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同意，要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实行政企分开，让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改革以来，为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了不少形式的探索。承包是按照农村改革的思想，照搬到工商企业中来的。在1986年以前，一些地区、一些企业就开始试行承包制，1986年以后在全国全面推开。承包制对于搞活企业，稳定财政收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不能以为一包就万事大吉了。我认为，承包制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企业固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问题。虽然，现在有些地方也实行承包期结束时的审计制度，但我国对固定资产缺乏科学的评价办法，对于资产的损耗，特别是无形磨损，难以准确估价。二是企业没有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的积极性。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是一个需要耗时耗钱耗力的事情。这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是生死攸关的，但承包期较短，经营者对长期发展问题不热心。三是承包制实际上是负盈不负亏，因此企业倾向于多分少留，吃光用光。四是在不同企业还存在苦乐不均的问题。承包基数的确定，主要是靠一对一的谈判，往往没有一套比较规范的标准。这样企业往往将精力放在争基数上，而不是首先放在努力改善生产经营上。基数定得低一些，企业就得利，否则企业就吃亏。企业职工的收入与承包基数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少同志担心承包制不用实行多少年，我们的一些企业就会被掏空了。企业在承包制下的短期行为，从根本上讲还是没有处理好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我不同意有些同志说承包制是一大发明创造。其实承包制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就已经有了。《红楼梦》的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中，贾探春就是用承包的办法来打破荣国府里的“大锅饭”的。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一定就能在现代大工业中施行。在农村有效的办法，就不能简单地搬到城里来。今后对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管理制度仍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企业能够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是理顺物价。物价严重扭曲，市场就高低不平，就不能有正确的经济核算，也难于公平竞争，这就必然负盈不负亏，不能实现优胜劣汰。而没有竞争压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就难于同计划外的地方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竞争，更不能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是靠低工资来维持企业生存的。理顺价格、平整市场，使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是目前深化改革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在我看来，东欧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作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当这些国家的领导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时，却发现群众对依靠现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愿给予起码的支持，因而追悔莫及。认清了这一点，才能把握亡羊补牢的时机。我们必须认准形势，当机立断。我所谓的当机立断，是指抓紧目前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需求与供给比较接近的时机，推出以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为目的的综合改革。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在加强财政、银行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用放开价格的办法来理顺价格，让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而不能再用“大锅饭”、“铁饭碗”的老办法，由国家“统”起来和“包”起来。现在看来，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不如此就不能理顺整个经济关系和取得改革的胜利。改革前5年是逐步向放开价格的方向前进的。消费品由于农业、轻工业迅速发展，出现买方市场，价格放开后仍保持稳定。同时，由于压缩建设规模，生产资料供应缓和，议价趋向回落，与统配价格逐渐靠近。可惜1985年以后在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下，不仅双轨差价扩大，还不得不对已放开的价格严加管制，使逐渐趋向合理的价格又发生严重扭曲。在此情况下企业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要求都无法实现。现在许多长线产品价高利大，短线产品价低利小，不能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相反进行了反向调节。这些年来价高利大的产品的生产和建设，从“老3件”到“新3件”，乙烯、乳胶制品不断刮风，而煤、电、油、交通运输等卡脖子部门却因无利可图，无人愿干。这样“长线”日长，“短线”日短，结构日益扭曲，效益难于提高。与此同时，“官倒”、奸商猖獗，利用差价大发横财。权、钱交易，腐败深入干部队伍的肌体。现在情况虽已有所好转，但尽管市场疲软，产业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迹象。而且只要扭曲的价格体系不改变，新的“长线”仍将不断涌现，资源浪费严重，效益低下的状况也不可能有明显的改变。过去不敢大胆调、放价格，主要顾虑在总需求膨胀的条件下，放开价格会引发严重的物价上涨。目前，这方面的条件有很大改变，市场疲软为理顺物价铺平了道路。因此，我建议抓紧这个有利时机，价格政策从管制转向调整，短线产品适当提价，疲软商品鼓励降价推销。此后再进一步转向让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全面放开，力争在“八五”前期基本上理顺价格。