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领先世界各国最早跨入了 “大众高等教育”的门槛。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美国大学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管理问题和竞争压力，直接引发了一场史称“高等教育管理革命”的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在于探索现代大学的管理模式，促进高等学校管理的科学化。“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IR）正是从这时开始正式登上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舞台，并逐渐成为美国大学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成为现代高等学校管理科学化的一种手段与象征。 “院校研究”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门术语，在我国曾被译为“机构研究”、“学院研究”等。在中文文献中，“院校研究”术语的引入始于20 世纪80年代。从9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者开始正式关注这一领域，时至今日，国内对于“院校研究”的研究热情和实践兴趣正在与日俱增。 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是：（1）院校研究是什么，不是什么？它对现代大学管理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2）院校研究的性质与功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实现这些功能需要哪些因素作为保证？（3）院校研究在美国大学管理中的应用是否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能否借鉴？我们应该如何借鉴？围绕上述问题，本书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院校研究是在一所高等学校内部进行的，是研究者基于本校情境、针对学校管理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所做的分析与咨询研究，是高等学校为改进本校管理决策和运行状况而设定的一个专门实践领域。院校研究对于现代大学管理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1）提供数据信息服务；（2）提供决策咨询服务。院校研究功能的实现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1）研究本身的方法论基础。即院校研究的有效性。它要求院校研究必须遵循一般科学研究的程式，采取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信息、提供研究报告。（2）“研究”与“决策”相结合的体制保障。即咨询服务的直接性。这取决于高等学校内部的“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它依赖于一个良好的“组织设计”。美国院校研究的成功实践正是在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得到了较好的保证。而我国既往的类似实践之所以难有作为的“症结”也正在于此。 美国大学管理中的“院校研究现象”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借鉴的。在中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为了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为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借鉴美国院校研究的经验与模式。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1）解构高校管理者 “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管理哲学，建构“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大学管理理念；（2）检讨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机构的功能定位，更新高教研究所（室 ）的组织设计，为有效开展院校研究实践提供制度保证；（3）加快我国高等教育数据资源建设步伐，发展校际数据共享关系，建立能够满足院校研究需要的院校数据资源库；（4）将“院校研究”纳入到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育视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博士（EdD）、硕士（EdM）专业学位制度，培养能够胜任院校研究工作岗位要求的专业人才；（5）成立全国性院校研究专业组织，以此推动我国高校院校研究实践的开展，提升研究人员专业化水平。 全书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十三章，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前言和第一章）：选题的缘起和国内研究进展述评；第二部分（第二、三章）：院校研究的概念与历史；l第三部分（第四至七章）：院校研究的功能及其实现条件；第四部分（第八、九章）：院校研究的过程、程式及其应用；第五部分（第十至十三章及结语）：我国推进院校研究实践的问题探讨。

本书在研究俄国教育的发展史时，详尽地考察了俄国的教育与俄国的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不同时期俄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所受到的国际影响。除此以外，由于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早期发展与一个国家所处的自然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一方面本书也有所涉及。＜br＞ 本书以现代化为经纬，从俄国教育形态的变迁状况和教育现代性的增长状况两个纬度进行考察，探讨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与教育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管理体制、学校教育结构、课程与教育教学方法、教育条件等方面的变革，剖析了俄国教育在世俗化、国家化、科层化、理性化、民主化、专业化、科学化和福利化等方面的演进。本书在以现代化视角研究俄国教育史时，特别注意考察教育形态诸因素的变化对教育现代性的消长的影响，从而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对教育经验的理性认识，为读者清晰地揭示了俄罗斯教育发展的脉络和俄罗斯国家的来龙去脉。

