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以隽永，流畅的文字，叙述自己生平所经历的欧洲重大历史事件。他以诗人的感情，小说家的技巧来再现历史，熔哲理于抒情，使历史事件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他描写了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披露了在那时期，他所交往的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正因为此，《昨日的世界》不是自传，胜似自传，不是回忆录，胜似回忆录，它在广大读者中永远具有魅力。

据赫茨费尔德编《梅尼克全集》一书的原文译出。本书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统治12年的历史作了研究。

本书为全书八册本的第三册，即“近午时期”第二卷。本卷详细介绍了公元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内的清真寺教育、学术研究、学术兴起、学术旅行、学术记录、学术编纂，以及图书馆之繁荣、书店和纸店之林立……等丰富多采的学术文化活动。著者特别记述了中国造纸术西传后对阿拉伯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 后半部详细地、分门别类地阐述了各学科——圣训学、古兰经注学、伊斯兰教法四大派；以及阿拉伯语言、语法、文学、历史各学科的发展和各学科重要学者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本书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本书中着力探讨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兰西文化的特点及其魅力所在。在实行对外开放、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今天，作者的这一探讨，无疑将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特色，尤其是法兰西文化的特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非洲通史》第四卷论述从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的非洲历史。这一时期是非洲大陆史的关键性阶段。在此阶段，非洲发展了自已的文化，文字记载也更普及。标志这一时期主要特点的论题有：伊斯兰的胜利，商业关系的扩大，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诸王国和帝国的发展。本卷首先论述阿尔莫哈德王朝。依次分章论述西部非洲各种文明：马里、桑海、尼日尔河湾、沃尔特盆地、乍得、豪萨、从卡萨芒斯河到近代喀麦隆沿海地区的各族人民。从第15章开始论述东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首先是埃及，然后是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各国，也包括关于斯瓦希里文明发展的材料。论述中部非洲的各章则包括沿海与大湖区之间的地区、内湖地区、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流域。其余各章论述赤道非洲和安哥拉南部非洲、马达加斯加和毗邻岛屿。本卷各章均附有图片、地图和插图。正文有注释。书后附有关这时期的详细书目。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印卡王室述评》是印卡人对自己帝国历代国王生平事迹和自己国家一切事物的叙述和评论。这部著作的素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作者母系亲属印卡王公对古国的回忆，二是作者自己从小在祖国耳闻目睹的情况，三是引录在他之前为秘鲁修史的西班牙著述者的记述。作者把三者有机地组织起来，全面记述了印卡帝国的历史和印卡社会的各方面情况，同时对于涉及的内容和西班牙作家著述的是非真伪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从而构成一部完整的“述评”。本书是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全书共包括九卷，下分二百六十二章。从纵向上看，它记述了印卡帝国历史发展有脉络，从第一代印卡王曼科·卡帕克的起源开始，中间记述十二代国王的更迭，一直讲到被西班牙人征服为止。从横向上看，它记述了古代秘鲁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其中包括土地制度、劳动制度、行政制度、法律法规、偶像崇拜和宗教信仰、祭礼仪典、风俗习惯、神话传说、教育和语言、艺术表现形式和各种物产。本书对于印卡文化发展史中的各个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而且在记述过程中务求详细具体，力求真实可信。

与“以和为贵”的精神一样，“武士道”精神对于探究日本的价值与伦理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在《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中说：“这是因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而武士道所倡导的伦理道德的核心，恰如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指明的那样，“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武士道》一书是作者于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时，有感于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甚少，为了向国外介绍而用英文写成的。由于作者本人是一个在幼年时亲自接受过武士道传统教育的日本人，因此，正如作者所说，他在介绍时，与别的外国的日本研究者至多只不过是个“辩护律师”不同，“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的确，我们在读到他所系统介绍的武士道的种种方。面时，颇有入木三分之感。同时，由于作者是为了向国外作介绍而写的，行文中大量引用了西方的历史和文学典故进行比较，所以就更便于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正因为如此，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据作者自序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自己亲自读了此书，还以此书分赠其友人。光是本书的日本版从1900年到1905年的6年之间就重版了10次，本书还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的日本研究书目中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在我国的日本研究正深入到探讨日本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对当代日本的影响之时，相信把这本颇享盛名的著作译为中文以飨读者，或许不无意义。自然，由于本书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出来的，其中有些观点不免有过时之感，同时，由于作者本人的立场所限，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这是希望读者们注意的。中译本是根据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文库中，由矢内原忠雄所译的日译本1972年第14版转泽的，在翻译时并参考了东京丁未出版社1905年出版的笫10版增订版的英文原著。日译者知内原忠雄是新渡户稻造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曾任东京大学校长。日译本略去的作者为便于外国读者理解而就一些日本风俗习惯所作的脚注，中译本都恢复了，又添加了一些我们认为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的译注。凡中译者所加注释，均加“——译者。字样；作者原注加“——作者”字样，未加标注的均为日译者的注释。对日译本原来按日本假名顺序所作人名索引，都改按汉语...[更多内容]

