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第一章我的保姆和Lagrandearmee①——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见拿破仑——伊洛瓦依斯基将军——同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产业——分产——枢密官“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喂，再给我讲一回法国人到莫斯科的事情吧。”我老是这样说，一边在小床上伸着懒腰，用绗过的被子裹住身子，我的小床四周都缝上了布，免得我摔出来。“咳！这有什么可讲的呢，您已经听过那么多回了，况且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您还是明天早点儿起来好。”老妈妈照例这样回答，其实她很愿意再讲她所喜爱的故事，就像我很愿意再听那样。“您就讲一点儿吧，您怎么知道的呀，它怎么开头的呀？”“就是这么开头的。您知道您的爸爸是怎样的人——他总是拖拖拉拉的；他收拾行李，收拾行李，总算收拾好了！人人都说：‘该动身了，还等什么呢？城里头人差不多走光了。’可是不，他跟巴威尔·伊凡诺维奇①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块儿怎么走，起初是这一位没有准备好，然后又是那一位没有准备好。后来我们都收拾好了，马车也准备好了；老爷们坐下来吃早饭，突然我们的厨师脸色十分惨白，跑进饭厅里来报告：‘敌人进了德拉果米洛夫门了。’我们大家心都紧了，叫了一声：‘啊，上帝保佑吧！全都惊慌起来；我们正在忙乱、唉声叹气的时候，看见街上跑过一队龙骑兵来，他们戴着这样一种头盔，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马尾巴。城门全关上了，您那位爸爸这下可交了‘好运’了，还有您同他一块儿；您的奶妈达利雅那个时候正抱着您喂奶，——您是那么娇嫩、柔弱。”我骄傲地笑了笑，我高兴自己也参加了战争。后记：代跋树基：关于赫尔岑的回忆录，我本来有不少的话可说，可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夸夸其谈了。好在我写过两篇后记，最近又找出几位友人的信，它们可以告诉读者一些事情。我自己也许没有想到我完成不了这部书的翻译，一九二八年我第一次读到回忆录的英译本，我充满信心要把这部巨著译出来。一九三六年我开始选译回忆录的片断，我还向鲁迅先生说过，我要全部翻译这部“大书”。一九四○年我在上海翻译了《家庭的戏剧》；“文革”后期我开始翻译回忆录的第一卷，我把它当成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我在散文《一封信》中也表示了做完这件工作的决心。你可以想到当我告诉项星耀同志我无法完成这件工作时我心里是多么难过！项星耀同志当时已经翻译了四卷，他把译稿送给我，支持我翻译出版。我很感激他，但我把他的译稿送还给他，让他继续翻译下去，现在他的译文已经全部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正如我在给他的信中说的：“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我谢谢他替我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我和减仲伦同志的友谊同样是建立在赫尔岑回忆录的基础上的。仲伦同志在北大教书，没有见过我，他也是一位赫尔岑的爱好者，他知道我翻译赫尔岑回忆录就主动与我联系，他愿意替我的译文校对。他读过我译的《家庭的戏剧》，曾提出宝贵意见。他为我校阅了第一册的译稿，回忆录的书名《往事与沉思》，我便是根据他的建议改为《往事与随想》。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因为这些，我衷心感谢他。我记得，后来我因病住院，他还到华东医院探望过我，他为我不能译完全书感到惋惜。我希望他继续把赫尔岑介绍过来，中国读者需要这类的著作。附录中还收了我给周朴之同志的信。他是《往事与随想》（第一册）的责任编辑。他抱病工作，为我的译文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早已离开了我们，最近重读我给他的信的复印件，想到一些事情，抑止不住思念之情。我常说，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为什么我反复讲我要译完全书，因为我担心自己完成不了这件工作。人说我很有毅力、很坚强，其实我很软弱，我写了许多文章，翻译过不少作品，这都是与自己斗争的结果。我也有失败的时候，那就失信于读者，欠下了还不清的债。除了这部书之外，还有纪格念尔的回忆录《俄罗斯的暗夜》、克鲁泡特金的《俄法狱中记》，前者只留下一章《我的幼年》，而后者译好的一章也已不知散失在哪里了。这十年来，我经常在回答朋友的书信中抱怨杂事的干扰，我也不断地与杂事斗争，我想抓住有限的时间，可是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许多想做的事情都无法完成了。我没有精力校阅全部译文，这第二个“全集”能够出版，全靠你的支持和帮助，你了解我，我用不着在这里表示感谢了。巴金九五年十月十六日本书前言序许多朋友劝我出版《往事与随想》的全本，这并不困难，至少头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在《北极星》①上面发表的片段是零碎的，它们不统一，偶然地断断续续，时而提前叙说，时而移后描述。我觉得的确是如此，不过我无法改正。作一点增补，把各个篇章按年代顺序编纂起来，并不是难事；然而d’unjet〔法语：马上，一下子〕要把全书回炉重写，我不想这样做。《往事与随想》并不是连贯地写成的；某些篇章之间相隔好几年。因此书中处处都留下写作时期的时代色彩和各种情绪的痕迹，——我不想抹掉它。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然而把这些外屋、顶楼、厢房合并在一起，它也是统一的，②至少我是这样看法。这些笔记并不是初次的试作。我在二十五岁左右，就动手写过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①给转移到弗拉基米尔②，感到十分寂寞。