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淮河，原不从扬州入江入海。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夺淮，并未影响到扬州。明代早期，黄河全面夺淮，开始影响扬州，万历二十四年（1596）“分黄导淮”，小股淮水始由扬州入海、入江。清康、乾时大举淮水归江工程，才具排泄淮水入江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对淮河入江水道的治理，取得重大成果，形成“七河八岛”的布局。本书即系统介绍了导淮入江的历史渊源和对淮河洪水危害的治理，既具有可读性，又具有文献性，为研究扬州水利史、防灾减灾，提供参考资料。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文集》为2015年6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对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清华秦简、里耶秦简、悬泉汉简等秦汉出土文献中所反映的各种社会、文化、经济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广泛的研究，对推动秦汉史研究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战火遍及四大洲三大洋，使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蒙受了空前的双重劫难。清算法西斯罪行是战后世界的首要大事。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一切倒行逆施被打入地狱，正义得以伸张。2017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社拟修订出版“1945·中国记忆”丛书。《日本战犯审判/1945中国记忆》为丛书中的一种，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详细地介绍了抗战胜利后，国际及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日本战犯审判/1945中国记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挖掘并使用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方方面面，并对审判予以评述。

2017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社拟修订出版“1945·中国记忆”丛书。《汉奸大审判/1945中国记忆》是其中之一。《汉奸大审判/1945中国记忆》通过介绍抗战胜利后，南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各地区审判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的过程，通俗易懂地向读者介绍了这一来之不易的历史。书稿挖掘并使用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全面而客观地展现了1945年前后国共两党在对待汉奸、伪军问题上的共识及处理方式。《汉奸大审判/1945中国记忆》用翔实的史料，让人们看到汉奸对于抗战事业的危害和影响。《汉奸大审判/1945中国记忆》充分揭露了汉奸的丑恶嘴脸，旨在提高国人的爱国觉悟和民族精神，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暂缺简介...

本书是一部对中国古代乡里生活的研究，主要从古代乡里结构及其行政组织、乡间结拜和结社、乡里互助与互救、乡里争讼与械斗、乡里自保与防御、乡里教育、乡村信仰与迷信、乡里文艺活动等八个层面进行论述。中国历史上，乡和里一般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乡里是人们的一个最基本的活动范围，乡里生活是古代人们最基础的社会生活，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重心。通过对古代乡里生活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最底层的人民，那些耕农樵子，贩夫走卒，他们日常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精神活动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之间以及同外界是怎样联系和交往的，他们的思想、情绪和要求，是如何通过乡里生活反映出来，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对我们的祖先创造出的光辉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就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就会在大胆地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外来文化的同时，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我们的社会生活，促进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

本书内容包含张元济生平、兴办教育、藏书、新学教材的编纂、古籍整理出版、其他文化事业等，涵盖张元济一生的主要事迹，每部分均选取珍贵文献图片，辅以精炼的文字说明，图文并茂地展示张元济的一生经历，及其在各领域的主要贡献。

本书是一部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传承闽台血脉文化为主要内容，以为海峡两岸中华儿女尤其是为青少年一代寻根谒祖为目标的大型寻根文化文献全书。该书根据福建省各个姓氏的族谱资料进行编撰，汇聚了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书中收入的215个姓氏在福建有聚落、族谱、祠堂、宫庙，可以满足福建及海内外福建籍百分之九五以上人口寻根问祖的需求。

暂缺简介...

我们借《新史学》一角，编纂医疗史的专辑，并名之曰“医疗史的新探索”，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藉此向学界展示海内外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新进展、新成绩，更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人才加入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同时，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展现这一新兴研究的新追求、新取向，并阐发其意义和价值，来推动该研究的不断向前发展。这里所收入6篇专题论文和2篇学术述评，虽然在内容和方法上未必完全如我们上面所述，可归于比较典型“生命史学”的范畴。但相较于大多比较传统的研究，称其为中国医疗史的新探索，应是名至实归。这些研究基本都具有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且颇多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和性别史的色彩。不仅如此，它们还大多与我们倡导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历史上的生命的诉求相关。周启荣的《医治公众：清代士商社会的公共与慈善医疗服务》最终的落脚点虽然是期望通过明清慈善医疗的探讨，展现清代社会的士商社会特性，但其文章中诸多具体论述，实为我们更好了解和认识当时社会的医疗场域、行为和方式提供了可能。边和的《谁主药室：中国古代医药分业历程的再探讨》是一篇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探究中古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医疗行为中医学和药业关系的力作，不仅颇为清晰了梳理出来医药关系从医者医药合一到医药分业的演变历程，而且还能立足日常生活的逻辑与语境，对这一演变的原因和意义做出来颇为深入的阐释。董琳的《“药气蒸为瘴”：大黄隐喻与清代士人边地观》通过大黄这味常见药物的隐喻的文化史解读，赋予了药物以生命的意涵。而张瑞的《疾病的文化意义：晚清日记中的病痛叙事》则更是利用日记等私人化记录，探究了生命应对病痛苦难的体验和应对及其所反应的社会文化意义。皮国立的《从镇静到补养的救赎：民国时期新医药对纵欲致病的医疗史》则以较为丰富的史料和颇为细腻的笔触，书写了民国时期人们在面对诸多所谓纵欲行为是身体经验。沈宇斌和范瑞的《近代中国的疾病、身体与成药消费文化：以五洲大药房“人造自来血”为中心的考察》则以“人造自来血”为例，重点考察了近代药物的消费文化是如何型塑和影响人们的疾病感受和身体体验的。陈昊和杨璐玮的两篇学术述评，则直接面对国际医史学研究中身体、性别、药物交流和知识生产等医疗史、身体史、性别史和全球史研究前沿议题，通过有针对性地评述几本较新重要著作，探究了同样是前沿研究的中国研究和西方研究在立意和旨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