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察洛夫于一八一二年出生在俄国一个半地主半商人的家庭。一八三一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长期在政府部门任公职，但始终坚持文学创作。一八四九年，冈察洛夫发表了《奥勃洛莫夫的梦》。这是未来巨著《奥勃洛莫夫》中的一章，但是没有写完，因为冈察洛夫于一八五二年随俄国海军上将普佳金作了一次环球考察，回国后将旅途见闻写成一部游记《战舰巴拉达号》。一八五九年，《奥勃洛莫夫》终于问世。同时代人斯卡比切夫斯基说：“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才能理解这部小说在公众中引起了怎样的骚动，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怎样令人震惊的影响。它发表在农奴制取消前三年社会强烈动荡的时期，当时整个文学界正掀起对昏昏沉沉、怠惰与停滞的讨伐。这部小说宛如一颗炸弹，投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作者在《奥勃洛莫夫的梦》这一章中形象地说明，奥勃洛莫夫田庄这个典型的俄国家长制地主庄园生活环境正是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摇篮。这片“乐土”保证奥勃洛莫夫家的人平静地走完由生到死的人生之路。在这里，吃与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整个上午主人们都在仔细讨论并决定一天的食谱，而厨房里剁肉和切菜的声音直传到村子里。午餐后则是死一般的静寂：在屋子里、树荫下、马厩里，到处可以听见均匀的午睡的鼾声。接着又是吃，吃了睡，睡了吃。好动的小奥勃洛莫夫原想上山涧和打谷场去玩耍，但只要他一动，就有一群大人在身后阻止他，唯恐他跌伤或晒得头疼，他只有静下来。他幼小的心灵日复一日吸吮着这里的一切，终于形成了自己未来的生活纲领。当读者在第一章中见到他的时候，他已人到中年，只会这里躺躺，那里坐坐了。一部成功的作品总会给文学宝库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奥勃洛莫夫》一书的贡献在于：在冈察洛夫之前虽然有很多作品谴责农奴制度，但没有一部小说描写了主人公整个一生，并通过他如此有力地表现出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如何戕害了一个人的灵魂，使他从不会穿袜子开始，而以不会生活告终，任什么也不能挽救他这种走向毁灭的命运。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在反农奴制斗争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奥勃洛莫夫》创作于一百多年前，艺术创作原则也只能供借鉴。但是这部作品却使作家冈察洛夫和他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不朽。奥勃洛莫夫的形象是历史的、具体的，但是奥勃洛莫夫性格或气质却具有一般的意义，它在不同时间会不同程度地再现于不同人物的身上。作家的一个同时代人说得好：“冈察洛夫在我们的文学中占有一个无人能取代的位置，任何其他即使更耀眼的光辉也不能完全掩盖他的光辉。”

莉莉·卡梅伦俊俏活泼；查理·罗克潇洒睿智。二人在风雨中邂逅。她撞坏了父亲心爱的汽车，他恰有修车本领，无奈俩人一见面就话不投机，然而这对冤家偏偏又不得不扮演一双情侣参加一场婚礼，本来是逢场作戏，却弄假成真，互生爱慕，后又历经风雨波折……她俩能否成为情投意合的恋人呢？故事风趣幽默，情节引人入胜。

据New American Library的Signet Book1985年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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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病人》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架英国飞机在飞越撒哈拉沙漠时被德军击落，飞机上的机师面部被全部烧伤，当地的人将他救活后送往了盟军战地医院。由于受伤，这个机师丧失了记忆，不能想起自己是谁，因此只被叫做“英国病人”。法国和加拿大血统的护士汉娜是战地医院的一名护士，战争使她失去了男友麦根，在伤员转移途中由于误入雷区，又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珍，于是善良的汉娜决定独自留下来照顾这个“英国病人”。