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春》应该算得上是张爱玲的一部重要作品，她本人也颇看重，这一点可以从她多年后又打理修改出版看得出来，但这也是她的作品中相对来说较为不为评论者重视的一部作品，为张爱玲作品争得经典地位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就不曾提到它，其原因可能是夏氏当时还未能找到它，而不大可能视而不见和有意闭口不提，后来修改后的《半生缘》在报章上连载问世了，有“铁杆张迷”之称的水晶写过一篇《试论（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角度独特，聊备一说。海外也还有一些其它评说，评价总不如她早期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为高，及至《十八春》在大陆重新“出土”，国内的一些论者对这部作品所显露的进步思想倾向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深感兴趣，即有论者指陈这部小说中呈露张氏创作转换中的矛盾和支绌。笔者也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写过一篇《论（十八春）》，其中特别提到：我们看这重部小说，是由于它对张爱玲的创作生涯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台湾著名的张爱玲研究者唐文标曾经批评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是一个荒凉的、死的世界，用《金锁记》中的一句话说，就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统观张爱玲所有小说，基本如此，而惟有《十八春》是个例外。这部小说先倒也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后来，伴着新中国、新生活曙光的升起，又走进了有光的令人憧憬的所在。张爱玲自己后来是后悔了，所以要费心思动手术将《十八春》改成《半生缘》，好依然成就她那份永恒的苍凉。若用张爱玲的眼光看，这事情本身也是一种反讽，也很有点悲剧意味，好似她的《封锁》里发生过的，理想和浪漫的刺激瞬间消失，“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她回到自以为是真实的世界，就此把自己“封锁”起来，同时盘点旧作，亲手“封锁”出一个荒凉的、死的小说世界。有了这么一点曲折，让人更加深了对张爱玲和她的作品的认识。

本书内容包括巴金创作风格的演变、巴金与中外文化、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巴金创作的接受研究、巴金短篇名作鉴赏、巴金研究散论等。

这本小书不是像通常的文艺理论专著那样从文学的ABC讲起，从文学的基本原理讲起，而是从阅读和写作的实践讲起，虽然如此，作者认为也写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原理，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真实、自由和美，作者采取的是自由聊天的形式，作者以为文学真要想得到变通人的喜爱的话，它也应该像一粒巧克力一样是平易而可口的。

施耐庵的《水浒传》创作于元末明初，在我国家喻户晓，也是享誉世界的经典名著。同《三国演义》一样，它也是在民间故事和话本、戏曲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水浒传》取得了巨大的文学和艺术成就，主题涉及政治、社会和农民战争，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自成书以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成为公认的顶尖名著，被尊为"四大名著"之一，是不可不读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水浒传》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在于：它将封建统治者视为"盗贼草寇"的起义农民给予充分肯定，并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即上至皇帝和高俅这样的大臣，下至大小官吏的横行霸道、昏庸无能，致使民不聊生，尖锐的阶级矛盾逐渐加深。对一、二十个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是这部小说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水浒传》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一手法源于话本。因为话本形式特殊，它不允许对人物外貌、内心活动做游离情节外的过多交待，而要求通过语言、行为、矛盾冲突表现人物的个性。《水浒传》不仅继承，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手法，使得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如林冲抓住高衙内欲打又不敢下拳的瞬间，就包含了他微妙复杂的心理斗争过程。因为来源于话本，《水浒传》的语言具有口语化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使得它的语言明快、洗练、生动、准确、富于表现力，并在个性化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间（1500—1510），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任过县学的训导、教谕。但到了他父亲吴锐这一辈，由于家贫困，出赘徐家，“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了小商人。尽管如此，吴家却不失读书的传统。据说其父吴锐虽为商人，不仅为人正派，而且好读书，好谈时政，这自然对吴承恩产生较大影响。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很早入了学，少年得志，名满乡里。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成年后的吴承恩却很不顺利，在科举进身的道路上屡遭挫折，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五十多岁任过浙江长兴县丞，后又担任过荆王府纪善，这是同县丞级别差不多的闲职。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大约是中年以后，或认为是晚年所作，具体时间无法确定。除《西游记》外，他还创作有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和《禹鼎志》。现存《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是吴承恩逝世后由丘度编订而成。《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苏曼殊（1884～1918）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曼殊是他的法号。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幼年孤苦零仃，1903年后留学日本，加入了革命团体青年会和拒俄义勇队，回国后任上海《国民日报》的翻译，不久即于惠州出家为僧。1907年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公然反抗帝国主义，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但未成功，此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对现实悲观失望。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苏曼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精通中、日、英、梵等几种语言。在小说、诗歌、散文、绘画等领域，他都取得很大成绩。他的小说大多脍炙人口，多以恋爱悲剧为题材，缠绵悱恻，委婉动人，在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断鸿零雁记》是他小说的代表之作。本书汇集了苏曼殊小说、散文、诗歌所有代表之作。他的散文，多为政论性的杂文。

《胡适红学年谱》分为“前记”、“年谱”两部分。其中，“年谱”是主体。他以胡适为中心将其全部红学著述言论及相关背景史料收列贯穿，使得胡适作为新红学开创者和奠基人的轨迹清晰可见，极具历史感。作者搜罗胡适研究《红楼梦》文献极为详尽，共104篇。其中有不少是作者挖掘出来的第一手资料。如《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红楼梦考证》（初稿）的手稿、《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题记》等。现在流传的胡适论《红楼梦》著述，错讹极多。《胡适红学年谱》对所引用文献的各种版本做了细密校勘、查核订正工作，纠正了很多不正确之处，并将“校勘记”择要记于谱中。“前记”主要写胡适红学研究的背景，而背景又以“著者”与“本子”为中心，因胡适研红，主张从这两个问题入手。“前记”从曹寅去世记起，因胡适研究曹雪芹，是从研究曹寅开始的。该书填补了胡适研究和红学研究两个领域的空白。

本编作品包括：《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论》三个单行本论文集，辑入《过来的时代》、《论文集》的部分论文，及部分集外散篇。

假如莎士比亚现在还活着，那么，剧院里一定会是灯火通明，热闹非凡。身处其中的人们，将会把莎士比亚视为神灵。因为，他把真善美、假恶丑用戏剧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向世界传达了一个剧作家的爱与僧。

本书是《世界大人物》系列之分册，这是一本传记性的人物故事。它完整而简练、多面而重点、准确而生动地给读者介绍了人物的一生。自古以来，世界上的人有过多少，恐怕难以数清，能称得上“人物”的却是少数；说是“大人物”，又是“世界性”的，更屈指可数。世界性的大人物，有东方的、西方的，有政治、经济、科学、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本书将要介绍的中外大人物，以正面人物为主，也有个别影响大的反面人物。“大人物”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就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去探讨。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不是很崇尚心目中某个或某几个“大人物”吗？不是从了解中吸取了力量吗？这就说明，和这些“大人物”在书中相识，能帮助我们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增强自信心和分析能力，摆脱幼稚而走向成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