在靠近莫斯科的地方待下来使我感到苦恼，感到屈辱；我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就像坐在最后一个驿站里得不到马的人那样。事实上这差不多是“行将结束的青年时代的最纯洁、最严肃的时期”。③那个时候我虽然寂寞，却心里开朗而幸福，好像小孩们在节日或者生日的前夕感到寂寞一样。每天都有写着小字的书信④到来；我为它们感到骄傲，感到幸福，它们帮助我成长。然而别离折磨我，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来更快地度过这无限长的时光——充其量不过四个月⑤……我听从了对我的劝告，开始在空闲时候写下我关于克鲁季次的回忆，关于维亚特卡的回忆。我写满了三本笔记本……这以后，过去的事便淹没在现实的世界里了。一八四○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他喜欢它们，他把两本笔记本刊登在《祖国纪事》⑥上（第一本和第三本）；其余的一本倘使没有给当作引火材料烧掉的话，现在一定弃置在我们莫斯科住宅里的什么地方。十五年过去了，①“我住在伦敦樱草山附近一个偏僻地方，遥远、浓雾和我自己的心愿把我同全世界隔绝。“在伦敦我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有一些人，我尊敬他们，他们也尊敬我，可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一切来来去去的人，同我交往的人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利益、全人类的事业，至少是全民族的事业；我和他们的交谊可以说是没有私人感情的。——岁月过去了，没有谈过一句我想谈的话。“……然而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连串可怕的事件、不幸和错误②之后开始清醒，恢复元气。我最近几年的生活事迹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怀着恐怖地发现除我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真相会随着我的死亡而消灭。“我决心写下来；可是一个回忆唤起了几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旧的、半遗忘了的都复活了：少年时期的梦想，年轻人的希望，青年时期的大胆，监狱与流放——这些并不曾在心灵中留下半点痛苦的早年的不幸，像春雷一样一下子过去了，这一声霹雳使年轻的生命焕发青春而且更加坚强了。”③这一次我写作不是为了赢得时间——我用不着匆忙。我开始写这部新作品的时候，完全不记得《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存在了，有一天我在BritishMuseum〔英语：大英博物馆〕里翻阅俄国杂志，偶然看见了它们。我找人把它们抄下来，并且重读了一遍。它们激发起来的感情是奇怪的：我非常明显地看到在这十五年中间我竟然这么衰老了，这使我开始大为震惊。那个时候我还是以人生和幸福为儿戏，好像幸福就没有止境似的。《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调子差异太大了，因此我不能从那里取用任何东西；它们属于青年时期，它们应当保存本来面目。它们的早晨的亮光不适宜于我的黄昏的工作。它们里面有许多真实，但也有许多玩世不恭；此外它们那里还留着海涅①的明显的痕迹，我在维亚特卡曾经入迷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在（往事与随想》里面看得见生活的痕迹，此外就不会看到任何其他的痕迹。我的写作进行得很慢……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它不能给人安慰，它是忧郁的，却为理智所谅解——这需要花许多时间。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几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我便把它们抛弃了。后来在今年夏天我向一个青年时期的朋友②重读我最后的稿本，这个时候我才自己认出了熟悉的面目，我便停下来……我的作品完成了！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过高，很可能这些刚刚显露出来的轮廓里只是为我一个人埋藏了许多东西；可能我读的时候理会到的比我写在纸上的多得多；这里叙述的事情唤起了我的一幕幕的梦景，它好像是难认的字，只有我才有开启它的钥匙。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听见精灵怎样在字里行间跳动……可能是这样，但这部书并不因此就对我减少价值。对我来说，它多年来一直代替了人们和我失去的东西。如今到了我和它也得告别的时候了。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会很快地消失，对于这种消逝只好顺从。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凄凉，也不是淡漠；这是白发的青春，恢复健康的一种形态，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恢复健康的过程。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忍受某些创伤。一个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纪多大，在他身上总是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属于个人的一切这个办法恢复了青春。他从而感到了轻松，心胸开阔……有时过分开阔……的确，在毫无个性的共性、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像浮云一样地漂浮在它们之上的未来的形象中间，人有时感到空虚、孤独。但这又怎样呢？人们想保存一切：要蔷薇，也要雪；他们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旁边开放着五月的鲜花！