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教材主要针对农学和生物学中非植物保护类专业本科生编写。本教材分植物保护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两大篇。基础理论篇系统介绍了植物病理学基础知识、蜱螨学基础知识、昆虫学基础知识、有害生物调查与预测预报，以及有害生物的治理技术与策略。实践应用篇系统介绍了水稻、旱粮和油料作物、棉花、蔬菜、果树和茶树主要病虫害的危害特点、鉴别与诊断、发生发展规律及关键防治技术，农田常见杂草的识别与防治。本教材旨在满足非植物保护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和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了解和掌握植物保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并触类旁通地掌握研究或解决相关作物有害生物危害等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以实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广适应”的培养目标。本教材不仅可作为全日制大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农业领域专业人员继续教育中有关植物保护学教学的教材，还可供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有关部门的管理人员参考。

本书以实验动物拟人自述的形式，概述了实验动物科学，把相对枯燥的国家重大科研成果涉及的方方面面内容有机地串联起来，将科技成果向原创科普作品转化，让读者对实验动物科学有一个基本认知。突出特点：一是内容权威，来自科研一线；二是贴近现实生活，实用；三是阅读方式轻松、愉快，通俗易懂；四是内容系统、全面；五是用案例培养科研思维；六是将科学健康生活方式、博物学、生态环保、生态文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哲学、现代科学读物、美术、摄影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满足读者多方位、多层次的阅读需求。本书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本书主要介绍位于中国桂西黔南石灰岩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贵州兴义坡岗喀斯特植被州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状况及其周边生物生态系统特征。本书包括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概况、自然环境背景、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景观分析、生态旅游与社会文化经济6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地质地貌、水文、土壤、气候、种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植物、大型真菌、地衣植物、藻类植物、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环节动物、植被生态系统、生态旅游资源、社会经济等20多个学科门类。

本书包括天姥山野外实习地的概况，野外实习基础知识，动植物标本采集和制作方法，动植物分类特征的精细结构，常见动物（400种）和植物（400种）物种信息，主要入侵动植物的危害和防控，野外实习中开展项目化研究学习和劳动教育，虚拟仿真在实习中的应用等内容。本书收录的生物种类基本囊括了天姥山地区常见的动物和植物，为该地区迄今为止生物种类收录最为丰富的彩色图鉴。本书由纸质版和电子数据库组成，纸质书中图片均为原创新、高清晰度的实物彩色照片，电子标本数据库依托“天姥山野外实习虚拟仿真平台”，同目其他科属物种及拓展知识在书中以二维码方式链接到数据库。适合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科学教育、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野外实习指导手册，也可供相关专业研究生、科研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中学生物教师参考使用。

本书记述了中国沿海常见的赤潮生物共6门15目21科（含1亚科）33属129种4变种6变型。其中，甲藻门39种5变型、硅藻门83种4变种1变型、异鞭藻门2种、金藻门3种、定鞭藻门1种、蓝藻门1种。本书对以上种类进行了形态学描述，并附有光学显微镜图片和电子显微镜图片，是目前国内较为全面的沿海赤潮生物图集。

应用水生昆虫评价水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科学家们在对环境质量重视的同时，也对水体生态环境进行了系统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水生昆虫在水质监测与评价中的作用不断凸显，水生昆虫相关学科纷纷建立。西方发达国家从70年代开始先后出版了《水生昆虫学》《水生昆虫生态学》等专著，水生昆虫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健康、水产资源利用、水质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诸多方面。

《陕西洋县昆虫》依托“陕西省洋县昆虫多样性调查与评估”课题组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连续5次的野外调查工作，基于物种鉴定结果并结合近年相关研究进展撰写而成，共记录了洋县昆虫纲17目125科775属1121种，包括1种中国新记录种，陕西省新记录41属166种，洋县新记录412属553种。《陕西洋县昆虫》对摸清陕西省洋县昆虫资源、丰富秦岭地区昆虫相关资料及保护生物学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细胞培养与细胞水平筛选》为新型活页式教材。本书聘请了生物医药行业企业一线的专家参与教材编写，使内容更符合企业生产工作实际。全书以一个来源于行业的真实工作项目“细胞水平药物筛选实验”为基础，设计了八个学习情境。每个学习情境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可使学生在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和实验操作的基础上，更了解企业实际工作的类型和关注点。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生物技术类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行业企业人员培训和参考使用。

