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史研究的学人，不能缺少版本目录学这把钥匙。辛德勇教授从自己的藏书中，选编出一册清代经部书籍的书影，并对每一部书的版本信息做了说明。这些旧刻本古籍，与他的读书与研究密不可分。编选出版这部书影，既是与同道学人交流文史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也有助于清代版本学研究的走向深入，以揭示版刻特征变化背后的历史文化脉动。

《晋绥抗日烽火（套装上下册）》摘选自中共晋西区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后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晋西北军区（后为晋绥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斗周刊》、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主办的《正义报》和晋西北行政公署（后为晋绥行署）的《行政导报》等报刊，有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的撰文，有县、区干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地方工作，支前参战等纪事，更多的是战地记者、通讯员们来自前线的报道。它真实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晋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仇敌忾、不畏强敌、不怕艰险、英勇顽强的英雄壮举，再现了边区军民同甘共苦、共赴国难，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场面，揭露了日寇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疯狂施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部珍贵的晋绥抗日斗争史料，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晋绥抗日烽火（套装上下册）》摘选的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期间的通讯报道等文章，编辑时以发表时间为序，并辅配了相关历史资料图片，共有226篇，180余张图片。

一 全书辑入档案资料主要选自馆藏民国时期沈阳市政府、沈阳市民政局、沈阳市地方法院、沈阳县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东北工作督导室以及中共沈阳市委等全宗内的档案，共计一百二十件，八百九十六页，均为首次公布。二 全书入选档案资料起于一九四六年，止于一九六四年。三 全书以档案的内容逻辑关系及文件形成时间先后为序。四 全书档案标题为编者所拟。五 全书所涉及的奉天、沈阳等名称，因历史原因，故会出现混用情况。六 全书个别档案中出现的诸如一共匪～等名称，请读者注意辨析。七 全书采用影印出版，以保持档案历史原貌。八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动乱中的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晴时局》是基于明恩溥夫妇真实经历的作品。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明恩溥夫妇受困北京使馆区，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目睹了危机重重中的北京城。脱险之后，他将亲身经历与见闻写成此书，为后世知晓和研究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视角。

《中国近代史常识》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讲述了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前的，中国近百年的近代史。作者在讲述中国近代史时，总结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阐述在面对世界大变局时，中国人民所做出的自强不息的改变，并分析这些改变失败的原因。本书引领着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史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发现古中国》书稿作者为王健康、王炳熹。书稿围绕以发现山西运城为圆点的晋南地区即古河东是“古中国” 这一命题而再发现，即本书稿的发现，并非是发现古河东名胜风光这边独好，更非是文物古迹俯拾皆是，而是发现古河东诞生了人类光辉思想的因子，孕育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源头。书稿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之发现，是当代社会治国理政思想源头之发现，是中华文化世界性价值之发现。

魏光焘是晚清时期一位有着较大影响的封疆大吏。《从边吏到疆臣：魏光焘评传》以晚清湘军人物魏光焘的宦迹为线索，动态跟踪了传主魏光焘在陕甘、新疆、云贵、两江和福建地区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并将这一人物置于晚清这一特殊的历史场景下，对其治理西北和西南以及东南地区的举措进行全面而客观地评价。

近代徽州人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保持着强劲的向外迁移态势，构成了以一支以徽商为主体的成份多样、阶层多元的旅外徽州人群体。他们组成了类型多样的同乡团体，或是在故土发生水旱灾害时，慷慨解囊，纾灾解难；或是面对家乡日趋蔽塞落后的环境，积极发声，广泛行动。本书系统勾连明清至近代旅外徽州人有关资料，从宏观上的地理分布到具体个案的探究，清晰勾勒出旅外徽州人在徽州乃至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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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包括三篇欧洲人在16世纪访问中国的报道，分别是：葡萄牙人伯来拉的《中国报道》、葡萄牙人克路士的《中国志》及西班牙拉达的《出使福建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他们对中国的论述代表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对研究古代中国及中外关系史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译者何高济先生在翻译本书时，尊重原著的同时使译文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该书被列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