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影像区域网平差理论与方法》主要介绍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影像区域网平差处理与应用，重点围绕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高精度区域网平差模型、方法和关键技术进行论述。《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影像区域网平差理论与方法》共6 章，综合介绍国内外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的技术发展现状，重点介绍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几何成像模型构建、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影像区域网平差模型构建、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影像匹配和大型区域网构建方法、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影像区域网平差参数解算和粗差探测方法、多源数据辅助光学遥感卫星影像区域网平差方法和典型多源遥感卫星影像区域网平差实验。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0卷，收录1970—1971年的竺可桢日记。关于“文革”时期竺可桢日记的总体情况，请参见《竺可桢全集》第18卷的“第18卷说明”。 毛泽东试图通过中共“九大”部署“斗批改”而尽快从“大乱”走向“大治”。1970和1971两年中，竺可桢在政治安全方面，除了一度因小女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涉险而劳神不安之外，总的说来是比较平静的。 在“斗批改”的进程中，科学界中有“三科”（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和中科院）合并之举措，成立了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和新的院革委会。由大批判开路，一“破”再“破”，却始终是“立”得迷惘。远离了权力核心的竺可桢，仍以“副院长”名义被频繁地“顾问”于院、所两级科研方向任务的调查讨论之中。他此时最为关注的是中科院如何抓住基础理论研究和保存基础学科的研究机构，曾为此多次向有关负责人员和机构提出急切呼吁和具体建议。“九大”之后，最高领导层有恢复全国人大机构的筹划，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如竺可桢、吴有训、贝时璋、童第周等统战对象，是经过多轮整肃之后的幸存者，此时被挖掘出剩余价值，或奉令政治学习，或应召外事迎宾，于国家是显示开明政策的政治装潢，于个人则是一种表明平安无事的政治待遇。 在此期间，先有“批陈整风”，后有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屡经理解和不理解的循环之后，竺可桢在日记中时而流露出对于时政的怀疑，如置百姓穷苦生活于不顾的巨额外援，小学语文课本中抛弃古文精华的“一刀切”，新影片中否定知识分子的极左表演，等等，述及此类亲闻亲历之事，或有曲笔暗讽，或有愤然批评。 这两年日记的内容有许多独具价值的史料：大事如盲目集中全国地学研究力量于地震预报的实施过程，官方主导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某些具体细节；小事如欧美同学会的结束，葛庭燧对礼遇杨振宁之不满和批评，蒋春暄声言创立“新的狭义相对论”等等。 竺可桢喜欢摄影，平生各个历史阶段中积累照片极多。《全集》各卷插页所收照片多是从各个角度经过选择入编的，但至第19卷已骤减，至本卷则只寻到一幅有竺可桢形象的照片，也不失为研究斯世斯人的话题。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4卷，补录竺可桢1940—1973年的文稿凡606篇。 竺可桢在1940—1949年期间主要任职情况如下：1940—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然评议员、天文气象合组主席。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和第三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1940—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40年以后继续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社理事或常务理事。1944年起出任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天文学会监事。1947年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自然科学专门委员会委员。1940—1945年期间，浙江大学相对稳定于遵义、湄潭，竺可桢继续一身二任，奔波在浙大与气象所之间。与这一时期作者日记相对照，可以发现，在日记中对在校活动有较详记述的时期，则由大量信函填补了他指导气象研究所工作方面内容上的空白。1946年，浙江大学和气象研究所分别复员回到杭州和南京。1946年11月至1947年5月，竺可桢相继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和赴英美参观访问。 1949年以后，竺可桢的主要任职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的重要兼职先后有计划局局长，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1950年起当选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1954年起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起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51年起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3年起当选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本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治理与环境政策评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上，融合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推出的一本专著。