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以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我国在农村中自然经济还占优势，在城市中除上海等大城市外，社会化大生产也没有充分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不保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和残余。比如在城市中还要发展大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经营形式，除利用农民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外，还必须利用农民个体劳动的优越性。只要广泛地存在手工劳动，集体劳动和个体劳动就各有各的优越性，必须互相结合，才能发挥劳动的最大经济效果。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山区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只会浪费劳动力，降低劳动的经济效果。在城市允许存在个体经济，在农村中可以存在小手工业、小商贩、各种副业生产等个体经济。全民所有制工商业也是千差万别，决不能采取一种经营形式，不应当独家包办，全收全支，统购统销。苏联在斯大林管理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求过急，经济建设规模过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很紧张，因此不得不由中央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只有计划调节，不可能进行市场调节。我国在50年代学习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且从1958年开始，也是生产指标过高，经济建设规模过大，因此同样产生了“绷得很紧，管得很死”的现象。这种状况，到1978年止没有改变。三中全会提出调整国民经济，把1979年的工业生产指标降到8％，1980年又降到6％。国家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拨款1979年减少20％，1980年又减少30％。经过调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有些松动，这就为管理体制的改革（消费品多渠道经营和生产资料进入商品市场）创造条件。生活资料的供应也开始采取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这种改革现在还刚刚开始，但已经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我们的“初步意见”，就是根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作用的方针制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能没有国家计划，不能不受国家计划的指导。根据30年的经验，国家计划首先必须安排好经济建设的规模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也就是说要正确规定积累和？肖费的比例，使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不超过国民收入总额。30年来我们有许多年生产指标过高，经济建设规模过大，不但使人民生活无法改善，而且降低了生产和建设的经济效果。最近两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就是从这方面开始。在这方面，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计划，决不应当放松管理。这方面管好了，保持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外汇收支的平衡，国民经济就不会出大乱子，其它方面的管理就可以放松一点。逐步减少指令性的计划，代之以指导性的计划。指导性的计划不强制企业严格遵守，而可以按照企业自身能力和市场需要灵活调节。如果企业的经济活动远离国家计划，国家应尽可能采取价格、税率、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调节，不要动不动就采取行政命令来解决。从单纯计划调节过渡到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目的也是为着扩大地方、特别是企业的自主权，提高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从去年起，我们开始进行财政分级管理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目前，主要还只限于财政收入和企业盈利的分成方面，此后要向生产计划权、产品管理权、人事管理权、物价调整权等方面逐渐扩大。特别是目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成为市场调节的重大障碍。所以为着继续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进行计划管理、物资管理（包括城乡、内外贸易）、劳动管理、物价管理等体制的改革。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把银行当作财政的出纳机构，没有充分利用银行的作用，也必须进行改革，使银行成为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市场调节的一个重要杠杆。价格的改革需要同税制的改革配合起来进行，使各行业、各产品能够大体上得到同等的利润，需要高价出售或低价出售的产品，以及由于客观条件不同而盈利多少不同的企业，用不同的税率来进行调节。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时候，必须建立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使劳动人民真正能够当家做主。企业的领导人真正成为社会的公仆，不致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主人。现行的企业上交利润制度，使企业也不得不分级管理，成为中央各部或各级地方政府的附属物。这种制度，不利于跨行业、跨地区的专业化协作，容易发生行业之间的分割和地区之间的封锁，不利于保护竞争，推动联合。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把上交利润改为上交税款，除原来的工商税外，按利润上交所得税，此外还加征资源税、差额税等，并创办各种地方税。各种税款有的上交给中央，有的中央和地方分成，有的上交给地方。这样各级政府对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就可以不进行过多的干预，各级政府也容易划分收支，真正建立两级或者三级财政管理制度。各企业在向各级政府上交各种税款以后，可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是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经过试点逐步推广。明年希望每个有条件的省指定一个县（或市）进行试点，各大中城市指定几个企业进行试点。……