但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基于自身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在美国不断施加压力和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埃斯登索罗在第一次执政（1952—1956）的后期政策就开始右转。西莱斯·苏亚索（S．Zuazo）执政（1956—1960）时期，内外政策进一步右转，并接受美国的经济特派员乔治·杰克逊·埃德来帮助治理经济。萨瓦莱塔指出：“乔治·杰克逊拥有充分的权力，他写的回忆录大概是对玻利维亚主权最具侮辱性的文件。他在所有场合都像是一个殖民特派员，不过，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不只是因为情势所迫，而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堕落，所担心的不是帝国主义渗透，而是工人对经济的‘破坏’。埃德强行推行一项货币稳定计划，它意味着发展以矿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成为不可能，并使国营企业纯粹变成新资产阶级的积累中心”①。因此，尽管继西莱斯之后，埃斯登索罗又于1960年再度执政，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政策方针已于50年代后期完全转向。 50年代初期，拉美国家人民群众的反帝反独裁斗争开始出现以有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形式。首先在哥伦比亚，戈麦斯政府的独裁统治激起了农民的武装反抗。1951—1953年间，农民“由单纯的抵制转入了武装斗争，由初期的自卫形式转入了进行游击战的军事组织”①。在国内12个地区有3．5万—4万人拿起了武器。在古巴，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Ruz）带领约160名青年攻打了蒙卡达和巴亚摩两座兵营，揭开了古巴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进行武装反抗的序幕。巴蒂斯塔政府残酷杀害了参加这次行动的数十名青年，并掀起了一次全国规模的镇压浪潮。然而，蒙卡达的枪声，革命志士的鲜血，卡斯特罗同年10月在法庭上发表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辩护词，成了动员广大民众的革命宣传，并导致了1956年“七·二六运动”的诞生。“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从古巴革命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胜利”，“是革命的第一个浪涛”②。 5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的政治斗争更趋激化，并根据各个国家形势发展与力量对比的不同特点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继危地马拉的反革命复辟之后，巴西和阿根廷的民众主义政府也相继被推翻。巴西瓦加斯总统于1954年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右翼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被迫自杀。瓦加斯在遗书中写道：“在经过国际经济与金融集团多年的统治和掠夺之后，我成了一场不可遏止的革命的领袖。我开始了一项解放事业并建立了一个社会自由政府。我是被迫辞职的”⑧。阿根廷的庇隆政府于1955年被右翼军人政变推翻，庇隆主义运动遭到镇压，庇隆本人开始了长达18年的政治流亡生活。在巴拉圭，斯特罗斯纳（A．Stroessner）将军于1954年5月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费德里科·查维斯（F．Chaves）政府，建立了战后拉美国家中延续时间堆长（35年）的个人独裁政权。在海地，杜瓦利埃（F．Duvalier）于1957年上台，开始了杜瓦利埃家族对这个加勒比岛国进行残暴统治的漫长岁月。与此同时，在秘鲁，奥德里亚独裁政府日益不得人心。这个政府“进行了8年的残酷镇压：人民党的工会领袖们被暗杀，学生们被监禁，成千上万的战士流亡国外。秘鲁人民党在享有3年合法地位之后重又回到过去经历了15年的‘墓穴’生活”①。1955年底，基督教民主党人在阿雷基帕领导了一次反独裁起义。1956年大选中，由普拉多（M．Prado）领导的全国联合阵线在人民党支持下获胜，结束了奥德里亚的独裁统治。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亚军政府于1957年被迫下台，自由党和保守党达成两党协议，实行轮流当政，共同组阁的新体制，使国内出现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委内瑞拉的希门尼斯独裁政权也于1958年被推翻。在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群众反独裁斗争高涨的形势下，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斗争在50年代后半期迅速发展，并夺取了全国性的胜利，成为拉丁美洲当代历史上最引入注目的重大政治事件。1956年12月2日，卡斯特罗带领一批革命者从墨西哥乘“格拉玛”号游艇返回古巴，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武装斗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957年3月13日，在首都哈瓦那发生了革命青年攻打总统府和占领“时钟电台”的行动；9月5日，西恩富戈斯海军哗变，接着，弗兰克·派斯（Frank Pais）在奥连特省北部开辟武装斗争的第二条战线。“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协调行动，城市工人、学生的斗争与农村武装斗争相配合，使巴蒂斯塔政府陷入困境。1958年，切·格瓦拉（E．Che Guevat&）和西恩富戈斯（C．Cienfuegos）分别率游击队走出山区，穿过卡马圭，抵达拉斯维利亚斯，形成东西两面作战的形势。1959年1月1日，独裁者巴蒂斯塔见大势已去，仓皇出逃。古巴人民终于在当代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控制下的拉丁美洲，推翻了亲美独裁政权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实现了无数革命先驱曾经长期浴血奋战、争取祖国解放的宿愿，揭开了古巴历史的新篇章。 1960—1979年。60年代和70年代是战后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年代。进入6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发展的积极变化。亚洲、非洲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使帝国主义的旧殖民体系陷于崩溃，由当代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开始崛起于国际政治舞台，大大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美国的反共“冷战”政策遭到失败，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西欧、日本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苏联的军事实力迅速膨胀，逐步形成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格局。60年代中期起，美国又逐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这些因素都使得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力与影响力相对削弱。此外，由于50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重点放在西欧和日本，拉美国家遭到冷落，当权的资产阶级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有所增长。因此，60年代初期，美国肯尼迪政府开始调整对拉美的政策，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力图通过增加经济援助和鼓励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缓和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矛盾，并遏制古巴革命的影响。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政治进程的基本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古巴革命继续向深入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各国人民群众争取政治经济权益的斗争蓬勃发展，城、乡游击队运动席卷了本地区大多数国家，尼加拉瓜革命取得了胜利。三是拉美当权的资产阶级，包括许多国家的军政府在内，一方面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更多地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谋求加快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国家的自主程度，另一方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人民斗争残酷镇压，导致国内政治斗争空前激化。四是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独立运动不断发展，自1962年牙买加脱离英国取得政治独立到现在，已先后有13个原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获得独立，使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由原来的20个增加到3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