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家，克罗齐毕竟为后人留下了浩瀚的社会史、文化史著作。克罗齐以其深刻的思想、渊博知识、翔实的可靠的史料及清新自然的文体，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克罗齐对传统史学种种弊端的敏锐洞察，对历史研究中“客观性”、“文献性”、“诗性”、“实用性”、“货向性”的有力批判，对历史编纂自身规律及其历史的关注，在西方史学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书叙述并分析了从1815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主要是西欧）百年历史。全书共10章，前3章可视为导言——“自由的宗教”、“对立的宗教信仰”、“浪漫主义”；在后7章，作者把百年历史分成5个历史时期——1815-1830年，1830-1847年，1848-1851年，1851：1870年，1871-1914年。时隔七十多年，今天的读者仍会饶有兴趣地阅读此书，这不仅因为行文流畅、语言生动，更由于某些精辟见解仍能发人深省。本书对欧洲历史、特别西欧历史研究具较权威、较高参考价值。

本书从意大利统一写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止。分十二个部分，主要包括：国家的整合和经济的起步、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对外政策、思想的复兴和改变、文化的繁荣和精神的骚动、对内政策和利比亚战争、意大利中立和投入世界大战等。作者对嚣张一时法西斯主义不屑一顾，表示蔑视，因此该书出版当年就获巨大成功。本书内容具重要参考研究价值。在这一著作中，克罗齐尖锐地指出了英美帝国主义对意大利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他错误地批评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把理想置于祖国之上，而在思想上脱离人民的主张。

“慰安妇”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里记录了２６位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以及她们因为那段经历而被改变了的现在的生活。这26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其实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而“慰安妇”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史上最最苦难最最血泪的那一页。这段历史是留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一道伤痕……今天仍然活着的慰安妇已寥若晨星，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受害人至死都耻于向人说出自己的那段悲惨经历。那段历史究竟还能有多少细节为我们留下来？有人说，对于痛苦的记忆，回顾一次，就等于重新经历一次。这些背负着沉重凄怆的记忆活到今天的老人，都已是八十岁左右的高龄，面对她们，我常常不知道该怎样开口，不知道该怎样开口去问，去问那些总能让她们肝肠寸断的事情。真的，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不去叩碰那扇让她们疼痛了一辈子的记忆之门……可我，不得不去叩碰……“追思历史，不是要让人们永远活在仇恨的边缘。一个健康而成熟的文明，仇恨始终都不应成为人们思维的中心。”五十多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敖先生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既是日本封建主义的产物，又烙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印记，是日本传统的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潮相互影响的怪胎。日军慰安妇全世界超过40万人，中国在20万人以上。20万中国慰安妇绝大部分都已死亡。13年来，当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有计划地探访慰安妇幸存者，研究人员走遍全国20多个省只找到100名幸存者。我国山西省和海南省是重灾区。1937年秋，日军攻入山西，第20、108、109师团等部队开始长驻当地，成百上千的山西妇女被日军抓入炮楼为官兵提供性服务。调查发现大量慰安妇幸存者集中在今天山西孟县。此外，海南是当年日军慰安所和慰安妇幸存者集中的大省。目前已证实的慰安所有60余个，愿意公开证言的慰安妇有20多人。本书就是对这些坚强地活下来并勇敢地站出来控拆日军罪行的老人的采访。

魏玛共和诞生于1918年，于1933年寿终正寝，时间虽然短暂，却已经成为一则传奇。它那痛苦而短暂的生命，令人难忘的艺术成就及其悲剧性的死亡，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相当灿烂夺目。魏玛让人联想到艺术、文学以及思想上的现代化，同时也会联想到儿子对父亲的反叛，达达主义者对艺术的反动，柏林人对粗俗文化的唾弃，自由思想者对保守道德家的鄙夷。在西方文明史上，放逐这类事情向来总是占有一个相当荣耀的地位，但丁.格老秀斯（Grotius）、贝尔勒（Bayle）、鲁索、海涅以及马克思等这些人，他们都是放逐之后在异邦完成他们最伟大的作品，他们用既是憎恨同时又是渴望的眼光回望那曾经拒绝他们的祖国，然后默默写出旷世杰作。1933年的年初，纳粹政权掌控德国之时，希特勒所驱赶出来的这批放逐者可说是世界上极少见的一批具有智识、才华和学问的精英分子。这批令人目眩的放逐者当中的佼佼者──爱因斯坦、托马斯.曼（Thomas Mann）、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布莱希特、格罗皮奥斯（Walter Gropius）、格罗斯（George Grosz）、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林哈特（Max Reinhardt）、瓦特（Bruno Walter）、贝克曼（Max Beckmann）、杰格（Werner Jaeger）、柯勒（Wolfgang Ko+..gker）、田立克（Paul Tillich）、卡西勒（Ernst Kassirer）。这些人逼得我们不得不把魏玛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所展现的文化是那么不受拘束，那么充满创意，真真正正的一个黄金时代。的确，魏玛的传奇正是从“黄金的20年代”传奇开始 。