这是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一个废弃的修道院，远离战争的喧嚣，显得宁静而闲逸，“英国病人“静静的躺在房间的木床上，窗头的一本旧书渐渐唤起了他的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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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听风吟》获1979年“群像”文学新人奖，这是一部耐人回味的成功之作，小说描写“我”在酒吧喝酒，去卫生间时看到一少女醉倒在地，便将其护送回家，因担心 出事陪其过夜。翌日晨少女发现自己身上一丝不挂，斥责“我”侮辱了她，“我”有口难辨 。几天后的一次偶遇，使得两人开始交往，逐渐亲密。大学暑假结束时“我”即将回东京， 两人一起到海边，交谈过程中不时陷入沉默。“等我意识到时，她早已哭了。我用手抚摸她 泪水涟涟的脸颊，搂过她的肩”。于是“我”油然涌起温馨恬适的心情。小说洋溢着 莫可名状的感伤，达到了妙不可言的艺术境地。  《象的失踪》、《电视人》、《百分之百的女孩》等短篇佳作，流露出苦涩的幽默、苦闷的 调侃、刻意的洒脱与冷峻的明快，表现了人性的压抑与青春不再的感伤，均为难得的闪光之 作。  《且听风吟》是村上的第一部作品，并且因此在1979年以这本处女作获得群像新人赏，从此 踏入文坛，并以独特的风格，迅速引起注目，掀起热潮。

片断：我的童年莫斯科——旧宫厩区——最初的回忆——克鲁泡特金家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莫斯科是一个历史发展甚为迟缓的都市，至今城中各处还把在历史的迟缓行程中所遗留的陈迹保存得非常完好。在外莫斯科河畔一带，有着宽广而寂静的街道和一排用灰色漆油过的低的房屋，看起来很是单调；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不分昼夜地紧闭着。这一带地方就是商人阶级的隐居所，又是那班外表上非常严峻、古板，专制的，信奉“旧教”的非国教派的大本营。克里姆林宫至今还是教会和政府的根据地；宫前一片广大的土地，点缀着几千家店铺和货栈，几百年来这地方就成了热闹的商业区，而且至今依然是横被整个广大帝国的国内贸易的心脏。特威尔街与铁工桥就是几百年来时髦的大商店的两个主要中心；而蒲鲁席加与杜洛哥米洛夫加这两个工匠区至今还保留着莫斯科建都时代那班吵吵闹闹的居民所特有的景象。每一区自成一个小世界；各有各的特色，各营各的特殊生活。连那些铁路（当它们开始侵入旧都的时候）也在这古城郊外几个特殊的中心点集结着它们的货栈、工场，以及它们的满载货物的车辆和火车头。在克里姆林宫后面，阿尔巴特与蒲列奇斯顿加两条大街之间有一带像迷宫一般的，又清洁，又静寂，迂回曲折的大街小巷，这个地方至今还依然被称为旧宫厩区。在莫斯科全城内恐怕没有比这旧宫厩区更特别的地方了。距今约五十年以前，旧莫斯科贵族就住家在这一区里，而且就在这里慢慢地消亡了。他们的名字是常见于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史上的，然而后来却不得不把地位让给新来者（即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彼得大帝所召用的“各等级人等”）而自己引退了。这些先朝贵族看见自己在圣彼得堡的新朝廷中受到排挤，便只得退居在莫斯科的旧宫厩区，有的就隐居在首都附近乡村中风景如画的别墅里。因此他们对于在涅瓦河畔的新都中身居政府要职的那一群“来历不明”的杂族人等，便不由得怀着轻视和暗暗的妒羡。他们在青年时代，多半委身于宦途，尤以从事军务的为多；然而常常因了某种缘故，他们不久就辞了职，并不曾得着高官厚爵。那些较为得意的人还在本地方得到一个清闲的，差不多是名誉的位子（我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人），而其余的多数人就完全告退，过着赋闲的日子。虽然他们一生转徙无定，走遍了俄国的广大地面，但他们总会设法回到旧宫厩区中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在他们从前受过洗礼的教堂（而且当他们的父母的葬仪举行时又曾在这里宣读过最后的祈祷）附近销磨他们晚年的岁月。后记：代跋树基：我讲过，我不是翻译家，又不曾精通一种外语，我做翻译工作，只是为了借用别人制造的武器。那些武器帮助过我，我愿意把它们介绍给我的读者。译文的第一卷《我的自传》出版较早，是我译过的三卷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种，对我的影响极大。初版时我写过一篇“代序”，说是写给我的弟弟看的，主要还是谈我自己的感受。这篇“代序”以后编入了散文集《生之忏悔》，就被我从《自传》里抽去，后来各版中都不见“代序”了。《自传》在中国虽然销路不大，可是也有好几种版本。初版由上海启明书店发行，只印了一千册，那是一九三○年的事。后来上海出版合作社在一九三四年又印了一版，作为“插图本克鲁泡特金全集”的首卷，用的却是启明书店的旧纸型。一九三九年初我在南方“身经百炸”之后，回到上海，在“孤岛”进行小说《秋》的写作。这其间我把一些旧的译文校改一遍，交给相熟的书店重版，这本修改过的《自传》就交给了开明书店，一直发行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本卷中保留了开明版的前记。