本书荟萃了日本战后以培养市民资质为目的的社会科教育的研究成果；所选论文包含了多种立场、视角和层面，研究课题涉及：（1）社会科的基本问题__社会科应该综台弛还是分科化，科学研究成果应该系统地传授给J瞳还是把它们仅仅作为儿童解决问题、构建社会认识的媒介；（2）有关社会科的教学方法、教材开发、学力评价方法等方面的具体课题，例如问题解决学习的展开方式、学习问题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学视角和思维方法的培养、教材开发和教材选择韵方法与视点、以考察学生思维深度与学习兴趣为目的的试题设计方法、学生自我评价能力的培养，等等卜（3）多样化的社会科教学实践模式，如使用地名教材的教学模式、辩论式教学模式，提案教学模式、模拟索鸱士模式。等等。（4）对社会科50年历史帧思与展望。这些研究具体而深入，瑾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是深入研究社会课程的重要交献。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史学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从史学及教育史研究的角度，以重点人物和问题为线索，对美国教育史学自创立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阐释了美国教育史学是如何嬗变及超越的。全书共5章约25万字，内容包括传统教育史学的崛起及代表人物卡伯莱、20世纪中期美国教育史学的嬗变、新教育史学的代表人物克雷明、激进派教育史学的冲击等。

本书是上海北郊学校校长、上海十佳青年校长、市优秀教育工作者郑杰继《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获好评后的又一力作。在本书中，作者以问答体的形式，尝试从教育之上和教育之外去重新考量教育。

人的创新行为是受其思想观念支配的，一切事物的创新源于观念的创新。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高等教育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竞争环境，与此同时，也向高校经营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高校经营管理工作朝着更深的层次创新发展，伴随着这种发展趋势，高校经营管理观念的创新与超越。当前，我国高校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管理体制改革。对新世纪的大学应该怎样进行管理，已经引起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专家学者和大学管理者的普遍关注。本书为深化高校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校经营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指明了方向。本书的研究旨在探索解决高等学校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存在的无效性与浪费性问题，以期促进高校引进市场机制和企业运作模式，实现内部管理的良性循环和内外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高等学校办学效益的最大化。本书在理论辨析的基础上科学界定高校经营的实质内涵，构建脉络清晰、结构严谨的高校经营研究逻辑框架体系，追求创新力图形成一些新的认识、新的内容、新的方法。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它以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为背景，对这个时期该国教育改革运动的形成做历史考察，具体展现了美国的社会系统中各组织、部门、利益之间既相互斗争而又达成妥协、影响和推动教育改革运动的过程，从而揭示当代美国教育改革的社会机制。在本书的前三章，作者分别讨论了冷战、民权运动、贫困与教育改革形成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以此前展示的教育改革运动动态形成过程为基础，对当代美国教育改革形成的社会机制做了静态分析。作者指出，利益的诉求和冲突是教育改革社会机制中各要素活动的永恒主题，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它们手中的法宝，教育改革就是在这些力量的冲突和平衡中诞生的。

《超越差距：中美基础教育课程比较》的重要出发点就是要超越差距。在基础教育领域，我国教育是有着令人骄傲的成就与经验的，这就是知识传授与接受方面的成就与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基础教育的知识教学在世界范围都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经得起比较和检验的。这一点恰好是美国基础教育的弱项，所在我们完全可以借此优势超越美国基础教育。《超越差距：中美基础教育课程比较》着重从中美两斩 中小学课程的变革与演进、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管理、课程评价、课程理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课程中的教师发展等方面对两国课程进行比较。我们的探索实践表明，美国的建国历史虽然不长，正规课程演进的历程也不长，但他们却创造了一套比较有效的课程管理、变革与完善的机制，形成了自己的策略模式，有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多年以来，钟启泉教授从事合作研究，实地考察日本教育，结识众多日本的学者和中小学教师，于是有了持久而深入的教育信息与教育思想的交流。《对话教育：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主要收集了钟先生多年来与这些著名教育学者之间的对话录38篇，归纳成如下四个方面的话题：学校教育制度、课程与教学的改革、素养论与学力论争、教育评价与教师教育研究。围绕这些话题的对话几乎都是从中日两国教育发展的现实及其文化背景出发，同时联系当代国际教育思潮来展开的。因此，这些对话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可以作为广大教育研究者和中小学教师进行教育改革实践的一种思想资料。 这个集子是笔者多年来参与国际教育学术交流的部分成果。改革开放的国策不仅使我们得以走出国门，而且得以邀请更多的国际教育学者，围绕教育发展的课题或从事合作研究或组织学术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还会自然生成一些彼此感兴趣的话题，不拘形式地展开议论。这本集子收集的一篇篇访谈录，就是这种议论的产物。

