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在理论建构和方法论上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超越合作困境，迈向新阶段——构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体，并揭示出构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体的根本方向就是建设生态文明。书中关于构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体的提法、主张、路径、方向等全面论述在国内学界尚属首次，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和趋势下，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考察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中国发挥历史主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参与、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提出具有感召力、影响力、塑造力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提供了学理基础和实践思路。在理论建构上，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国际关系、全球治理领域的现实意义提供生动例证，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用于国际公共政策领域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0卷，收录1970—1971年的竺可桢日记。关于“文革”时期竺可桢日记的总体情况，请参见《竺可桢全集》第18卷的“第18卷说明”。 毛泽东试图通过中共“九大”部署“斗批改”而尽快从“大乱”走向“大治”。1970和1971两年中，竺可桢在政治安全方面，除了一度因小女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涉险而劳神不安之外，总的说来是比较平静的。 在“斗批改”的进程中，科学界中有“三科”（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和中科院）合并之举措，成立了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和新的院革委会。由大批判开路，一“破”再“破”，却始终是“立”得迷惘。远离了权力核心的竺可桢，仍以“副院长”名义被频繁地“顾问”于院、所两级科研方向任务的调查讨论之中。他此时最为关注的是中科院如何抓住基础理论研究和保存基础学科的研究机构，曾为此多次向有关负责人员和机构提出急切呼吁和具体建议。“九大”之后，最高领导层有恢复全国人大机构的筹划，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如竺可桢、吴有训、贝时璋、童第周等统战对象，是经过多轮整肃之后的幸存者，此时被挖掘出剩余价值，或奉令政治学习，或应召外事迎宾，于国家是显示开明政策的政治装潢，于个人则是一种表明平安无事的政治待遇。 在此期间，先有“批陈整风”，后有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屡经理解和不理解的循环之后，竺可桢在日记中时而流露出对于时政的怀疑，如置百姓穷苦生活于不顾的巨额外援，小学语文课本中抛弃古文精华的“一刀切”，新影片中否定知识分子的极左表演，等等，述及此类亲闻亲历之事，或有曲笔暗讽，或有愤然批评。 这两年日记的内容有许多独具价值的史料：大事如盲目集中全国地学研究力量于地震预报的实施过程，官方主导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某些具体细节；小事如欧美同学会的结束，葛庭燧对礼遇杨振宁之不满和批评，蒋春暄声言创立“新的狭义相对论”等等。 竺可桢喜欢摄影，平生各个历史阶段中积累照片极多。《全集》各卷插页所收照片多是从各个角度经过选择入编的，但至第19卷已骤减，至本卷则只寻到一幅有竺可桢形象的照片，也不失为研究斯世斯人的话题。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4卷，补录竺可桢1940—1973年的文稿凡606篇。 竺可桢在1940—1949年期间主要任职情况如下：1940—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然评议员、天文气象合组主席。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和第三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1940—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40年以后继续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社理事或常务理事。1944年起出任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天文学会监事。1947年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自然科学专门委员会委员。1940—1945年期间，浙江大学相对稳定于遵义、湄潭，竺可桢继续一身二任，奔波在浙大与气象所之间。与这一时期作者日记相对照，可以发现，在日记中对在校活动有较详记述的时期，则由大量信函填补了他指导气象研究所工作方面内容上的空白。1946年，浙江大学和气象研究所分别复员回到杭州和南京。1946年11月至1947年5月，竺可桢相继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和赴英美参观访问。 