搬弄这些鸟线装书，假如还不能辨别得一点好坏，岂不是太可怜了么？古董店里当徒弟，过了三四年也该懂得一个大概，不致于把花石雕成的光头人像看作玉佛了吧，可是我们的学习却要花上十倍的工夫，真是抱愧之至。我说知道文章的好坏，仔细想来实在还是感慨系之矣。文章这件古董会得看了，可是对于自己的做文章别无好处，不，有时不但无益而且反会有害。看了好文章，觉得不容易做，这自然也是一个理由．不过并不重大，因为我们本来不大有这种野心，想拿了自己的东西去和前人比美的。理由倒是在看了坏文章，觉得很容易做成这个样子，想起来实在令人扫兴。虽然前车既覆来轸方遒，在世间原是常有的事，比美比不过，就同你比丑，此丑文之所以不绝迹于世也。但是这也是一种豪杰之士所为，若是平常人未必有如此热心，自然多废然而返了。譬如泰四豪杰以该威廉为理想，我也不必再加臧否，只看照相上鼓目裂嘴的样子便不大喜欢，假如做豪杰必须做出那副嘴脸，那么我就有点不愿意做，还是仍旧当个小百姓好，虽然明知生活要吃苦，说也不难看，盖有大志而显丑态或者尚可补偿，凡人则不值得如此也。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于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采，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不能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是不懂戏文的，但听人家说好的戏子也并不是这样演法，他有自己的规矩，不肯轻易屈已从人。小时候听长辈谈故乡的一个戏子的轶事，他把徒弟教成功了，叫他上台去演戏的时候，吩咐道：你自己演唱要紧，戏台下鼻孔像烟通似的那班家伙你千万不要去理他。乡间戏子有这样见识，可见他对于白己的技术确有自信，贤于一般的政客文人矣。我读古今文章，往往看出破绽，这便是说同演说家一样，仿佛听他榨扁了嗓子在吼叫了，在拍桌了，在努目厉齿了，种种怪相都从纸上露出来，有如圆光似的，所不同者我并不要念咒画符，只须揭开书本子来就成了。文人在书房里写文章，心目却全注在看官身上，结果写出来的尽管应有尽有，却只缺少其所本有耳。这里只抽象的说，我却见过好些实例，触目惊心，深觉得文章不好写，一不小心便会现出丑态来，即使别无卑鄙的用意，也是很不好看。我们自己可以试验了看，如有几个朋友谈天，淡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各人都容易乘兴而言，即不失言也常要口气加重致超过原意之上，此种经验人人可有，移在文章上便使作者本意迷胡，若再有趋避的意识那就成为丑态，虽然迹甚隐微，但在略识古董的伙计看去则固显然可知也。往往有举世推尊的文章我看了胸中作恶，如古代的韩退之即其一也。因有前车之鉴，使我更觉文章不容易写，但此事于我总是一个好教训，实际亦有不少好处耳。……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周作人日记云：“拟编旧稿为二集，一曰《药堂杂文》，一曰《风雨后谈》。”《风雨后谈》后改名《秉烛后谈》，一九四四年九月列为“艺文丛书之六”，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所收二十四篇文章，除《关于阿Q》写于一九三九年外，均作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至十月，正如作者所说：“这都是《秉烛谈》以后所写的东西。”（《秉烛后谈序》）“风雨后谈”本是周氏在《宇宙风》上用过的题目，以后他两次想用这名字出书，又都放弃了，先是《秉烛谈》，再是《秉烛后谈》。作者曾为《风雨后谈》作序一篇，及至改名《秉烛后谈》，“序文另写，而仓促未曾印在书里”，后来一并收入《立春以前》。作者在《风雨后谈序》中说：“名曰后谈，实在并不就是续编，然而因为同是在那几年中所写，内容也自然有点儿近似。譬如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拉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此其一。文字意趣似甚闲适，此其二。”前一点亦即《夜读抄·后记》中说的“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几年来所写此类文章甚多，虽然在《秉烛后谈》中却未必占着很大比例；后一点道着此书主要特色所在，尽管前此之《秉烛谈》等这未必那么明显，——当然若从作者行文总的态度来说，倒是一贯如此的。《秉烛后谈序》说：“本书中诸文颇多闲适题目，”大约系指后半部分而言，这一时期作者多写此类闲适题目（除本书各篇外，还有不少收入《药味集》中），确是事实。作者曾说此前几种集子都“未能真正谈风月”，“风月”一语未必等同于“闲适”，但是多少也有相通之处。然而同为闲适题目，内容却可分为两类，其一表意趣，可谓真闲适，如《谈劝酒》；其一疾虚妄，一似别处之“古怪题目”，如《谈过癞》。自《夜读抄》开始的文章写法，到《秉烛后谈》基本告一段落，此后路数颇有变化，《自己所能做的》说：“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于是继之以《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一路文字了。作者曾在《谈虎集·后记》中说：“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此集中有篇《谈文字狱》，讲的即是历史上此类事情。而这话题又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此前他写过《秉烛谈·赋得猫》，其中有云：“欧洲的巫术案，中国的文字狱思想狱，都是我所怕却也就常还想（虽然想了自然又怕）的东西，往往又互相牵引连带着，这几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压迫之一。”巫术案与文字狱分别是中西文化中最黑暗的现象，而“人类原是一个”，他所面对的便是整个文明史，对此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在文字狱中，作者特别看重“以思想杀人”一类，“若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刚罪在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般人觉得仿佛都被反对在内，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杀，暴民亦附议者也。”而“一般读书人对于此事的感想”又与“暴民”无异，形成一个上下一致的专制局面，作为思想者的个人只有被杀的份儿了。这既是政治专制，更是思想专制；政治专制来自某一方面，思想专制则来自各个方面，甚至政治专制的对象也成为思想专制的一分子。思想专制的实质，就在于人们普遍丧失思想和判断能力，自觉趋同于专制本身。像这里提到的顾亭林、王山史等，未必一定受到钳制，他们真是这般想法；而李贽之类真正的思想者也就成了“人民公敌”。“为犯匹夫之怒者而被杀，后世犹有怜之者，为大众所杀则终了矣。”周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着意加以甄别，不放过坏的一面，此前所作《夜读抄·太监》、《看云集·论八股文》等皆为力作，而又尤其注意对于思想专制的批判，盖此为要害所在也。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四年九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七十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