本书构建了一套大气防控政策效果综合评估方法体系，综合双重差分模型、暴露反应模型、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空间计量模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等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通过该套方法体系从环境改善效果、健康-经济协同效益、空间溢出效应及政策协同效应多维度实现环境税、中央环保督察、清洁取暖、工业企业环境规制、大气防控政策组合等多项政策措施效果的综合评估，探究政策效果的作用机制及当前不足，从而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完善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本书阐述了滇东南红石岩-荒田地区存在加里东早期海底火山喷流沉积型铅锌铜多金属成矿系统与燕山期中酸性岩浆热液型钨多金属成矿系统，揭示了多类型矿床成矿规律和成矿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综合应用矿床成矿模型、矿田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构造-蚀变岩相学填图等找矿技术方法组合，圈定8个重点找矿靶区，在50km2的勘查区内相继发现和评价了红石岩大型铅锌铜银矿床、荒田大型白钨矿-萤石矿床及大锡板中型锑矿床，在滇东南地区多矿种、多类型矿床找矿中取得了新突破。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1卷，收录1972—1974年的竺可桢日记。1974年日记止于2月6日。中国这段时间的政治日志，大致是以“批林整风”为开场，中间开过中共“十大”，而以“批林批孔”之发动为末页。其间周恩来主导的纠左治乱见到成效，批判极左思潮，局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关注科学教育界的基础理论工作，恢复学术刊物的出版，启动开放对外科学交流，等等，竺可桢终于获得了略显宽松的活动空间。1972年，竺可桢倾力修改学术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年底，该文在新复刊的《考古学报》发表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迅速被《人民日报》《中国科学》等多家报刊以不同形式转载，国际学术界也竞相介绍。83岁高龄的竺可桢通过有生之年的最后冲刺，为世界科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赞扬，他一方面感到意外，另一方面也有发自内心的感叹：“自己估价也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的。”继此论文之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较大幅度地修订《物候学》一书。此书于1973年8月出版，成为当时国内的畅销书和稀罕的出口品。作者描述他本人拿到此书时的心情是“亲切如见自己的小孩”。 随着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与美、日等国复交等重大变化的发生，中国在重启国门的初期，最多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是选择在“阶级性”色彩最淡的自然科学领域。因此，担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的竺可桢也就显得格外忙碌。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他是“拼命”上阵的。在同样的名义下，他对科学院的组织体制问题和中国科学事业长期遭受重创的基础研究问题也继续不断发出声音。 这两年多，竺可桢始终在与肺气肿病魔苦斗着，除了连续不断地跑医院就诊取药之外，4次住院治疗的总时间超过了6个月。缺乏人性化管理的供暖制度，繁重持久的科研写作，在寒暑中频繁突袭式奔波的接待礼仪，已成历史惯性的物候观测和对自身病情的测记，以及雷打不动的日记记录和整理，种种的劳心与劳力，无疑都在迅速加重着他的病情。 病情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记的记述状况，有关病情的琐细记述占了相当的篇幅；可能是出于体力不支和记忆力的减退，对一次性事件会以相近而不相同的文字做多次重复记述；住院期间的日记大多是后来追记的，有时会出现时间的错位。为保持日记原貌，编者对日记中内容重复而文字不同者，一般不予改动；对时间的错乱，可以辨读确认者，一般加注说明，只对极个别处做了时序调整。 在1974年2月6日的日记中，竺可桢只记下了中央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的内容。透过字迹，仿佛可以感到老人手的抖动和呼吸的迫促。这一页是他日记的终点，紧接着，翌日凌晨，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此前70年，竺可桢在哈佛大学选择了气象学作为自己攻读的专业；此前47年，他率领一个团队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和控制，开创了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发布本国气象预报的历史纪元。他的临终绝笔，也在倾述着一位气象学家对自己所献身事业的无尽责任与眷恋。