1949年以后，竺可桢的主要任职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的重要兼职先后有计划局局长，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1950年起当选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1954年起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起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51年起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3年起当选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本丛书与教材同步，定位于全国市县，适合全体学生使用，重在夯实基础内容。本丛书紧扣教学大纲，配合教学进度，提炼知识要点，直击考点，帮助学生巩固课堂知识，开拓思维，深入浅出，梯度训练，方便实用，是学生学好语文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全书包括主书（同步课时训练）、夹册1（知识与方法清单）、夹册41（答案解析）、夹卷（单元卷、专项卷、期末卷）四大部分。通过使用本书，将使学生达到全面、系统地掌握教材教学内容的要求，抓住基础知识点、重难点、易错点，起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作用。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系统介绍射电天文干涉测量与综合孔径技术的原理和方法。上册（第1～8章）：第1章简要介绍射电天文干涉测量的发展历程；第2章介绍干涉测量和综合孔径的基本原理及傅里叶变换原理；第3章分析干涉仪响应和测量方程，讨论互相关函数和互功率谱的关系；第4章介绍坐标系统和一些重要参数，构建了统一的阵列定标框架；第5章介绍综合孔径阵列的天线构型和观测仪器；第6章介绍接收系统响应；第7章介绍模拟接收机设计及其主要参数对系统的影响；第8章介绍数字信号处理和数字相关器。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1卷，收录1972—1974年的竺可桢日记。1974年日记止于2月6日。中国这段时间的政治日志，大致是以“批林整风”为开场，中间开过中共“十大”，而以“批林批孔”之发动为末页。其间周恩来主导的纠左治乱见到成效，批判极左思潮，局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关注科学教育界的基础理论工作，恢复学术刊物的出版，启动开放对外科学交流，等等，竺可桢终于获得了略显宽松的活动空间。1972年，竺可桢倾力修改学术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年底，该文在新复刊的《考古学报》发表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迅速被《人民日报》《中国科学》等多家报刊以不同形式转载，国际学术界也竞相介绍。83岁高龄的竺可桢通过有生之年的最后冲刺，为世界科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赞扬，他一方面感到意外，另一方面也有发自内心的感叹：“自己估价也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的。”继此论文之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较大幅度地修订《物候学》一书。此书于1973年8月出版，成为当时国内的畅销书和稀罕的出口品。作者描述他本人拿到此书时的心情是“亲切如见自己的小孩”。 随着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与美、日等国复交等重大变化的发生，中国在重启国门的初期，最多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是选择在“阶级性”色彩最淡的自然科学领域。因此，担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的竺可桢也就显得格外忙碌。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他是“拼命”上阵的。在同样的名义下，他对科学院的组织体制问题和中国科学事业长期遭受重创的基础研究问题也继续不断发出声音。 这两年多，竺可桢始终在与肺气肿病魔苦斗着，除了连续不断地跑医院就诊取药之外，4次住院治疗的总时间超过了6个月。缺乏人性化管理的供暖制度，繁重持久的科研写作，在寒暑中频繁突袭式奔波的接待礼仪，已成历史惯性的物候观测和对自身病情的测记，以及雷打不动的日记记录和整理，种种的劳心与劳力，无疑都在迅速加重着他的病情。 病情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记的记述状况，有关病情的琐细记述占了相当的篇幅；可能是出于体力不支和记忆力的减退，对一次性事件会以相近而不相同的文字做多次重复记述；住院期间的日记大多是后来追记的，有时会出现时间的错位。为保持日记原貌，编者对日记中内容重复而文字不同者，一般不予改动；对时间的错乱，可以辨读确认者，一般加注说明，只对极个别处做了时序调整。 在1974年2月6日的日记中，竺可桢只记下了中央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的内容。透过字迹，仿佛可以感到老人手的抖动和呼吸的迫促。这一页是他日记的终点，紧接着，翌日凌晨，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此前70年，竺可桢在哈佛大学选择了气象学作为自己攻读的专业；此前47年，他率领一个团队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和控制，开创了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发布本国气象预报的历史纪元。他的临终绝笔，也在倾述着一位气象学家对自己所献身事业的无尽责任与眷恋。