修道士在苦闷的时刻靠着祈祷得到解脱。我们并不祈祷，我们从事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祷告。也许，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个。不错，在生活里有爱好重复的韵律、爱好反复的曲调的；谁不知道老年多么近似童年？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头，连同它那用鲜花编成的花冠和用荆棘做成的荆棘冠①，连同它的摇篮和棺材，类似的时代常常重复，而主要点又是如此相像。青年时期还不曾有过的事物，它已经丧失了；青年时期毫无个人考虑所幻想的事物，也同样没有个人考虑地从乌云和霞辉里现出来更加光辉，更加宁静。……当我想到我们两人②现在快到五十岁，站在俄国自由语言的第一架印刷机③前面，我觉得我们在麻雀山上少年时期的格留特里④不是在三十三年前，而是至多——三年！生活……许许多多生命、不同国家的人民、革命、极其亲爱的人们都在麻雀山和樱草山之间出现、变换、消失了；它们的痕迹几乎已经给事件的无情的旋风扫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变了：太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动，身旁都是外国人……我们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的路了……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①的梦想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让《往事与随想》算清个人生活的帐，而且作为个人生活的总目吧。剩下来的思想就用到事业上去；余下来的力量就投到斗争中去。我们的同盟仍然如此……我们又一次走上忧郁的路，不倦地宣扬真理啊，——由它去吧，让梦想和人们在我们身旁过去！②

片断：“喂，彼得，还看不见？”问话的是一位年纪不过四十出头的绅士，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天，他穿一件带尘土的外衣，下面露出一条方格纹的裤子，光着头，从某某公路上一家客店①里走出来，站在低台阶上。他正在跟他的听差讲话，那是一个脸蛋滚圆的小伙子，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的柔毛，一对小眼睛没有一点儿眼神。这个听差，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蓝宝石耳环，他的颜色不匀的、擦了油的头发，以及他的文雅的举止——总之，这一切都显出来他这个人属于时髦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地朝路上望了望，回答道：“老爷，看不见，一点儿也看不见。”“看不见吗？”绅士再问一句。“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一遍。绅士叹了一口气，就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来。我们现在趁绅士弯着腿坐在那儿、带着沉思的样子朝四周望的时候，把他向读者们介绍一下。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他的产业就在离这个客店十五里①的地方，这是一片有两百个农奴的上好的田产，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地分给农民，创办了所谓“农庄”以后的说法——二千亩②的田地。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③的将军，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不过人并不坏；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人，他的一生都消磨在军队里面，起初做旅长，后来升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省，他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职成了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跟他的哥哥巴威尔一样，生在俄国南部（我们以后再谈巴威尔的事情），十四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念书，接触的尽是些平庸的家庭教师、不拘礼节却又会奉承的副官和其他的联队的和司令部的军官。他的母亲是柯利雅津家的小姐，出嫁以前闺名叫做Agathe④，可是做了将军夫人以后便改称为阿嘉浮克列亚·库慈敏尼西娜·基尔沙诺娃，完全是所谓“官派十足的将军夫人”一类的女人。她戴的是十分讲究的帽子，穿的是窸窣作响的绸衣，在教堂里总是她抢先走到十字架跟前⑤；她讲起话来声音很高，而且讲个不停，她还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要给他们祝福——总而言之，她过得十分快乐如意。后记：代跋树基：现在我来谈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我们住在湖滨小旅馆里，白天爬山游湖，晚上聚在小小的房间里聊天。丽尼和陆蠡也在这些人中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丽尼翻译过《贵族之家》，稿子还在手里。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那时都已有了中译本，销路不大，新译稿一时不易找到出路。我们都主张先把长篇译出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出下去，先出选集，以后还可以出全集。大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功夫写了一篇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他们还在继续工作，我有点着急，可是我还是解决不了那些杂事。