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阐述了教育理论，并按小学教育的需要进行安排，阐述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

本辑为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选材范围上自1818年马六甲英华书院创立，下至本世纪20年代在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下，中国政府建立对教会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教会学校输注册立案为止。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真实，本辑对正反两方面的记载，采取兼收并蓄的原则，希望研究着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场、观点、方法，对教会学校教育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本书为民国初年学制，内容包括：民国初年学校（大学、规章制度、校长、教员、课程及教学、社团及出版刊物等）、1922年新学制公布。

本册收入：外国传教士在华兴办的学校教育事业、教育统计参考资料。

本册介绍我国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史资料。

本册收入：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史参考资料。

教育是社会生产、生活发展的产物，教育又是社会生产、生活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现代化的教育，就没有现代化的国家。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全面地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我国教育的历史文献，运用现代科学理论进行诠释与研究，探索我国教育的发展规律，明确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帮助我国教育工作者提高工作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努力做好当前工作，积极进行教育改革，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以加速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我们编纂出版《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修订版）》的根本目的。

内容简介李济先生是我国现代考古工作的开拓者，是蜚声中外的中国科学考古和人类学的一代宗师。他早年毕业于清华，留学归来后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四年。为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和李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特蒐集了迄今发现的李济在国学院任职期间的十多篇学术论著和其他文章，编印出版此书。其中多篇是巳绝版或第一次发表，有几篇是首次从英文译成中文，有几篇是从手稿排印，此外还附录了几篇纪念与评述李先生的文章，以及他的学术简表和著述要目。从本书中可以了解到我国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早期发展情况，以及李济先生在这些学术领域中所作的卓越贡献。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近代教育文选》选材以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为主，重点反映中国近代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并注意中国近代各个历史阶段主要教育思潮的发展过程；选材以反映中国近代进步的教育论著为主，也适当选录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反面的教育论著，以便通过以比，更好地说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教育思想的斗争过程。选文大体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次，以文系人，选文力求选取各教育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性的教育论著。选文尽可能收录全文，如原文过长，为了节省篇幅，则对不重要的部分，加以适当删节；删节的地方，都用省略号标出。选文均标点分段。选文采用各种版本加以校勘，并注明依据的版本。

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仅仅22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然而这短暂的瞬间，却经历了一次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替激化，国共两党作为中国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合作破裂又再度合作，最后中国共产党“得道多助”，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统一了全国，中国国民党却“失道寡助”，以致退踞台湾。历史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工农大众为主体，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革命，尽管经受了多种磨难和曲折，终究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以封建法西斯主义为精神支柱，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尽管曾得到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仍然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而那些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派别、团体和人士，尽管其愿望有不少是善良的，也不可避免地破灭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22年来，教育事业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也同样是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演进的，并且始终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每一种教育主张或教育思潮都无不深深地镌刻着政治斗争的烙印。这是我们考察这一历史阶段教育思想时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原则。但是，我们也深切地意识到，任何事物的发展又总是复杂的，因而又需要采取历史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国民党官方的教育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和本质上说是封建复古守旧和法西斯独裁买办思想的混合物。但在不同阶段、不同方面、不同人物身上，所表现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如：蒋介石、陈诚、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对“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民众教育”等也曾有过一些有益的言论，特别是抗日高潮时对“战时教育”也曾有过可取的论述和阐述，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人们不会忘记，也不会一笔抹煞。当然，人们也会注意到，他们往往言行不一，言而无信，言辞冠冕堂皇而行为却时有卑鄙龌龊。又如：国民党内有一批资望高深的元老，他们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右派集团强压下，仍坚持三民主义的思想原则，他们的精神和贡献，更值得人们敬佩。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大都崇拜“教育救国”或“教育改良”。他们的活动重心大部分在教育领域，并倡导过各式各样的教育思潮。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比较复杂，很容易随时局的动荡而分化或变易。从总体上和本质上看，他们倡导的教育思潮大多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性质。其中大部分怀着善良的愿望，幻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去改造社会、改善民生。不少人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通晓西学精蕴，对近现代教育思想传播和运用做出了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民众教育、国民基础教育、乡村教育、科学教育、职业教育等思潮和实验，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国共两党的主要精力置于武装斗争的特定时期，教育的发展和教育理论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这些人们来承担了。他们积累的思想资料和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和启迪作用。对此，编者曾一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公正的。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前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同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并且大量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在当时理所当然的认为苏联的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苏联教育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领导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开展教育活动的某些做法，自然也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榜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教育界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起点是学习苏联，视苏联教育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正宗。这一思想定式在中国教育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苏区教育中某些左倾口号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度出现的“旧型正规化”思潮，均与此有密切关系。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成果的代表作《新教育大纲》、《现代教育原理》等显然受到苏联早期教育学者的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全盘苏化”，把凯洛夫《教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高峰，均与此不无联系。苏区教育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工农民主教育思想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和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独立创造的结晶。这是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无价之宝。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苏区教育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在经济文化极端贫困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的结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因此，编者在评价和继承苏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传统时，也必须坚持两点论，首先要充分肯定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其思想理论成果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要承认，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社会环境下的实践，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或特殊性。我们既不能因强调其特殊性而否认其普遍性；也不可误把其特殊性统统当作普遍性。历史是丰富多彩的，认识和理解历史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而一旦认识和理解了历史，就会获得无穷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