东亚高空急流是东亚大气环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东亚地区的天气和气候具有重要影响。本书在全面回顾有关东亚高空急流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东亚高空急流的季节、年际及年代际等多尺度变化特征及其气候效应，利用观测和再分析资料揭示东亚副热带急流在初夏季节东西方向的突变特征、副热带急流和极锋急流位置和强度的协同变化等新的现象及其与中高纬低频遥相关型和我国气候异常的联系，阐明东亚高空急流多尺度变化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机制。本书是作者及其团队近二十年来在东亚高空急流研究方面积累的**研究成果，增加了对东亚高空急流活动基本特征和变化规律的认识，对深入开展东亚大气环流及短期气候预测研究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8卷，收录1966—1967年的竺可桢日记。自1966年起，中国陷入十年“文革”内乱，竺可桢的最后八年是在这乱世中度过和结束的。“文革”中的竺可桢，幸被最高领导层圈入“保护”对象，成为表示知识分子政策尚存开明的标识性人物，因此没有遭遇到同时代大多数老科学家所无法躲避的屈辱和苦难。但即使如此，在政治乱局中他依然是时时有惊，步步有险。他也始终把自己置于“斗批改”对象的位置，有随时受冲击的心理准备。在汹涛恶浪环绕之中，理性的光辉依然照耀着竺可桢的学术研究。这位80岁上下的老人，数年如一日地“个人奋斗”，继续耕耘在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研究的“自留地”中。 在以“革命”的名义公开“抄家”成为社会时尚的日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日记获罪而遭遇灭顶之灾，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避祸而将日记付之一炬。如何保存日记和如何写日记，必然是竺可桢当时面对的一大难题。在现存的早年日记簿中，可以看到个别图页被撕毁的残迹，对旧时日记中“今是而昨非”之处多有竺可桢的批注手迹，以表达自己的反省。值得庆幸和钦佩的是，他没有毁掉旧时的日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同样令人钦佩的是，他能把日记进行到底！此后的日记在文字风格上已无法与1930年代—1940年代相比，即使与“文革”以前的日记相比，也有相当的差异。日记中不时写下他内心深处的疑惑、不满和愤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这些表述被淹没在记述时事、抄录文献的大量文字中，被淹没在拥护“文革”和颂扬领袖的文字中。他大量引述“最高指示”，引述“正确路线”代表人物的言论和党报党刊的声音，不断地表述自己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变过程。他努力适应社会变化，认真学习，自以为非，表示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就实而论，这既有其诚心诚意的一面，也有其诚惶诚恐的一面。日记中特意用红笔摘抄大段大段的“最高指示”，各年中一再以醒目的方式提及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对他的召见，都应视作他为应对日记万一涉险而求自保的举措。 了解上述时代背景和个人处境，有助于《全集》读者正确解读竺可桢日记的内容。1966年，是“文革”的发动阶段，在中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竺可桢留下了平生“最后一次”到京外出差和出国访问的记录。在1967年重组权力机构之后，他虽然挂着院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但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 本来年事已高，懵然进入“文革”，持续的精神压力，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加速了他老化和病侵的进程。“文革”中的日记，多有来自当时公开报刊、内部参考、大字报、批判会和民间印刷品传播的人事内容，广涉各界各级人物。编者对于那人妖颠倒、是非莫辨的年代中流传的很多“信息”无法进行核实，请求读者格外给予谅解。

本书应用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着重对京津冀区域百年逐日气温序列的构建过程和技术方法进行撰写。书中主要介绍了目前全球百年气温序列的构建概况以及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并以北京、天津、保定为例详细介绍了区域百年均一化逐日气温序列的构建过程及其质量评估。同时，基于新建百年逐日气温序列，评估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在全球增暖和城市化共同影响下极端高温事件的变化特征。本书可为气象、环境、生态、水文等从事资料分析处理、气候和气候变化以及极端气候变化等研究领域的科技、业务工作者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制定科学的对策，为缓解和适应极端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4卷，收录竺可桢1960—1973年的文章、会议致词、工作报告、序跋、提案、审稿意见、信函、题词、诗作，专著《物候学》的初版本和修订本，以及个人收藏的思想自传、入党申请书、履历表、证明材料等，凡171篇。1960年，时处三年困难时期，竺可桢已达70岁高龄，却依然四处奔波，躬行于穷乡僻岭之间。资源考察、沙漠治理、南水北调、自然保护、科学“支农”等，是他1960—1965年所思所行的主题。1962年他72岁时，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文革”时期，竺可桢虽然得以列入特殊保护名单而幸免遭受严重冲击，而事实上也是突然离开了领导岗位。在被迫“赋闲”中，他充分利用原来难得的时间，把心血投入到自己早有兴趣且有多年雄厚积累的两项工作上，一是潜心撰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二是与合作者共同完成对《物候学》的修订。本卷所及年代，政治动荡频仍，在持久的困惑中，竺可桢心中最大的牵挂依然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科学事业的前途。他的思想自传、入党申请书和许多信函，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定一类老知识分子认真“改造”、否定“旧我”的思想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