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我曾经逃往南方，后来又回上海住了一年半，完成我的《激流三部曲》。这时候没有杂事干扰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时间来翻译屠格涅夫。丽尼他们完成了任务，只有我一个人失约了。这次在上海我只有功夫把《父与子》的英译本匆匆翻看了一遍，打算下次回来便动手翻译。我坐上太古公司的海轮离开上海码头，我的哥哥李尧林和陆蠡在码头上对着我不停地挥手。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陆蠡身陷日本侵略军牢笼生死不明，我同尧林的联系也从此中断。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四二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当时我手边只有一本苏联版普及本屠格涅夫选集（大本，它还是重庆秦抱朴夫人送我的），还有一本加尔奈特夫人的《父与子》英译本，我主要依靠这个英译本，然后参照普及版原著进行工作。那是在桂林的事，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文生社的宿舍在东门外，我的老友林憾庐从香港撤退到桂林在东郊租了一处小小的楼房，他分了一间给我。我每天晚上在文生社吃过晚饭回到这里，点起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此。夜非常静，我的工作也很顺利，用的是毛笔，后来也用蘸水钢笔。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父与子》这部书翻译还不到一半，林憾庐就因病搬出东郊小屋。我一个人在小屋继续工作一个短时期，也搬回文化生活社宿舍，仍然和林憾庐为邻。林憾庐的病情恶化，他住在宇宙风社。起初他自己开方服药，由家属护理。不久终于倒下，请名医出诊，病不见起色，在旧历大除夕的凌晨离开人世。他的家人忙了一夜，他们的忙碌行动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中翻译《父与子》的。这是初稿。紧接着就翻译《处女地》。我手边连加尔奈特夫人的英译本也没有，我是根据一本“万人丛书”版的英译本开始工作的。后来才找到加尔奈特夫人的译本，还是设法托人从上海家中带出来的。我准备改变生活，四四年五月去贵阳、重庆同萧珊蜜月旅行，在动身之前译好《处女地》。因此桂林撤退，《处女地》译稿并未损失，只是译笔草率，又未根据原著校对，这样才有六、七十年代重译的事。关于《处女地》我以后还要谈到它（在第三卷的代跋上），现在先在这表示歉意，请求读者原谅。《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建国后五三年在上海为平明出版社组稿，我把《父与子》校改一遍交给平明出版，付印前还请一位前辈友人替我通读全书，挑出一些文字不妥的地方。《父与子》在平明印过几版。以后平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我的译稿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又改了一遍，这就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版本。我不会再改动什么了，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工作了。对于屠格涅夫我并无研究，除了两部长篇外还译过两个中篇①和一部分散文诗。我不曾写过论文，因为我写不出，我是通过翻译向他学习的。我说我只是一个读者，我每改一次译文感受就深一些，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代人中间的隔膜，就是我们所谓的“代沟”。我最初读耿济之的译本就有很深的印象。我时时注意到家里的长辈们跟我的、跟我们的想法总是不同，总是冲突。我一事一事地思考，把长辈们的讲法和做法跟我们的想法一一对照，我对封建思想的反感已在逐渐形成，我不仅是向《父与子》，也向许多同时代的书，还向教我念英文的表哥濮季云、向许多朋友寻求帮助。我一直注意我和读者之间的代沟，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今天我躺在病床上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仍然在寻求读者们的理解，同时也感觉到得到理解的幸福。坦白地说，我比屠格涅夫幸福。巴金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

内容简介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清水一行一九九二年创作的经济小说，也是他最成功、最畅销的作品。小说描写日本大型企业东京汽车公司和小型企业大成照明器材公司你死我活的竞争。大成公司承包生产汽车零件，参加了东汽协会，成为东汽公司制定对策的关联公司。大成公司总经理茂哉已到退休年龄，双方就下届总经理人选问题发生争执。东汽公司要派自己人接任，茂哉则提出由儿子祥吾继任。双方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由大成公司的人任了总经理，东汽派来的人当了常务董事。但是，由于茂哉选错了人，被东汽公司利用，结果自己被迫退休，祥吾也离工公司，去了美国。

