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研究》创刊于1988年，是目前国内城市史研究专业刊物，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2012年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成立后，正式成为该会会刊。作为城市史研究的品牌和阵地，《城市史研究》已经得到国内外同行学界的广泛认可，在各大图书馆和高校研究基地均有收录，刊物文章多次被转载和引用，2012年被收录入中国期刊网，并在人大复印资料《历史文摘》专题转载。

当一位实践民俗学理论研究者回望自己的故乡时，会对看似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投以怎样的目光？能否有新鲜而独到的田野发现？在《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你将看到全然不同的田野、故乡和乡愁，看到对日常生活大是大非问题及其根源的理性反思，看到实验民俗志的逻辑书写，看到人文学术推动社会走向理性化、法治化与合理化进程的话语实践。《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暂时悬置了实证民俗学，完全转向了实践民俗学。作者反求诸己，以率理性而为的姿态，不仅以相对通俗的哲学笔调写出了故乡人的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苦难与希望，而且运用条件还原法，从经验现象反观先验条件，把先验逻辑转化为具体的实践研究方法，突显出“好生活”不可或缺的目的条件。

茶是全球广为普及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而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风习的发源地，茶文化的大观园。茶从中国传播至世界各地，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贸易、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纵观中国茶叶发展史，唐代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历史时期，茶兴于唐且盛于唐。本书以唐代饮茶风习、茶产业、茶制度、茶技艺和茶思想文化等为研究核心问题，对唐代茶史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系统阐述唐代茶史的历史地位。 本著作得到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学术出版计划的资助

《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是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性译作。1839—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运动期间，主持了一项翻译英文图书报纸的活动，以期“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这项翻译活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根据当时的英文报纸内容译成的《澳门新闻纸》。林则徐不仅利用《澳门新闻纸》制定禁烟抗英策略，而且抄送广东同僚及他省督抚官员参阅，还将部分内容附奏折呈道光皇帝御览。本书以南京图书馆藏《澳门新闻纸》底本为凭据，经过细密考证，还原了这部译著完整的英文原本，将原文与译文对照排印，内容涵盖当时的军情夷务与时事百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2017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南京出版社拟修订出版“1945·中国记忆”。《战区大受降/1945中国记忆》作为丛书中的一种，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生动展现了中国政府在各个战区接受日本受降的整个全过程，通俗易懂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这一激动人心、波澜壮阔的历史。《战区大受降/1945中国记忆》图文并茂，装帧精美，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读物。《战区大受降/1945中国记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挖掘并使用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2017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南京出版社拟修订出版“1945·中国记忆”丛书。《胜利大反攻/1945中国记忆》作为丛书中的一种，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详细地介绍了抗日战争最后阶段，日本侵略者陷入山穷水尽之际，国共两党军队在国内和缅印战场由局部反攻转入全面反攻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胜利大反攻/1945中国记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挖掘并使用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全面而客观地展现了1945年前后国共两党军队的英勇壮举和军事胜利，并就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在战略大反攻中的特点和表现给予评述。

从古老文明的一声号子，到武昌起义的一声炮火，中国历史经历了五千年漫长而耐人寻味的过程，其间既有繁荣辉煌，也有曲折艰难，过去的历史的积累，铸成了今天灿烂的现代文明。通过学习和了解中国历史，人们可以从王朝的兴衰演变中体会生存的智慧，从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经历中感悟人生真谛。 \n博古通今一直是中国人的追求，因为历史蕴含着经验与真知，无论是王朝帝国的兴衰成败、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还是重大事件的曲折内幕、伟大创新背后的艰辛？？这些过往的历史无不折 \n出做人与做事的道理。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小到个人，是修身齐家，充实自己头脑，得到人生启迪的需要；大到国家，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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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明怀著的《中华民族历史背景下藏事论衡》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观察社会、分析问题，研究中华民族大历史背景下西藏及涉藏历史，解读中国统一历史格局形成的文化、经济、地理因素及其必然，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西藏地方史应遵循的政治取向和历史观。同时探究了明末清初的天下大势与清朝初期的藏事管理，对200年间的驻藏大臣制度进行分析并对驻藏大臣治理西藏的效能进行比较，研究驻藏大臣制度何以不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及民国时期藏事乱局产生的历史原因。通过历史比较，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及边疆治理意识，同时分析与揭露靠前反华势力削弱中国的企图与分裂集团的活动。进而得出西藏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才能享受到安康生活的正确结论。

南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先进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史学家邓广铭认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法国著名汉学家贾克·谢和耐（Prof.Jacques Gernet）在其所著《南宋社会生活史》的序言中也认为：“在蒙人入侵前夕，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正达灿烂的**……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所著的《全球通史》中更是这样评述：“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是世界上*富饶、人口*多，在许多方面文化先进的国家。”其时，许多新的社会因素在都城临安萌芽，出现了种种异于往昔的社会新景象。日本许多汉学家认为，南宋临安已发展到了可与西欧近世都城相比的高度文明水平。借用宫崎市定的话，即相当于“东方文艺复兴”时期。宋高宗赵构于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以会稽（今浙江绍兴）漕运极不方便为由，诏令移都到临安（今浙江杭州）。绍兴八年（1138）三月，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定都于此。由此，临安逐步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时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一书序中称都城临安的经济极其发达，不仅甲于东南，而且要超过旧京开封十倍以上。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更是称杭州为“世界上*美丽华贵之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