全球化中的美国大学类似这样的故事已经没有什么新奇感了：清华某系1989级的毕业生在美国聚会，大家屈指一算，大部分同学都在美国，留在国内的反而是凤毛麟角。这一现象不仅限于清华。北大、科大、复旦，中国名校不知有多少班，同学聚会在美国要比在中国更方便。这反映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高等教育正在全球化，美国的大学又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带头羊，中国则是跟在后面的羊群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请看几个简单的事实：美国吸引着最多的外国留学生；外国留学生给美国的GDP每年增添130亿美元；2002—2003学年，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接近60万。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出口国，中国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0％，远远高出排在第二的印度（4％）；据说北大的有些系，有1／3的教授有美国的博士学位。“9·11”后美国施行新的签证政策，草木皆兵，致使留美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人数锐减。在2003—2004学年，留美学生人数下降2.4％，申请研究院的外国学生下降了28％，实际注册人数下降了6％。这是自1971—1972学年以来30多年里的第一次下跌。不过，此一局面已经引起美国教育界、企业界、政治界人士的警醒。签证制度正在酝酿重大改革。据美国高等教育权威杂志《高等教育编年》（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报道，联邦政府正和各州、大学协调，要制定一个吸引外国学生的“国策”，其中不仅包括改革签证制度和政策，而且还在考虑放松对外国学生在校外打工的限制，使外国学生更容易在美国生存。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大学对中国的影响将更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将有更多的机会到美国读书。讨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无法把美国的高等教育置之度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中国学生要在美国的大学拿到学位，许多美国的博士要到中国的大学拿到教职。同时，中国高等教育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为许多美国的学位包含着中国教育的初期训练，许多中国大学的毕业生要在美国教书。特别是未来几十年，留学将从极少数精英的特权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中美高等教育的交互影响将愈来愈大。了解在全球化中的美国大学，也就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界和大学生们的必修课。毫无疑问，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大学会主宰全球化的世界高等教育。这种主宰建立在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的基础之上：美国大学的优异和其高等教育体制的灵活性。美国大学的优异，不仅在于我反复强调的一些基本事实：美国大学占据了大部分世界名校的位置，生产着世界大部分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着最有质量的教育，拥有无与伦比的财政实力，等等。其优异还体现在其不可取代性，即没有别的地方的大学能够与之竞争。在美国之外，大学最有实力的当属欧洲。欧洲大学曾经是美国大学的范本。但是看看现在的欧洲大学如何呢？仅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例。1900—1909年，该校出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1910—1919年出了6位，1920—1929年4位，1930—1939年6位，1940—1949年1位，1950一1956年4位。蒙森、普朗克、爱因斯坦、海森堡都曾是这个学校的骄子。但是，1956年后，诺贝尔奖得主在此校就消失了。如今，在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该校排在第九十五位，与美国的犹他大学并列。当然，如此戏剧性的下跌，和希特勒时代迫害犹太学者以及冷战时代该校在民主德国治下有关。但是，即使纵观今天的德国大学，也几乎没有一所能够在世界上列入一流。整个欧洲，只有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可以和美国的精英大学相提并论。但这两所大学也是赤字累累、危机重重。反观美国，仅以芝加哥大学为例：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55位获奖者中有9位在芝加哥大学教书，14位接受过芝加哥大学的训练或曾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而美国这种重量级的大学，还有许多家。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条件下竞争，美国大学自然是主宰。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有两个层次。第一是人才的大规模流动：学生、教授都会进行跨国界的迁徙，哪里的条件好就在哪里落脚。第二是课程、校园跨越国界：一些大学利用自己的品牌，到处建立校园，成为高等教育的全球连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