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次给予拉施特（生于公元1247年左右，死于1318年7月17日）的《史集》以完全应有的重视时起，已经过了有一百多年，拉施特《史集》是中世纪史籍中最重要的古文献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仅在伊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全世界的书籍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著作。拉施特《史集》是篇幅浩繁的历史百科全书，中世纪时无论在亚洲区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有过这样的书，汇编有关全世界历史的知识这个思想本身对当时来说就是完全崭新的。

本书以“势力均衡”为主题，评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七十年中欧洲英、法、德、奥、意、俄等国武装冲突，特别是运用外交计谋争雄称霸的情况。

根据美国哈考特·布雷斯·乔凡诺维奇公司1981年第五版译出。

我早巳了然，大凡有名望的史学家，在他著述正文前，都用种种大道理和极工巧的辞藻作一篇序文或引言，阐明著述的主旨，以便细心的读者阅读时能领会到其中的意味。可我不是文人，也就不敢写这样的序文或引言。因为要颂扬我们在骁勇的统帅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率领下征服新西班牙各地区时所经历的英勇战斗和立下的战功，而且要充分表现它的伟大，必须有很高的文才，而我却没有这种才能。不过，作为目击者，我可以仰仗天主的帮助，把我目睹的一切以及经历的各次战斗照直写来，而且对任何一方都毫不偏祖。我现在已经是个年过八十四的老人，且已耳聋眼瞎，也没有财富可留给子孙后代，但幸运的是，我留下了这部真实的、重要的历史。现在我不再赘言，就来讲讲我是何方人氏，原籍何处，何年离开卡斯蒂利亚，追随哪些长官征战，眼下又在何处定居。<

世界上有的人是永垂不朽的，这里并非指那些以其功绩、事业或著作永留青史之士，而仅指那些长期以来，以其崇高品格不自觉保持其魅力的人。这后一种人的优秀代表便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教士。五百年来，很多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情况下，以截然相反的目的在两个基本方面对拉斯·卡萨斯进行研究，一些人重其人品.方面，另一些人则重其历史方面。第一种人，常把研究兴趣和对拉斯·卡萨斯的激情混同起来，使其形象简单化，甚至歪曲他的形象，使之成为他们阐述自己观点的工具。他们不能真正了解拉斯·卡萨斯人品的复杂性以及他为后人留下的财富。第二种人则被其著作所吸引，因为这些著作为研究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神学和政治学做出了光辉贡献。、在为拉斯·卡萨斯的《论文集》一书所写的前言中，研究拉斯·卡萨斯卓有成绩的历史学家刘易斯·哈姆克谈到他之所以对这位教士崇敬是因为“他对非西班牙人和非基督徒所持的态度。他不认为在西班牙征服新大陆中所发现的印第安人是牲畜、不承认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推导出的关于印第安人是天然奴隶的理论，更否认他们的智力有如儿童般低下，要永远象对待儿童那样对待印第安人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相反，拉斯·卡萨斯认为，那些引起新大陆发现者注意的外乡人的文明不仅值得世人研究，而且值得世人敬佩。

本书论述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它在稍广的意义上涉及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商人和制造业主创建了这一新世界。十六世纪后，中产或资产阶级又对社会加以现代化革命，他们扭转了人们对军事或宗教的关切，把经济活动变成了社会的中心任务。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它同建立在成本核算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挂钩，依靠资本的持续积累来扩大再投资。然而，这种独特的新式运转模式牵涉着一套独特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characterstructure］。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他按照主观意愿“造就”自我。在品格构造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delayedgratification〕，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而分解这一结合体及其内在意义，正是贯穿本书的主题线索。