暂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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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第一部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①——摘录一个农场主的笔记在一八六八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大约一点钟的光景，有一个二十七岁左右的年轻人，穿了一身不整齐的破衣服，走上彼得堡军官街一所五层楼房的后楼梯。这个人吃力地啪哒啪哒拖着一双穿破了的胶皮套鞋，慢慢摇摆着他那肥大、粗笨的身子，终于走到了楼梯顶上，在一扇半开着的破旧的门前站住。他并不拉铃，只是大声喘了一口气，便闯进一间窄小、阴暗的穿堂里去了。“涅日达诺夫在家吗？”他提高他那不大清楚的声音问道。“他不在。我在这儿，进来吧，”从隔壁屋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也是相当粗的声音。“是马舒林娜吗？”新来的人再问道。“正是我。您是奥斯特罗杜莫夫吗？”“皮敏·奥斯特罗杜莫夫，”这个人答道，便小心地脱下了胶皮套鞋，又把旧外套挂在钉子上，然后走进那间发出女人声音的屋子里去。这间屋子里天花板低，又不干净，墙壁漆成了深绿色，整个屋子就只有从两扇布满灰尘的小窗透进来的一点点光线。房里全部陈设只有这几样：角落里摆着一张铁床，正当中放着一张桌子，还有几把椅子和一个堆满了书的书架。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女人，她没有戴帽子，身上穿了一件黑呢衫，正在抽纸烟。她看见奥斯特罗杜莫夫进来，默默地把她那只粗大的、红色的手伸给他。奥斯特罗杜莫夫握了她的手，也不说一句话，便坐到一把椅子上，从衣服的边袋里掏出来一支已经抽了半截的雪茄。马舒林娜给了他一个火——他便抽起烟来；他们都不作声，甚至没有互相望过一眼，两个人便在这间已经烟雾沉沉的屋子里一口一口地吐起青色的烟圈来。这两个抽烟的人身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面貌一点儿也不像。在他们的并不端正的面貌（两个人都有粗大的嘴唇、牙齿和鼻子，奥斯特罗杜莫夫的脸上还有一点儿麻子）上可以看到一种表示正直、坚定和勤劳的东西。“您看见了涅日达诺夫吗？”奥斯特罗杜莫夫末了问道。“看见了。他马上就回来。他拿了几本书上图书馆去了。”后记：代跋树基：现在继续谈有关《处女地》的事情。五十年前日本侵略军兵败投降。四五年底我回到上海，眼前还摇晃着两个人的手，可是尧林三哥已经躺在病床上热度不退，托朋友介绍住进医院，也只活了一个星期。至于生死不明的友人圣泉①，仍然生死不明，我们一直等待他的归来，其实他早已遭日军毒手。我翻看从重庆带来的《处女地》，就不能不想到一个正直善良而有才华的朋友的遭遇，我践了约带着两本屠格涅夫的长篇回上海，可是我到哪里去找我的朋友呢？两部书都由文生社印了出来。《处女地》来不及交给平明出版社重排，主要原因是书中译文不妥处很多，我没有时间进行修改。我的杂事又多了起来。但我也不能拿这个“借口”来拖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终于在六十年代初期下了改译《处女地》的决心。有时我到北京开会也把改译的本子带了去，准备抽空进行“工作”。然而我还是只能“抽空”，因此即使带来带去改得也很少。后来我两次去越南采访，回来又得赶写散文报道，自己对改译的工作完全绝望了。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感觉到一阵狂风带着大片的乌云迎面吹来，我像罪人似的给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揪进了“牛棚”，抄了家，进行游斗甚至电视批斗，受尽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我的妻子还挨了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她想不通，得了不治之症，又不能及时得到治疗，早早离开了人世。我不相信假话，坚持要看到最后，我终于活了下来，不用说也终于看到“四人帮”受审。萧珊逝世后一年，我的“问题”得到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做翻译工作。这是“四人帮”的上海“市委”决定的，第二次的处理则是推翻这个“结论”，不用说那是人民的决定了。第一次的决定是由进驻上海作协的工宣队“书记”当面念给我听的，他还讲了“不给工作，参加学习”。我就问：“可以搞点翻译吗？”他说：“可以，可以。”第二天他在作协学习小组会上宣布我参加学习时就多了这么一句：“搞翻译”。我再也不用为时间发愁了！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躲在汽车间楼上的小房间里翻译“四旧”①了。我的书房仍旧给封闭着，我便利用那小屋的破书桌安心工作。说是安心，其实也是提心吊胆，工宣队老师傅的话不见得可信，谁能保证他明天不来把稿纸通通搜去？但是我也有一个打算，我的译文现在不会有人出版的，我在书本上改译，然后抄在稿纸上，还可以用复写纸抄写两份送给图书馆。总之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即使丽尼在“文革”后期终于因受尽折磨痛苦地死去，他译的书今天还在读者中间流传。一九七八年，《处女地》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手稿也送到图书馆了。最近我在杭州养病，望着门外一片湖水，我不能不想起五十八年前的一次春游，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还在我的手边，它们还在叙说三个知识分子的友情。我想念远去了的亡友，这友情永远不会消失。现在正是译文全集发稿的时候，请允许我把我译的两部长篇小说分别献给两位遭遇不幸的亡友（陆蠡和丽尼），愿他们的亡灵得到永恒的安息！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片断：只是说十九世纪中各门科学（也许要把天文学除外）取得的巨大进步超过任何过去三四个世纪中所达到的，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到二千年前古希腊的哲学振兴的光荣时期才能找到另一个这样的时代，人的智力觉醒的时代。而且就连这样一个比较也不恰当，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像现在我们使用的一切工业技术的神奇力量。此种技术的发展终于赋予了人从奴隶的劳役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机会。同时，现代人类受着最近科学的各种发现的刺激，也发生了一种少壮的，大胆的发明精神，而且此等接二连三的发明把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凡古代或中世纪甚或十九世纪初期人们所梦想不到的种种安乐，现代文明人都享受到了。