最近的一个版本则是一九八五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书中增加了一篇“附录”，那是一九六六年俄文本的前言，是B.A.特瓦尔朵夫斯卡娅撰写的，我没有征求三联编辑部的同意，不便转录在本卷中。最后我想谈谈本书翻译的经过。本书是在一九三○年初译成的，大约也就在前一年开始翻译。一九二七年我初到巴黎的时候，友人吴克刚正在翻译《自传》。他那间小屋子里一张小圆桌上堆了一大堆从学生练习簿上撕下来的散页，上面写满了字，歪歪斜斜，又不太密。这是初稿，而且只是最后的一部分，旁边还摊开一本法文的《自传》。原来他是从讲西欧的一部分开始的，这里有他熟习的人和故事，如格拉佛，他还带我到郊外去探望过这些老人，他对我说过有疑问可以写信去向老人求教。可是不到三个月，吴克刚又因参加国际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来回到上海，担任劳动大学教授。我和他通信不多，我同老人的联系也就中断了。第二年我也回国，在上海见到吴，我最关心的还是那一堆写满钢笔字的散页（他的初稿）。不用多说我便带走了一个大纸包，另外还有一本法文旧书《我的自传》。他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了。一年以后我交了卷，将启明版《自传》送给吴，并感谢他的译稿对我的帮助（我今天还想对他说，“对我的人格发展他有大的帮助”）。他淡淡一笑，以后我们也没有再谈这个。但是我一直体会到一部书牢牢系住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友情。《自传》以各种版本问世，一晃就是六十多年。我常常记起过去一些有血有肉的日子，想到久别的朋友，想念最深的时候，吴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不幸的是我因骨折第二次住院治疗，躺在病床讲话有气无力，几次谈话都没有说出我的意思。我期待着未来，我抱着一个信念——我总会下床的。哪知不到我下床他又离开了大陆。我在病床上讲得少却想得多，除了我的“著作全集”外还有“译文全集”。关于“译文全集”，你知道，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我起初答应了你，以后又迟疑起来。我的病使我放弃了赫尔岑的回忆录的翻译，因为我没有精力和能力，也没有时间。现在轮到我来给自己做总结了。改不改？出不出？我自己找不到一个痛快的回答。最后我决定下来并且写了序言的时候，我还因没有找吴克刚校订《自传》而感到遗憾。更不幸的是我的病情逐渐加重，不能作为你的助手参加第二部全集的工作。正在为难的时候，我遇见一位酷爱翻译的朋友，他刚从新华社国际部退下来，不用说有时间有精力也有能力，他愿为我校订《自传》，我便拿了一本一九○六年的英国普及版给他。我译《自传》根据的是我那本十二版美国的原著，英国普及本多了一篇著者一九○六年的新序，据说这一版被帝俄政府全部买去，外面流传很少，马宗融大哥有一本当成宝贝不肯借人，却为吴用打字机打了一个复本。我的“跋”就是根据这个复本翻译的。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得到一本英国普及版，我也当作宝贝。这次我把它交给徐成时，只要求他简单地看一遍，可是他工作认真负责，又关心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他不仅指出我的错误，并且改正了不少译文不妥的地方。接到他寄来的改订稿，我感到自己的愿望实现了，为了这个，我感谢我这位老友。写完上面的话准备搁笔的时候，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拖住了我的手、揪住了我的心。我记起来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过去的生活，远去了的朋友。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读者成为我的朋友，从投稿人成为出版社的主要翻译者。他走上翻译道路，我鼓励了他，我把他的一本本的译文送到读者手里。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文革”后他看见我忙忙碌碌，曾经对我说：“你翻译工作搞不完，我接着给你搞。”他很有信心，我也相信他，我比他年长十二岁，我以为自己一定走在他的前头。他热爱文学，淡泊名利，我们趣味相同，我也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谁知他偏偏先走了，而且去得那么快，不给我一点时间，表示理解，更不用说我的感谢了。不然的话，现在“译文全集”编成首卷问世的时候，我会感到轻松。当初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在病中，沉默地接受了这个噩耗，今天我将这卷书献给他——翻译家汝龙，作为对他的纪念。巴金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本书前言序有人听见“讲真话”就头痛，其实我讲真话，总是从自己做起。我有声音就不会沉默。声音哑了，我还会使用颤抖得厉害的手。到了既不能说又不能写的时候，我还可以借用过去积累的那些东西，我说它们是我捡来的武器，我曾经用来战斗了一生。