本书著者雷纳·格鲁塞曾任巴黎塞尼希博物馆馆长，他所写的有关蒙古史著作，据我所知有四种。1929年出版了《远东史》，该书分五篇：中国两篇，印度一篇，蒙古一篇，印度支那半岛一篇。其中蒙古的一篇，已经由冯承钧译成中文，题名《蒙古史略》（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1934年7月初版）。1938年出版了《草原帝国》。我现在译的《蒙古帝国史》，系E．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初版于1941年。在1944年又出版了《世界征服者》一书。本书在他所著的蒙古史里面，是成书比较晚的，如果取他以前的两种有关著作比较，可以发现不少地方，著者纠正了他过去的错误或遗漏。　本书的目的，有如著者自己在“引言”里面所说的，旨在将主要的几种蒙古史源（中国的、波斯的和蒙古的）互相比较和对证。看了这本书，觉得著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寻究工作贡献较大，很有参考的价值。在叙事方面，蒙古史素称难读，他也费了一番斟酌，使阅读起来比较容易，对于日期和地点也做了查考。至于本书文笔的简洁，叙事的生动，有如苏联学者雅库博夫斯基评此书所说：“有它在文学上的成就。”　格鲁塞此书，上溯蒙古民族的起源，说明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帝国的成立，至忽必烈征服中国，拔都和旭烈兀等征服罗斯和波斯之后，他认为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的叙事也就到此为止。在最后一章（第五章），著者讨论蒙古人征服的结果，著者就事论事，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纵使有如著者所说，元代的事应归中国史家，波斯的事应归波斯史家来探讨（见第四章第八节末），但就蒙古本身历史而言，向外征略的结果，本来可能因统一而达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反而停滞不前，著者竟未加究问。　格鲁塞此书，取材于《元朝秘史》的最多。《秘史》记事比较翔实，描写各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札木合的狡狯，塔阳的柔弱，成吉思汗的善于投机等等，栩栩如生，足使读者增加兴趣。然而《秘史》究竟系史诗的体裁，史诗所歌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格鲁塞此书的叙事也深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当时蒙古社会的阶级矛盾，他没有分析。他所分析的不过是蒙古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种族矛盾。他虽然看到蒙古当时有成立一个统一国家的要求，甚至象阿勒坛、撒察别乞、答里台之流，比成吉思汗更有资格继承汗位的，都愿意终止氏族间的分裂而推选成吉思汗为蒙古人之长。但他看不到这个时代的蒙古贵族，“为巩固他们在游牧社会中统治地位，不能满足于旧的氏族部落组织的形式，而要求有国家形式的强大的暴力机关”，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总之，著者是资产阶级学者，对他书中的观点，我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　《世界史》主编卡韦涅在书后所作的补充，即附篇《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将成吉思汗在波斯、在罗斯、在突厥斯坦、在阿富汗和在中国的后裔，从世界史的角度提纲挈领地叙述其大概，对读者检阅极为方便，故将它译出。书末，格鲁塞有篇幅很长的“注释和参考”，对此译者初感觉它是寻章摘句，无关宏旨，曾考虑应否全译，后来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志们的意见，也将它全部译出。因为这里面固然很多是对音问题、字义问题，但可供参考之处不少。而且格鲁塞此书引用的史料很多，所引史料多在书后“注释和参考”里面提到，所以它可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我在这里应该声明，格鲁塞引用各书，有许多地方虽然用引号而实际上往往不是原来词句。有时因为著者有意用浅显文字来表达原来的意义，有时因为辗转迻译，文字有出入。因此他所引用的如系中文书籍，我一一将它和原文对照，有时我径用中文原文，有时徇从著者的意思，易古奥为浅显。至于著者引用中文书籍有发生误解之处，我于照译之后，另外以译者按语指出。　译名问题，大约是蒙古史的一个最困难问题了。经过前人做了许多探索，我译此书，可以说绝大多数译名都是根据旧译。蒙古史里面的人名、地名、族名、衔名以及其他专门名称，不应该随意照音用中国字表达其近似，凡是有旧译的，应该尊重。虽然有近于保守，太受权威的影响，然而蒙古史的译名过于杂乱，同一人，同一地，在外文有好几种写法读法，在中文又有好几种译法，使研究蒙古史或元史的人，在译名问题上先望而生畏。格鲁塞在此书，常常列举《秘史》、《拉施特书》、《萨囊彻辰书》（关于萨囊彻辰所用的译名，他是采I．J．施密特译本，和汉文的《蒙古源流》不尽相同，所以在“注释和参考”里面，我仅录原名，不作音译）、《志费尼书》以及《元史》的各种写法读法，已经费去不少笔墨，所以我不想在中文的译名上再做许多对照和考证。这种工作是应该做的，但是最好另有专书，不宜由某一种蒙古史去做。所以我译此书，在译名问题上，主要的是在选择哪一个译名的问题。我所做的选择，当然容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　选择山有的译名，要比随音径译费力而且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蒙古史译名如此杂乱，但就两种主要史源，即《元史》和《元朝秘史》而言，彼此不同（仅少数译名，彼此一致，例如海都、也速该、札木合、乃蛮人，塔塔儿人、斡难河等）；而且在一书之中，同一人，同一地，前后又有不同的很多。