本书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对其十余年“钒与微生物相互作用”研究的系统总结。研究团队依托攀枝花等多个钒冶炼场地，系统开展了钒的时空分布与微生物转化的研究，揭示了矿区地质环境不同介质（大气、土壤、水体、沉积物等）中钒的时空分布规律与赋存形态，绘制了第一张全国钒冶炼场地土壤污染水平图，评估了其污染水平与健康风险，阐明了土著微生物群落响应特征；解析了土著微生物群落转化钒的规律与群落结构演替特征，系统探究了营养元素（碳、氮、磷）、共存物质（电子供体类、电子受体类）与自然电场（阳极区、阴极区）对微生物介导的钒转化的影响规律。研究团队率先开启了矿区钒微生物生态的研究领域，揭示了微生物转化五价钒的过程与机理，有利于增强对钒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全面认识，也有利于生物修复技术在绿色矿山建设中推广应用。

《星载InSAR高精度几何处理》针对星载干涉测量中地形特征复杂区域InSAR高程测量和广域InSAR形变测量面临的技术瓶颈，从误差理论入手，到技术算法研制，提出一套星载InSAR高精度几何处理方法，并在应用上提出InSAR与地质学相结合的斜坡地灾易发性分区方法。具体内容包括：星载InSAR测量原理与数据处理，星载InSAR地形测量与地表形变监测误差分析，复杂地形星载InSAR影像配准、相位滤波与相位解缠，复杂地形多基线多角度融合，广域InSAR地表形变监测方法与流程，全国地表形变一张图研制成果，基于InSAR技术的斜坡地灾易发性分区，全国斜坡地灾易发性分区一张图研制成果等。生产实践结果验证了《星载InSAR高精度几何处理》所提出技术体系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8卷，收录1966—1967年的竺可桢日记。自1966年起，中国陷入十年“文革”内乱，竺可桢的最后八年是在这乱世中度过和结束的。“文革”中的竺可桢，幸被最高领导层圈入“保护”对象，成为表示知识分子政策尚存开明的标识性人物，因此没有遭遇到同时代大多数老科学家所无法躲避的屈辱和苦难。但即使如此，在政治乱局中他依然是时时有惊，步步有险。他也始终把自己置于“斗批改”对象的位置，有随时受冲击的心理准备。在汹涛恶浪环绕之中，理性的光辉依然照耀着竺可桢的学术研究。这位80岁上下的老人，数年如一日地“个人奋斗”，继续耕耘在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研究的“自留地”中。 在以“革命”的名义公开“抄家”成为社会时尚的日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日记获罪而遭遇灭顶之灾，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避祸而将日记付之一炬。如何保存日记和如何写日记，必然是竺可桢当时面对的一大难题。在现存的早年日记簿中，可以看到个别图页被撕毁的残迹，对旧时日记中“今是而昨非”之处多有竺可桢的批注手迹，以表达自己的反省。值得庆幸和钦佩的是，他没有毁掉旧时的日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同样令人钦佩的是，他能把日记进行到底！此后的日记在文字风格上已无法与1930年代—1940年代相比，即使与“文革”以前的日记相比，也有相当的差异。日记中不时写下他内心深处的疑惑、不满和愤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这些表述被淹没在记述时事、抄录文献的大量文字中，被淹没在拥护“文革”和颂扬领袖的文字中。他大量引述“最高指示”，引述“正确路线”代表人物的言论和党报党刊的声音，不断地表述自己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变过程。他努力适应社会变化，认真学习，自以为非，表示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就实而论，这既有其诚心诚意的一面，也有其诚惶诚恐的一面。日记中特意用红笔摘抄大段大段的“最高指示”，各年中一再以醒目的方式提及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对他的召见，都应视作他为应对日记万一涉险而求自保的举措。 了解上述时代背景和个人处境，有助于《全集》读者正确解读竺可桢日记的内容。1966年，是“文革”的发动阶段，在中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竺可桢留下了平生“最后一次”到京外出差和出国访问的记录。在1967年重组权力机构之后，他虽然挂着院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但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 本来年事已高，懵然进入“文革”，持续的精神压力，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加速了他老化和病侵的进程。“文革”中的日记，多有来自当时公开报刊、内部参考、大字报、批判会和民间印刷品传播的人事内容，广涉各界各级人物。编者对于那人妖颠倒、是非莫辨的年代中流传的很多“信息”无法进行核实，请求读者格外给予谅解。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4卷，收录竺可桢1960—1973年的文章、会议致词、工作报告、序跋、提案、审稿意见、信函、题词、诗作，专著《物候学》的初版本和修订本，以及个人收藏的思想自传、入党申请书、履历表、证明材料等，凡171篇。1960年，时处三年困难时期，竺可桢已达70岁高龄，却依然四处奔波，躬行于穷乡僻岭之间。资源考察、沙漠治理、南水北调、自然保护、科学“支农”等，是他1960—1965年所思所行的主题。1962年他72岁时，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文革”时期，竺可桢虽然得以列入特殊保护名单而幸免遭受严重冲击，而事实上也是突然离开了领导岗位。在被迫“赋闲”中，他充分利用原来难得的时间，把心血投入到自己早有兴趣且有多年雄厚积累的两项工作上，一是潜心撰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二是与合作者共同完成对《物候学》的修订。本卷所及年代，政治动荡频仍，在持久的困惑中，竺可桢心中最大的牵挂依然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科学事业的前途。他的思想自传、入党申请书和许多信函，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定一类老知识分子认真“改造”、否定“旧我”的思想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