本书是为适应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编写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职能、方法和技术，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科技及新产品开发管理等。本书广泛吸取了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成果的精华，可作为大中专院校企业管理专业、经济管理专业及其他有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一般企业管理人员使用。

本书内容包括：竞争哪儿错了：竞争的狭隘性、经营的理性思辨：超越竞争、开拓生存空间：超越竞争的战略基准、越越竞争：企业创新战略等。

本书目录简介：一、效能调整篇，二、组织架构篇，三、人力资源篇，四、激励士气篇等。

企业融资属于企业金融学的研究范畴。在我国计划经济模式下，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企业资金基本上实行供给制，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和很少一部分银行低息贷款，企业无融资自主权，加之金融市场封闭，资金来源渠道狭窄，使企业丧失了自主选择融资方式的可能性和外部环境。因此，在当时企业的中心任务只是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企业融资问题没有研究的必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动态多变的市场环境之中，其一切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则来进行，这就意味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再依靠“慈父”感情上的关怀和政策上的保护，而主要在市场竞争中成长和壮大。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资金约束型经济，企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能否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融资成为企业考虑的头等大事。而资金供给制度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培育，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为企业自主融资创造了条件，也使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具有了现实的意义。我国目前的现实是，企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但同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相比还有一段距离，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企业融资既具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相比还有一段距离，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企业融资既具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行为的一般特征，又有现实环境所造就的特殊行为特征。近几年来，我国对微观资金筹措与利用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国内这方面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逐渐增多，而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大多是就其中一个问题而论，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特别是缺乏对企业融资行为与行为动机的分析与研究。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本书认为当前最需要研的应该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企业融资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寻找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解决的措施。因此，本书把研究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特别是资金供给体制的变迁、市场机制的引入对企业融资活动的影响上，而不是对具体操作方示的探讨。本书试图通过对国有企业融资行为特征的分析，揭示其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原因，为企业制度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本书最后指出企业融资行为低效化和非规范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约束软化，只有深化企业制度和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环境，在硬化企业外部约束的基础上，通过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使企业融资行为逐步走向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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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分为五个主要部分，共13章。第一部分为全书背景情况介绍。第一章阐述了社会对本书的需要以及作者选择所论管理思想及人物的理由，并向那些因篇幅所限未能提及的人们致歉。第二章解释“触发器”的重要性。早在弗雷德里克·泰勒之前，欧洲的工业家们便已发现专业化带来的好处。正是劳动的分工促成了工厂的诞生，从而产生了最早的管理。第三章探讨效率问题。效率是早期科学管理研究者们讨论的焦点。第二部分讨论管理艺术和管理科学。第三章开篇即为读者介绍早期管理从应用科学之需转向实践研究的演变过程。科学在工业部门中的应用是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和职业的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对管理合法地位的追求可追溯到近代。其时，管理业已成长壮大，足以提倡以革新和非传统的分析方法来取代传统科学。第四章探讨历史上管理工作中最具科学性的一面：“管理活动的核心”——决策。它未对利用科学提出异议，回顾了决策理论的发展变化，着重介绍管理者们如何在现实中作决策，而不赘笔谈论他们应该如何选择。换言之，作者所做的是描述性而不是规定性阐述。第六章有别于前面几章中的那种历史性的描述，采用了另一种模式。这出于两个理由。首先，既然管理者在实践中如何实施管理对于管理思想的若干领域都有影响，那么描述性分析的讨论就需要延伸至一般的管理行为。其次，除了法约尔的分析外，有关管理的描述性分析没有其他领域那么悠久的历史。有鉴于此，本章理应以现代而非历史为重点。第三部分分析管理的目的和目标。第七章关于制定目标及任务管理的讨论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人们在实施有效的管理之前，必须对自己的目的和目标有清楚的认识。第八章与第六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现代管理的讨论多于对历史的描述。管理的最终职责在古典管理思想中已有论述，本章着重讨论现代管理。第四部分探讨人的因素在管理思想中的演变。在第九章中，作者回顾了管理中有关人的因素的各种观点，从泰勒的“公牛比拟”到梅奥的“精神健康论”，以及其他一些为人际关系学者所接受的观点。强化条件作用论者及行为修正者们目前所采纳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机械主义观点也得到了充分讨论。第十章探索了“领导权”这一复杂问题。与许多人的看法恰好相反，管理史中实际存在着比较精辟的有关领导权的理论。最后，第五部分谈协调与变革。第十一章讨论了有关协调的最重要的两大因素：权力与影响。作者在讨论韦伯、福莱特以及厄威克等人的管理思想时再现了丰富的历史。通过对巴纳德的权力接受论和广泛应用于当代组织设计与发展中的现代概念的讨论，权力这一概念的演变和发展得到了详尽的叙述。第十二章向读者展现了一幅管理与组织思想如何演变和发展的总体画卷，从早期古典管理思想的绝对化倾向、人际关系的观点到相对的、由情势决定的抑或权变的现代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第十三章对全书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那些典型的事例为各行各业的经理及管理学科的师生提供了许多应该牢记的教训及其在工作中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一，只有当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时，协调与合作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第二，尊重人是组织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历史的经验提醒我们，虽然效率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在缺乏有意识管理行为的情况下，以命令、组织结构，以及规则的形式去要求效率，往往会削弱一个组织的应变能力。第四，成功的管理要求管理者对其目标有清楚的认识。那种把未来交付给命运的组织是不可能兴盛，甚至不可能生存下来的。第五，由于人类“不具有无所不知的智慧”，他们只能用自己不够完善的知识来作决策。第六，历史告诉我们，管理担负着 定的社会责任；管理者们应是负责性行为的典范。第七，管理是一门科学，同时又是一门艺术。管理者们应灵活利用这二者的优势来解决管理问题。第八，生产专业化给个人及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使劳动者个人的工作变得单调乏味。第九，管理技巧固然很重要，但其运用却是一种依赖于政治技巧的艺术。最后，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任何管理原则与概念都应该切合实际。管理者们应该熟悉和了解管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管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使我们懂得早期研究者们的告诫，这是开始学习管理最有效的方式。

中国的民营企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令 人忧虑，令人深思。史玉柱凭四千元起家，只手创立了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巨人集团，跻身中国十大富豪榜，却在1997年初的“巨人风波”中轰然倒下，留下一笔数不清的债务。他暴富暴跌的原因，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巨人集团兴衰报告》作者历时两年，根据对有关人士的调查采访和大量的文献就本书，《巨人集团兴衰报告》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内幕：史玉柱发家的秘密、骤然降临的婚变、与珠海领导的友谊、巅峰状态走错了关键一步、内部开始涣散的起因、“讨债风波”中出走后为何重返珠海……《巨人集团兴衰报告》注重学理分析，对中国诸多民营企业体制和经营手段进行解剖，对“泡沫经济”高峰时期的某些经济学家的一些观点作出了毫不含糊的批评。中国所有的创业者们都可以从“史玉柱现象”中得到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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