人类开始明白他的生产能力不仅能够满足他的需要，而且超过他的需要，这是文明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因此，以后再也不必为了保证少数人的安乐和精神上进一步的发展而使人类的大部分陷于悲惨与堕落的深渊，如自古至今所行的那样了。人人的安乐是确实能做到的——而且要保证人人安乐，毋须把一种压迫的、堕落的、消灭一切个性的苦役重担压在任何人的肩上；人类终于能够把他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在正义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究竟在现代的文明国家中会不会有社会建设能力、创造力和勇气去利用那人的智力的战利品来谋万人的利益呢？——这是很难预言的。究竟我们的现代文明是否有足够的青春活力来担任这样伟大的事业，使之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呢？——我们也不能预言。不过最近科学的复兴已经创造出那生出此种活力所必需的心智的气氛，而且它还把实现这一伟大任务所必需的知识给了我们。从古希腊时代直到培根，这种健全的自然哲学始终为人所忽视，直到培根出来把科学研究从长梦中唤醒以后，近代科学才逐渐回复到健全的自然哲学；从此近代科学便造出一种脱离了超自然的假说及形而上学的“观念的神话”两者的宇宙哲学的种种因素，同时这一哲学是如此伟大，如此有诗意，如此富于鼓舞人心的力量，如此浸染着自由的精神，所以它肯定能够生出新的力量来。人用不着再把他的道德美的理想和在正义的基础的社会的理想穿上迷信的外衣了，他再也不必等待最高智慧来改塑社会了。他能够从自然界获得他的理想，又从对自然界生活的研究中获得实现他的理想所必需的力量。后记：代跋树基：《伦理学》是我最早的译本，但把它编入第十卷也很合适。本书作者到晚年才感觉到建立伦理学的必要，他大半生流亡国外，俄国革命以后回国，住在莫斯科郊外彼得罗夫村，在供应十分困难、参考资料缺乏的条件下，勤勤恳恳地写他感到迫切需要的伦理学。那时他已又老又病，第一卷还没有写完，第二卷才开了个头，就离开了人世。本书还是他的朋友替他整理出版的。然而我们知道，本书作者平日就注意道德问题，《伦理学》的第一部是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道德规范和它的目标。道德不是一门学问，它是做人的道理，是整个社会的支柱。本书作者认为，道德的基础是社会本能发展起来的，构成道德的三个要素，也是三个阶段：第一是休戚相关、互相帮助，这是社会本能；第二是正义和公道，这是人与人相处的准则；第三是自我牺牲、自我奉献，这就是道德。我也是这样看法。我平时喜欢引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话，我们每个人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比维持我们生存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应该把它分散给别人，这就是生命开花。（大意）所以道德规范的最高目标就是奉献自己。一个人要想长久活下去，只有把生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道德不只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奉献不仅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奉献。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命开花，每棵树都需要雨露滋润，离开了社会，我们都会枯死。有了道德，人生才会开花。这次将它编入全集时，老友成时又认真地代我校订了一遍，我在这里感谢他。巴金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本书前言俄文原本编者列别杰夫序《伦理学》是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的科学家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天鹅之歌”①。而且它还是克鲁泡特金在他的长久的，异常丰富的生涯中所得来的一切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见解之要略。这也是他的杰作。不幸他未能完成他的著作便死去了，因此依着他的遗志，我便来担任整理《伦理学》的原稿，预备刊行的工作。在本书第一卷付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把这部著作的来历略略告诉读者诸君。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伦理学》中，想解决道德的两个根本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人的道德概念从什么地方来？道德命令与其标准的目标是什么？因此他便把他的著述分成两部分：第一部专论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发展，第二部说明实在论的伦理学的基础与其目的。克鲁泡特金只有时间把第一卷写成，而且就是第一卷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其中有几章只是他的略稿，最后一章本是预备用来讨论斯丁纳、尼采、托尔斯泰、马尔塔求里及其他同时代的优秀的道德学者的伦理学说，也因他的死，来不及写出了。关于《伦理学》的第二卷，克鲁泡特金只留下几篇打算先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一些草稿和笔记。论文有《原始的伦理》、《正义、道德与宗教》、《伦理学与互助》、《道德的动机及义务意识之起源》等数篇。