现在全集印成，给我留下的只有编印译文集的工作了。一九九○年我有了编辑译文全集的计划，这年秋天我答应了朋友树基的要求，在全集出齐之后继续合作，完成第二个“全集”。可是八年的编校工作使我疲惫不堪，何况树基又是带病工作，我还听说他把腿架在凳子上看校样，我感到内疚，考虑再三，我决定放弃出版译文全集的打算，并通知了树基。这其间三联书店编印的译文选集问世了。六年前我为这个选集写的序文好像在谈今天的事情。我当时这样写道：“我记得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一些前辈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捡来的别人的武器。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也可能重上战场。“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使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我虽然称它们为‘试译’，我重读它们，还是十分激动，它们仍然打动我的心，即使这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斗’，它们也可以说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这便是我对自己译文的看法，六年前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它们的确已经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它们都是真话，经过了考验的真话。我要摔掉它们也办不到，连我一九二二年在成都《草堂》月刊上发表的第一篇翻译小说《信号》也给人挖了出来。事情总有人来做，或者照别人的意见，或者依我的想法，除非我自己有个计划。我不再迟疑了。我又一次向树基伸出了手。我张开双臂将我用过的武器全收在一起，我打开仓库老老实实让大家看个明白，我究竟有没有宝藏。我就在选集的基础上编印我的译文全集。做法仍然是把一本一本的书稿交给朋友树基，仍然是同样的一句话：“一切拜托你了。”其它，序文里讲得清清楚楚，不用我唠叨了。巴金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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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草原故事》小引近年来一种渴望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生活在这个“狭的笼”中，我渴望着广阔的草原，高大的树林，以及比生命还要宝贵的自由。然而现实的黑暗给我摧毁了这一切。我只有在这生活的废墟上悲哭。可是这其间也曾有过好梦来安慰我。据说俄罗斯人是善于做梦的。他们真是幸运儿！席尼特金①说过：“世界上最伟大、最耐久的东西就是做梦的人的手工成绩。不能做梦的行动的人便是破坏世界者，他们是兴登堡②一类的人物；这些野蛮的力量要留点痕迹在时间之沙上面，除非先让时间之沙浸透了人血。只有像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才能够从海洋和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神话，才能从专制和受苦的混乱中创造出自由人的国土。”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神话。它的价值凡是能做梦的人都会了解。我希望我的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闻到一点俄罗斯草原的香气。巴金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后记：代跋树基：这一卷主要收了高尔基的早期作品。重读这些短篇，我又想起一些往事，我更不能忘记一个人，他就是我的表哥濮季云。我还记得，我在赠给端端的全集的扉叶上写过一段话：“我就看见成都正通顺街一个小小房间里一张方桌旁，一盏清油灯下，两个年轻人摊开一本（缩本）《大卫·考伯菲尔》。他不单是我的英语的启蒙老师，他还让我懂得许多事情……”我最初读到的高尔基小说的英文译本，也是他介绍给我的。他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函购了《草原故事》的英译本，他让我带到上海。这本小书，跟着我到过法国，后来又跟着我回到上海。这本小书唤起我对俄罗斯草原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每当我受到现实生活折磨的时候，我就想到俄罗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气，我摊开搞纸，开始翻译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东方杂志社的朋友向我索稿，我陆续把译文交给他们发表。