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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少数民族摄影人才培养工程第五期培训班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蒙古族、回族、藏族、瑶族、壮族、苗族、土家族、维吾尔族、彝族、侗族、傣族、白族、裕固族、满族、珞巴族、哈萨克族、布依族、汉族等18个民族的62名学员在北京参加了为期十天的培训，聆听摄影界名师授课，受益匪浅。

《装潢志》是中国古代书画装裱专著，同时也是*部系统的装潢学专著。本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审视气色、洗、揭、补、衬边、小托、全、式、镶攒、覆、上壁、下壁、安轴、上杆、上贴、贴签等十余道装裱书画、碑帖的工序，并详细论述了选择纸料、绫绢料、轴头、硬壳等装裱材料以及制作、使用浆糊、贴签等装裱工具的要旨；同时，书中还介绍了古代书画、碑帖装裱的手法、要领、注意事项等内容，对书画装裱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本书精选优质底本进行全新点校编译，并邀请当代优秀书画装裱修复师参与配图，让这部古代装裱典籍更具现代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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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是明代晚期重要的书画家，他处于吴浙两派末流恶习泛滥的时代，为力纠时弊，重振文人画，他从书画理论到创作实践都做出了新的建树，使文人画在画坛取得正统和主宰地位，在文人画发展史上，堪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明末顾凝远在《画引》中如是评论：“自元末以迄国初，画家秀气已略尽，至成弘嘉靖间，复钟于吾郡，名流辈出，竟成一都会矣。至万历末而复衰。幸董宗伯（其昌）起于云间，才名道艺，光岳毓灵，诚开山祖也。”此“开山祖”不仅是指他为“松江派”创始人，还寓有正统文人画派鼻祖之意。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祖籍汴（今河南开封），后移居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他出身的家庭并不富裕，据《南湖旧话录》记：“董思白只田二十亩，上海蠹胥将中以重役，思白远遁得脱。”由于家贫，曾馆于平湖冯氏家，以教书糊口。此段时间他结交诗文之友，结社聚会，还接受禅宗大师达观、憨山教诲，参禅论道，这对他以后从事文人画创作和树立禅学画论起很大作用。万历十七年（1589）35岁时，参加北京会试，中二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步入宦途，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后谥文敏。在数十年仕途生涯中，因各种原因曾多次赋闲、病归或退隐，在家居住了达二十余年。虽然宦海沉浮，然官职屡得升迁，是当时地位很高的官僚和家资饶丰的富豪，这些条件也使他成为收藏颇富的鉴赏家、学识渊博的文人、集诸家大成的画家和影响广远的画坛领袖。

为喜迎新中国成立****，《镜由心造：蔡一宠摄影作品选》以摄影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祖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镜由心造：蔡一宠摄影作品选》通过高铁展示中国速度，通过城市风光片展示城市的建设和沧桑巨变，通过城市夜景霓虹展示70周年的城市风光特色，通过人文片展示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风貌的变化！

《中外设计史》从教学与科研的实际需要出发，对中外设计史的源流、发展及现状进行了通论式的阐述，描述中外设计史上的各个时期重要流派、重要人物、重要作品，展现中外设计史的基本轮廓、基本框架，对不同时期典型设计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论证，同时辅以丰富的例证，透析各个时代中外艺术设计创意和规律，融知识传授与智力开发为一体。《中外设计史》分为中国设计史和外国设计史两部分，中国设计史部分以朝代为历史逻辑，讲述了先秦至近现代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设计类别；外国设计史部分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了从设计艺术文明早期至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设计具有代表性的设计类别。

本书的写作，不是简单地仿照中国历史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线型伸延，而是既有顺年代次序，从古到今的序列，又有结构性的主次，内外综合交叉的叙述脉络。在提取书法史研究事实时，注重历史现象的综合提出，而不是罗列介绍孤立的人（书家）、物（碑帖），强调它的关连性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书法史学家梳理而不是孤立平面的各类书法文献学家（文字文献和图像文献）的汇纂。同是描述一件事，同一个对象，本可以有多个截然相异的角度，甚至抽取出的也许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不把书法史写成书家列传式人物传纪史，甚至矫枉过正，决绝地提倡写作方法上的“没有人名的书法史”，作者主张书法史只对事实、思潮、流派、现象负责，而把所有必须提及的书家人名、生卒年月、官职、传世作品介绍和传纪简历等一些基本资料，都尽量划为“注”的内容而不出现在正文中。看看去除了人名和作品名的书法史，著作撰写者在正文中还能够写些什么内容。书家个人传纪绝不孤立地作为正文内容，也不把书法史写成《书法人名大词典》格式。　一般书法史，都只写到清末。既是“史”，当然是指古史而不会有它。本着前述论事不论人的治史原则，作者对当代的叙述论说进行了谨慎有序的展开，首先研究重点跳开具体的人和著作，精确定位为针对“事件”“事实”即现象、流派、思潮、艺术运动这一层面而发，不涉人物褒贬高下，只追究它的来源、理由、意义；既保持客观真实，同时又能建立起最基本的当代书法发展分类分派的观察立场和构画出清晰的格局分布。

在诗史上，给自然花草以寓意（比兴）至少成熟于《诗经》，稍晚的《楚辞》就已有了以香草比喻美人（和高尚人格）的名句。在画史上，以自然图像作类似的托寓约成熟于宋代。而将梅、兰、竹、菊比作“四君子”，则已是明代的，事了。万历年间，黄凤池辑《梅竹兰菊四谱》，陈继儒称为“四君”，后又称之为“四君子”。“君子”乃儒家经典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把梅兰竹菊尊为“君子”，在画家是“君子依仁游艺”，在作品是善、美结合，远绍古代“比德”的艺术传统。“画虽艺事，古人原借以陶淑心性之具，与诗实同用也。”源乎此，才有张彦远“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郭若虚“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之论，把绘画创作与“成教化，助人伦”联系起来。不过，中国艺术传统中还有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对神、真、韵、味、生动、超逸、虚、功齐造化等等的要求，强调善恶伦理价值的生命表现和创造。

为全面、生动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记录全国人民在奔向小康道路上的精彩瞬间，2018年9月，中国出版协会人民出版社工作委员会策划了《影像中国70年》丛书。丛书主要从“大民生”的角度，选取与民生相关的生活、生产、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环境等领域，以图文形式反映70年来普通百姓生活变化发展的细节，展现国家的繁荣与民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