从1880年起克鲁泡特金便开始研究道德问题，然而他特别致力于此种研究，则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在那时候，文学界中起了道德不必要的呼声，而尼采的无道德论也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同时，许多科学与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受了达尔文学说（只是片面的解释，并非达尔文的真意）的影响，也开始认定支配世界的普遍法则只有一个——就是“生存竞争律”，由于此种假定，他们在无意中竟为哲学的无道德论张目了。克鲁泡特金深觉得这些结论的错误，便决定要从科学的观点来证明自然界并不是无道德的，它也不会把恶的教训给人们；反之，道德乃是社会生活的进化之自然的产物，这所谓社会生活不单指人类的，而且也把其他一切生物的包含在内，就在大多数的动物中间，我们也常常看到道德关系的萌芽。1890年克鲁泡特金在曼彻斯特“恩考茨兄弟会”中讲演《正义与道德》一题，以后没有多久，又在伦敦伦理学会中讲演同样的题目，不过形式扩大了许多。在1891年—1894年间，他在《十九世纪》杂志上发表了几篇连续的论文，论述动物、野蛮人及文明人中的互助。这些论文以后被修正，印成专书，即是他的名著《互助论》，这部书也就是他的道德学说的一个绪论。在1904年与1905年中，克鲁泡特金在《十九世纪》上发表了两篇直接讨论道德问题的论文：《现代之论理的需要》与《自然界的道德》。本书的前三章即由这些论文修改而成。约在同时，克鲁泡特金又写了一本法文小册子《无政府主义的道德》①。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唤起人们积极地去参加生活的斗争，他要人们记住：人在孤独中不能产生力量，力量是由于和同胞、和人民、和劳动群众联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他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他企图创造一种社会的道德——一种社会性与联带性的伦理学。据克鲁泡特金说，人类的进步是绝对不能和社会的生存分开的。生活在社会中，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使人类与动物生出了社会性的本能——互助；这种本能在人类中进步发展，则变为仁慈、同情及爱的感情。这些本能与感情生出了人的道德，即道德的感情、认识和概念之总和。后者在最后形成了一切道德学说的基本规则：“你不愿意别人加到你身上的，也就不要加到别人身上。”克鲁泡特金说，这个规则并不是道德的完全表现，不过仅仅是正义、公正的表现而已。最高的道德意识是不能以此为满足的。克鲁泡特金主张，除互相的感情和正义的概念外，还有一个道德的基本因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度、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互助、公正、自我牺牲——依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说，这是道德的三要素。这些要素虽未具有论理律中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之特征，然而却是人类的伦理学的基础。这所谓人类的伦理学，应视为“人类行为的物理学”。道德哲学家的问题，便是研究此等道德要素的起源及发展，并且证明此等要素和所有其他的本能与感情一样，确为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克鲁泡特金在四十年流亡之后，回到俄国，最初住在彼得格勒，不久因听从医生的劝告迁居莫斯科。但他也不能在莫斯科久留。莫斯科当时困难的生活状况使他不能不在1918年夏天迁居到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小村落德米特洛夫（距莫斯科六十俄里）去。在那里，克鲁泡特金在几乎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形中过了三年，一直到他的死。住在如此隐僻的小村中，著述《伦理学》，解释道德学说的历史与发展这样的大著作，不用说是非常困难的了。克鲁泡特金的全部藏书完全留在伦敦，他的手边仅有很少的参考书，为了核实引用的文句，费了他很多的时间，而且常常妨碍他的工作。克鲁泡特金没有钱买书，仅仅他的友人或相识者有时费了很大力气寄了几本必要的参考书到他的手里。他没有钱雇用一个书记或打字员，因此连这部著作中的机械的工作也要他自己去做，有时一部分竟重抄数次。这样，他的著述的工作自然要大受阻碍了。加以移居到德米特洛夫后，因为饮食不良、营养不足，他的身体逐渐衰弱。因此，在1919年1月21日寄我的信中，他便写道：“我现在拚命地著述《伦理学》，可是我的体力不继了，不得不时时中断我的工作。”此外还有许多不方便的情形；例如，他每天晚上不得不在一盏微弱的灯光下长久地继续他的工作，几乎使他成了一个瞎子。①克鲁泡特金以为他的《伦理学》的著述是一桩必要的，革命的事业。在他的最后信札之一，即1920年5月2日的信函中，他说：“我现在又在继续著述我的关于道德问题的书了，因为我以为这一著作是绝对必要的。我知道书籍不能创造智力运动，而是智力运动创造书籍。然而我又知道，要说明一种思想，非借助于书籍不可，因为书籍可以把思想的基础表达得完完全全。而且我们要建设一个脱离了宗教，高出于宗教的道德之上的道德的基础……更非有说明的书籍的帮助不可。特别当此人类思想在尼采与康德之间挣扎之际，这种说明更是不可缓地必要的……”①他和我谈话时，他常说：“自然，假若我不是这样年老，我在（目前这一）革命的时期中，决不会忙于写什么关于伦理学的书，我一定去积极地参加新生活的建设。”以一个实在论者和革命家的态度，克鲁泡特金认为伦理学并不是人类行为的抽象科学，他在伦理学中最先看出一条具体科学的规则，其目的是鼓舞人类从事实际活动。克鲁泡特金发现就是一般所谓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在道德方面也是不坚定的，他们大多数都缺乏一种指导性的道德原则，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他反复说过，大概正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的缘故，俄国革命便证明它无力创造出一种基于自由与公正的原则上的新社会制度，而且也不能以革命火焰点燃其他的国家，如法国的大革命及1848年革命的当时那样。