一五九二年，刚刚统一了战国乱世的日本封建主丰臣秀吉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并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而攻打中国。此战一直延续到一五九八年，因为中朝军民的奋勇抵抗，日军损失惨重，丰臣秀吉忧愤而死，遗命全军撤退。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应朝鲜李朝之请发兵援助的中国明朝，也牺牲了大批优秀儿女。此次战争，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称为“壬辰倭乱”。丰臣秀吉之侵略朝鲜，是战国乱世暂时终结后，各地封建主依旧手握重兵、呈半割据状态，亟待对外输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走出狭小岛国的首次大规模对外征战。对于这一血淋淋的重要篇章，想要洞悉根由，作为万世警惕，就不能不了解一下十五、十六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本书正是对此特殊时代的详要叙述。诸侯割据，群雄并立，征战不休的战国历史，和那乱世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军事、政治等诸多艺术，它震撼了后人，同时也必将洗涤后人的心扉。<

日本军国主义被中国和反法西斯盟国打败，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已经60年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战后日本出现了否认发动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鼓吹“皇国史观”的诸多论调。如：1952年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动乱》一书首倡“满洲事变”起因“中周压力”说．声称：张学良排日，中国外长王正廷要“收回国权”．关东军为“保护日本权益”不得已才行使武力。1962年堀场一雄所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提出日中战争起因“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认为：觉醒了的日本感到近代欧美侵略“威胁到东亚的存在”，因而“产生了重建东亚的思想”。可是，中国具有“强烈的恢复国权乃至排外的思想”，“中国统一国家的运动和中共的活跃的行动”对抗抱有“重建东亚”理想的日本，“因而爆发了对华战争”。堀场声称：对华战争从大局来看“是旺盛的（日本）民族生命力的历史表现”，是“重建东亚的序幕之战”。1995年“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更加露骨地宣称：“日中战争根本不是侵略战争。日本从来未想过要占有广大的中国国土”。日本只要求蒋介石“放弃容共抗日的政策”，蒋汪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安定统一的中国”。该书强调：“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本是确保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战争是日本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伴随这些否定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论调的抬头，日本出现了一系列右翼化的政治现象。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开展为战犯树碑，“彰显英灵”，颂扬“圣战”的政治行动。在前东条内阁大藏大臣、日本遗族会会长贺屋兴宣的策动下，1980年6月17日在巢鸭监狱遗址建立起一座高两米、纪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七名战犯的纪念碑，供人参拜。1982年5月30日，“大东亚战争阵亡者慰灵彰显会”在福冈中央区树立起一座高7．3米、重130吨、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为“圣战”的纪念碑。碑文说：“大东亚战争”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为解放受虐待之民族，谋求万邦共荣之圣战”。从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文部省审定的部分历史教科书中出现篡改历史事实，否认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抵赖日军战争罪行的情况。自80年代中叶起，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轿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东条英机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某些政治家，如石原慎太郎甚至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谎言”。这类政治现象极其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了让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了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怎样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制定和推行大陆政策，向中国和亚洲国家、西南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的历史事实，著者撰写了这本《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本书以日本、中国的第一手档案原始资料为主要依据，研究明治维新以后到1945年8月战败投降之间日本大陆政策的制定形成、发展演变到彻底破产的整个历程。著者试图沿着大陆政策发展的轨迹，考察和揭示日本军国主义七十多年来侵略中国，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历史真相。维新初期，明治天皇发表《御笔信》，申明日本将“大振皇基”，要“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由于日本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狭窄，原始资本积累不足，为了冲破其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1890年山县有朋首相提出了“利益线论”的战略思想，他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日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之侵害。二日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所谓主权线乃国家之疆土。所谓利益线，则势与邻国接触而同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攸关之地域。”当前，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①。这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正式形成。山县有朋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将中国作为日本大陆政策主要的战略目标。此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按照山县有朋的大陆政策战略思想将日本的“利益线”一步一步地向前推移，发展形成了一条“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的对外扩张路线。本书将日本大陆政策发展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即1890年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论”、1927年田中义一首相的“满蒙分离论”、1937年近卫文唐首相的“国际正义论”和1942年东条英机首相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论”。通过阐述四个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揭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肢解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挑起亚洲？太平洋战争，侵略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历史事实。本书的结论是：日本根本国策？？大陆政策的确立和推行，决定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偷袭珍珠港”等战火的点燃成为历史之必然结果。被欺凌的国家和人民只要坚持团结抗战，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奋斗，就能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大陆政策。著者撰写本书的根本出发点是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原则，希望向人民群众提供一本翔实记述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史实的专著，戳穿日本右翼势力翻案的谬论，以便正直的人们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沈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或许世上再无有别的国度，会像日本一般，拥有如此矛盾的性格了；储蓄又热烈，敏感而坚忍，平和中蕴着极端，纤美里藏着暴烈……这个“日出之国”、“樱花之国”，给予世界的，不仅仅是其简素的建筑、空寂的庭园、优美的徘句、绚烂的浮世绘，还有枪炮造成的创伤、孤行引发的愤懑。深入了解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于今日尤显必要。作者叶渭渠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日本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于日本文化浸淫既久，其论其述，自然亲切通达。本书堪称了解日本文化的最佳读本。本书意在探寻日本文化的精神，展示其丰富的面向，追溯其发展的源流。首先考察大和民族在生活实践中自主生成的宗教、学术和艺术的成果，以及由这些成果凝聚而成的文化性格；其次研究了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具体地说，古代之与中国，近代以来之与西方——的交流，以及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日本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发展的自律性和外在交流的主体性。由此展开日本文化发展史的论述。