本书是在编著者对西藏珞隅地区产热带、亚热带药用植物进行调查、采集、记录，并考证藏医本草文献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全书由总论和各论两部分组成。总论部分简要介绍了热带、亚热带植物药材在藏药中的重要地位、进口藏药材的现状和风险、珞隅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概况、珞隅地区藏药与民族药用植物调查方法、珞隅地区的药用植物资源、珞隅地区进口藏药材国产替代资源。各论部分详细介绍了110味珞隅地区产热带、亚热带藏药材，每味药材尽可能全面记载其藏文名、别名、本草考证、基原、植物性状、分布与生境（含珞隅地区产地）、功效成分、药理、加工炮制、藏医和民间医应用、资源与贸易状况、药用历史与植物文化、其他应用，以及相关的药材标准、毒性、副作用、注意事项等信息，并附有药材和/或基原植物图片。本书可为珞隅地区藏药材资源开发和种植提供本底资料和参考依据。

近年来，国际社会面临着新发突发传染病、生物恐怖和生物技术谬用等多重严重生物威胁[1-3]。新发突发传染病一直以来威胁着人类健康，影响着国际社会发展。进入21 世纪以来，人类相继经历了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2012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和2016 年寨卡病毒病等多种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造成了巨大挑战，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4]。2001 年美国“炭疽邮件”生物恐怖事件，是国际生物安全形势的“分水岭”，标志着生物恐怖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福祉，但与此同时，近年来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化学合成、1918 年流感病毒重构、H5N1 流感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及马痘病毒的人工合成等研究的开展，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生物技术谬用的担忧；随着合成生物学与基因编辑技术的不断发展，生物技术谬用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大大增加，生物防御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扩展[5，6]。生物防御能力关系国家安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员流动频繁，生物安全风险因素众多，挑战巨大，一直以来面临着严峻的生物威胁挑战[7]。2003 年SARS 疫情给我国造成了重大民众健康威胁和经济损失；2018 年8 月，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多地暴发，对我国畜牧业造成严重打击；2019 年12 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我国亟须完善生物防御科技支撑体系，加强生物防御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8]。完善的生物防御科技支撑体系，是保障生物安全的基础和关键，也是生物防御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7，9]。美国高度重视生物防御研究。20 世纪60 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宣布终止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时就明确宣布保留生物防御研究计划；1994 年，美国国防部就美国及美军面临的生物战与生物恐怖威胁，启动了国防部化生防御计划（Chemical ／ Biological Defense Program）；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炭疽邮件”生物恐怖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大幅加强了生物防御研究的经费投入，启动了生物盾牌计划（Project Bioshield）、生物监测计划（Project Biowatch）和生物传感计划（Project Biosense）；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强化军民结合、机构协作，以应对H1N1 大流感为切入点，建立公共卫生紧急医学应对措施研发联合体（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edical Countermeasures Enterprise，PHEMCE），完善生物防御各机构协调机制，在国际上大力实施全球健康安全行动计划，扩大美国在国际生物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在特朗普政府期间，2018 年9 月美国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强调构建更加协调、高效的生物防御体系[10-14]。美国支持和开展生物防御研究的主要机构有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生物医学高级研发管理局（Biomedical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BARDA）、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等，以及国防部下属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DTRA）、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nited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和海军医学研究中心（Naval Medical Research Center，NMRC）等；此外，美国能源部下属的一些国家实验室及国土安全部也部署了一些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美国国内的高校、企业及一些非营利性组织机构也承担了大量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14，15]。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生物防御科技支撑体系。与此同时，近年来，美国资助开展的一些项目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生物安全风险的担忧。例如，2018 年10 月，俄罗斯国防部指责美国在格鲁吉亚等国开展的生物威胁降低项目对其构成严重生物威胁[16]；来自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在Science 期刊刊文质疑DARPA 资助开展的“昆虫联盟”（Insect Allies）项目具有明显的潜在两用性[17]。目前，我国尚缺乏对美国生物防御科研项目及其潜在生物安全风险的系统分析。系统梳理美国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的部署情况和特点，综合分析一些项目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可为我国生物防御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本书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美国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并分析其一些科研项目可能引发的生物安全风险，为我国生物防御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本书部分相关内容已在《军事医学》《全球科技经济瞭望》期刊发表，可同时参考。书中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