因此，这个终日想念着人类幸福的老革命者与叛逆者便想用他的《伦理学》这著作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公正之信仰植于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里的自我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于个人的快感，不在于利己的，甚至于更高一层的欢乐；真正的幸福是从在民众中间并且和民众在一起为真理和公正而奋斗中得来的”。克鲁泡特金既然否认了道德与宗教及形而上学的关系，他便要把他的伦理学建立在纯粹是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而且努力证明只有留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才能找到力量来过真正是道德的生活。在他的《伦理学》中，克鲁泡特金，犹如那位诗人，把他的最后的信息传达给人类：不要带着一颗倦乏的心企图离开这灰色的地球——你的可怜的居处，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和地球一同悸动，要它来困乏你的肉体，来帮助你的同胞们担负那共同的重担。许多人以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定是特别“革命的”或“无政府主义的”伦理学。当有人向他说起这样的话时，他总是答复道，他所要著述的是人类的《伦理学》。（有时他也用“实在论的”《伦理学》这名词）他不承认有什么个别的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只应该有一种，这是为全体人类的。假若有人向他说，在这个阶级对抗的现社会中不能只有一种单一的伦理学，他便会回答说，无论“有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伦理学归根到底总是建立在共同的人种学的根基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种根基对于阶级的或集团的道德原则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又指出，不管我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一党派，我们首先总是人，总是构成一般动物种类之一部分的人类，所谓“HomoSapiens”（智人）一类，包括着最文明的欧洲人到野蛮的布须曼人①，最阔气的“有产阶级”到最贫苦的“无产阶级”构成一个逻辑的整体。克鲁泡特金在他对于将来的社会结构的计划中，他想的总是一个个的人——完全扫去了在人类长久的历史生活中我们身上所积起来的社会“等级表”的污垢。克鲁泡特金在本书中虽不常用“兄弟情谊”②这字眼，但是他的伦理学说可以列在“兄弟情谊”的说教一类。他不喜欢用“兄弟情谊”这字眼，而爱用“休戚相关”这个词。他以为“休戚相关”比较“兄弟情谊”是更为“现实的”。他举例说，兄弟间常有争吵、相仇以至相杀的事情。而且据《圣经》的传说，人种的历史便以兄弟相残为开端。③反之，“休戚相关”这一概念表示着每个人中诸因素之间物理的与有机的关系；在道德关系的世界中，“休戚相关”则以同情、互助、互怜表现出来。“休戚相关”是和自由与公正相和谐的，而“休戚相关”与公正则为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由此克鲁泡特金便构成了他的伦理的公式：“无公正则无正义，无正义则无道德。”自然，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还不能解决激动着现代人类的道德问题的全部。（而且问题的全部也是永不能完全解决的，因为每一代新人出世，道德问题的本质虽然保留不变，其面目则会随时代而变更，从而新的问题又发生了。）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伦理学》中也只是指出一条道路，提出他解决伦理问题的办法而已。因此本书之作，也只是一位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位博学的自然科学家对于这燃眉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过有道德的生活？”企图作出一个回答罢了。但极不幸的是，克鲁泡特金来不及以最后的完成的形式写好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便突然死去。因此他所计划来解释自然主义的和实在论的伦理学的基础，陈述他的伦理的信条的本书第二卷也就无法与我们相见了。克鲁泡特金在其探求伦理学之实在论的基础的工作中，在我们看来好像是道德关系的复杂世界里的一个受着灵感指引的开路人。而对于那些力求达到自由与正义的幸福之岛，但至今还生活在压迫与敌意的世界中，尝尽无路可走的苦味的人，他便是一块坚定的指路碑。他指出了到达新伦理学的道路，到达将来的道德的道路。将来的道德将不容忍那种把整个人类分成“主人”与“奴隶”、“统治者”与“臣民”的做法；它将是大家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自由的集体的合作的表现。只有那种合作才能在地上建立起一个实在的，而非昙花一现的兄弟般的劳动与自由的国土。最后，我还要说几句。在编辑本书的时候，我极力参照我平日和克鲁泡特金本人谈话和讨论时所听到的言语，以及他的遗稿中的“对于处理我的原稿的指示”，和那篇简短的提纲，《告后继者》。在这篇用法文写的《告后继者》中，克鲁泡特金曾有下面的话：“如果我不能完成我的《伦理学》——那么，我请求那些试来完成它的人利用我的笔记。”然而现在出版的本书并未利用这些笔记，因为一则克鲁泡特金的亲属和友人都决定：《伦理学》如果依照著者所遗留下来的形式出版，必然更为重要，更有兴味；二则这些笔记之分类与整理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和劳力，结果会使本书之刊行因此延迟。在今后的版本中，凡克鲁泡特金所遗留下来的关于《伦理学》的一切稿件，自然将以各种方式利用。H.列别杰夫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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