本书讲述了一个悲壮的失败故事。书中为这些远征打点行装的人都在贫民院里悄然死去。参加这些航行的水手虽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像新点燃一斗烟或是开启一瓶新酒一样欢欣鼓舞……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荷裔美国著名人文主义作家和历史学家。1903年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房龙多才多艺，有二十多部作品在全世界出版，并畅销不衰。他的著作文笔优美，知识广博，深入浅出。其智慧的妙语和真知灼见更是让人获益匪浅。本书讲述了一个悲壮的失败故事。书中为这些远征打点行装的人都在贫民院里悄然死去。参加这些航行的水手虽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像新点燃一斗烟或是开启一瓶新酒一样欢欣鼓舞。他们当中，有的溺水而死，有的焦渴而亡，有的冻僵而死，有的则为炽热的骄阳活活烤死，还有不少人为谎话连篇的订约人所骗，因提供的装备过于恶劣而客死他乡，葬在翠绿的椰子树下。另一些人甚至被太平洋岛屿食人肉的部落刺穿胸膛，成了这些饥肠辘辘的野蛮人一桌丰盛的筵席。然而这又有什么？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小事罢了。无论发生什么，或吉或凶，或者无关紧要，这些杰出的战士都以高贵的姿态，笑迎面临的一切。他们的火药总是干燥的，每件事都尽己所能去做，把剩下的一切交给那神秘莫测的命运之神。或许，它更清楚什么是终极的善。

《英国封建社会研究》论述了5-15世纪的英国社会，包括它的封建主义组织，土地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阶级结构，城市制度，商品经济、货币和信用等，从制度史的角度对英国封建社会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的特点是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对以英国典型的西方封建社会各种制度探本追源，指出其所以如此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学术背景；并且以中国历史为参照系，对英国封建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破除西方历史独特性决定其发展独特性神话，力图说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本丛书分五册：《浴血八年》、《碧空傲骨》、《海岛搏杀》、《二战实录》、《背水一战》。《浴血八年》本书为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主战场之一。中国是参战最早、作战时间最长的国家，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歼灭和钳制了大量的日军力量，对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浴血八年》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最早、作战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浴血八年；从“九·一八”事变，到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则有14年之久。国民政府接受苏、美等国的军事援助，但远不能满足战争消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无任何援助，全靠自己武装自己，在艰苦的条件下，承受了极大的牺牲，二战中，中国是伤亡最多的国家之一。伤亡人数达3500万，占二战中伤亡总数的40％。在中国战场消灭日军455万余人，苏联在远东战场消灭日军约70多万人，美、英在太平洋战场消灭日军124.7万，共消灭日军649万人。由于中国坚持长期作战，拖住了日军70％的主力，打乱了日本速亡中国和北进、南进的战略部署。日本不得不承认，最致命的敌人是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推出此书，使广大读者了解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以胜利告终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是对广大的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也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好教材。《碧空傲骨》英国是二战中参战最早的国家之一。郭刻尔克大撤退使30余万英、法军绝处逢生。德国对英国实施空战，妄图逼迫英国就范，不列颠大空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空战。历时8个月的连轴转狂轰滥炸中，德军投下上万吨炸弹，英伦三岛成为一片火海。英皇家空军不畏强暴，与号称“世界第一”的德国空军展开生死搏斗。2500多名皇家空军飞行员血洒碧空，击落1600多架德国飞机，粉碎了德寇侵占英国的美梦。历时9个月的争夺盟军生死攸关的运输补给线——大西洋战役，英、美投入3000艘舰艇，2700架飞机和17艘飞艇，400艘扫雷艇。德国投入1162艘潜水艇，并有战列舰、远程轰机支援。在战役中德军击沉盟军2603艘商船、舰艇175艘和7万余名海军官兵。德国有830艘潜艇被击沉，28000人丧生在大西洋，5000人被俘。这场战役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都堪称二战之最。它将永远载入二战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