后来我把它们编成一本小书，根据英译本原文，内容如下：《马加尔·周达》、《因了单调的缘故》、《不能死的人》。我当时并不知道英译本是意译的，删掉了不少段落，其中《不能死的人》只是《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第一节，连“丹柯的心”也没有了。这本小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接受。在经历了五家书店之后，我终于下决心重译，恢复原著的面貌。那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草原集》。我还记得，一九五○年秋我带着清样到福州路开明编辑部找周予同先生。他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史学家，那时兼管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他是一位知名的民主人士，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竟被首批抛出来，作为“靶子”，遭到残酷迫害，含冤而死。开明书店不久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草原集》停印。后来中青社出版《高尔基选集》，采用了我的这几篇译文，并要我翻译《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组稿，我在开会之余又翻译了高尔基的另外几篇小说，完成了这本《〈草原故事〉及其他》。老实说，我还不能直接翻译高尔基的原著，要靠英译本作参考。我每翻一篇总要修改几次，只能说我写出了自己对高尔基的理解，并不一定能完全表达高尔基的原意。通过翻译我不断向高尔基学习，通过翻译我才理解了高尔基那颗“丹柯的心”。我并不崇拜名人，不过这些短篇实在是精品，真正的精品！现在说到《文学写照》。当初平明出版社要稿件，我为他们翻译了《回忆契诃夫》，接着又翻译了《回忆托尔斯泰》。两本书都是从法译本转译的。后来借到一本苏联出版的英译本《文学写照》，我便翻译了全文。《文学写照》不是我自己编辑的，因此只有一个“出版说明”，这次我把它删去了。关于这一部分，我只想说，高尔基替托尔斯泰夫人说了几句公平话。托尔斯泰家庭的悲剧，有个时期成了热门的话题，各有各的说法，两方面争论得很厉害。托尔斯泰是一个贵族大地主，有一大堆儿女，还有不少食客。要管理这样一个家很不容易。托尔斯泰夫人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照料托尔斯泰和管理这个家上。她崇拜托尔斯泰，她曾为托尔斯泰抄过七次《战争与和平》的稿子。托尔斯泰不满意这种贵族生活，他要改变生活方式，几次想离家出走，却下不了决心。托尔斯泰不是软弱的人，但身上充满了矛盾，据说他晚年离家出走时留给夫人的那封信，已锁在抽屉里长达二十五年。托尔斯泰在艺术上成就越高、名气越大，就越是想做到言行一致。他甚至认为艺术创造是“罪恶”，他想离开艺术，只是为了资助他的信徒“灵魂的战士”移居加拿大，他才继续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他的三大杰作之一。托尔斯泰放弃版权，他的夫人却不得不出版他的著作以维持家用。我读过一篇文章，叙述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说他们开饭的时候，托尔斯泰一坐上桌子，就皱起眉头，他的夫人紧张地问他：是不是菜不好？托尔斯泰苦笑着回答：菜太好了。托尔斯泰还发现，他的夫人偷看他的日记，其实她只是为了想了解他，以便更好地照顾他。她还想保护托尔斯泰，免受他那些狂热的“弟子们”的操纵和歪曲。而事实上，她越是想理解他，却越是难以理解他，他们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帮助下离家出走，病死在火车站上。托尔斯泰夫人受到很大打击，整个人都改变了。她在临死的时候，对亚历山德拉说：“我爱他，整整爱了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我同意高尔基的看法：“她也是他的亲密的、忠实的、而且我相信还是唯一的朋友。”最后再转回到我的表哥濮季云身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三十五年前。他是以公务员的身份从都江堰退休回来，我和他在成都少城公园喝茶谈天。我以为他可以平静安详地度过晚年，谁知道过了几天去看他，他已病倒在床上，床前放着一碗药汤，说是肝火太旺。又过一些时候，我去看他，他已迁居城外，据说患了晚期肺结核。没等我再去看他，他就离开了人世。对于他，我什么话也没有机会说，许多话藏在心里。他是我的第一个引路人，我如今找到自己的道路，却忘记了他。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要我帮他找工作，我没有办到，今天再一次想到往事，我责备自己是一个忘恩的人。现在把这卷书献给他，表示我的内疚。巴金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