再加上《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续通鉴纲目》、《蒙鞑备录》等书的不同译法，诚足令人目迷心眩。而在选择译名上，我所采用的原则，首先是尊重原书的译法。格鲁塞在译名上面，他已经做了选择，照他外文读音，对照现成的中文译名，原书是趋向于采用《元朝秘史》的。显著之例，海都祖母之名，《拉施特书》和《元史》都作莫拿伦（Monoloun），所以我国各书如《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等都采用了莫拿伦这个译名。只有《元朝秘史》作那莫伦（Nomoloun），而格鲁塞即用那莫伦这个名字。再如博尔术，在《元朝秘史》作孛斡儿出，在他书或作不儿古赤（拉施特）或作博郭尔济（《蒙古源流》），或作博尔术（《元史》、《圣武亲征录》），而格鲁塞称之为Bo'ortchou，完全是《元朝秘史》孛斡儿出的对音。其他人名、地名、族名，格鲁塞所采用的多与中文《元朝秘史》的译音相符。为了尊重原书起见，我也采用《元朝秘史》的译名比较多些。格鲁塞有些地方采用《元史》的译名，我当然也照他。《元史》译名，常常短促，例如不亦鲁黑作盃禄，客列亦惕作克烈，额勒火脱儿作燕火脱儿，阿勒敦阿述作按敦阿述等等，而原书讨论译音问题（在附注和在“注释和参考”里面）之处颇多，如果采用过于短促的译名，到了讨论译名的时候将无法迻译。然而在另一方面，格鲁塞并没有迷信《秘史》至于把花剌子模称撒儿塔兀勒，撒马耳干称薛米思坚，哈什噶尔称乞思合儿的程度。凡非蒙古人、蒙古地、蒙古族，我们可以看出，著者并不一定用《秘史》的名称。而在另一方面，《元史》和若干已普遍采用的译名，我常常仍旧沿用，上述博尔术，我仍作博尔术，不用孛斡儿出之名即是一例。说过以上这些之后，我对译名就不再在书中另加注释说明了。　此外，关于地名，某些地方我趋向于径用今名。例如里海，不曰宽田吉思海，鄂尔浑河不曰嗢昆河或斡儿寒河，印度河不曰辛头河，阿姆河不曰乌浒水，锡尔河不曰药杀水，德里不曰底里等等。是否有当，希望读者指正。　本书最后有“《圣武亲征录》记事的先后”l6页（原书的页数），因为这是将中文史籍介绍给西方读者，故我没有将它译出。又此书是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主编人在书的最前面有一篇序，将此书连系到《世界史》的其他部分，其内容和本书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将它译出。至于格鲁塞本人，除了一篇简短的“引言”之外，没有自序，并且也没有附一个简明的参考书目，这是件憾事。本书除每页脚注之外，书末另附“注释与参考”，但此类注释仅注明原书的页数、行数，在正文中未加标明，对读者查阅很不方便，现将“注释与参考”按正文分章节，每节分编序码，在正文中以方括号标出序码，以便读者检阅。　格鲁塞原书名《蒙古帝国史》后，用括弧标明“第一阶段”（Iphase），大概因为此书是那套《世界史》中的一卷，用以区别于“帖木儿帝国史”。现在我们译此书的名称，删去了“第一阶段”字样，特此声明。本书承翁独健教授加以校阅，并加了不少按语（在注中略作“翁按”），本书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还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罗贤佑同志对全书作了校订，特此致谢。译者水平有限，译文有错误不足之处，还希读者予以指正。　龚钺 1986年10月1日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年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跨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本书阐述阿拔斯王朝前期（公元750-847）百年内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本书根据大量的原始资料，阐述了阿拉伯人和各族穆斯林学者，对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籍进行大量的翻译和校勘、诠释，并结合伊斯兰教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本收为全书第二册，即“年午时期”上卷，阐述阿拔斯王朝前期（公元750-847）百年内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本书根据大量的原始资料，阐述了阿拉伯人和各族穆斯林学者，对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籍进行大量的翻译和校勘、诠释，并结合伊斯兰教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为开创阿拉伯文化的鼎盛时期的光辉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还着重阐述了奴隶阶级对文化的贡献。阿拔斯人重视女奴的教授，培养她们通晓各种学艺，尤其是文学诗词和歌舞弹唱。女奴来自文化高度发展的各邻近民族，女权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远非阿拉伯自由妇女所能及，可以和男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贡献媲美。

《菊与刀》主要内容：“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菊与刀》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人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l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