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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明代野史八卷，包括武宗外纪、天水冰山录、铃山堂书画记、留青日札等。

本书主要是以唐宋史料笔记为主，师友谈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其内容有：东坡先生言人君之学与臣庶*东坡帽东坡先生言屡与鬼神辩论东坡言范淳夫得讲书三昧东坡言当循分范太史言当养其高致范太史讲礼谓擬人必于其伦长沙猫笋唱和诗东坡谓秦少游文章为天下奇作孙敬之言禁中礼数

本书著者躬逢其役，记述了这一战役的全过程。他的记述是在同年四月卽战役过后仅两个月写的，因而日、时不爽，可以说是最可信的史料。今传世甲申史籍甚伙，然多出于斯时或少后身处江南的文入之手，望中原兵事，若隔岸观火，或但凭塘报，或杂集传闻，或山川城邑方位不明，或事件原委不详，致事态难于综理，且多不实之辞。《偶然遂》绝少这种毛病，细事如村镇道里，均可详按。本书言及这时李白成在河南的立足点为襄城，卽所谓「两行进奉，三为馈粮」李宏志的《述往》及其它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记述。这是其它书很少谈到的，甚至混淆襄城为襄阳。无疑这是为研究甲申史提供了一个今人尚知之甚少的重要事态。本书的《后纪》部分，记叙了襄城战役之后，至弘光元年乙酉，著者的流亡生活。所述虽个人及其家族的经历，然由其避兵河朔，白事关中，会试京师，徙居泽州，重返河南，应召赴南京，及走谒史可法等的全过程，可窥知当时明王朝、农民军与满清三方军事、政治形势的消长之迹。他的每一次移徙，无不与中原逐鹿的大形势紧密相连。其纪事脉络与所系月日，皆可作为鼎革之际诸多车事、政治事件的重要参考。至于他所记述的，他在襄城被义军曹部俘虏，乃由于「梦言相符」而获生；在甲申六月于许、襄界卢家洞（郎举人卢六艺的堡砦》被义军都督袁姓者抓获，乃由于「天大雷雨」而未被处死等等，无疑是一种虚捏（在南京具呈吏部，他自己就已改变这种说法》，应作别样地解释了。本书长时间以稿本藏于家。康熙问刘宗泗辑《襄城文献录》，曾摘录一小段置于汪乔年死事条目下。至乾隆晚期，新郑苏如溱官襄城县教谕，始据张氏家藏奉发刊，题诗弁诸卷首。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惟一本子，也是今据以点校的底奉。如溱字惠波，乾隆四十二年举人。由于襄城县志在乾隆十年后失修，其官襄城亦郎这个刻本的绝对年份，已难确考。就刻本版面诸特征及讳字判断，刻于乾隆晚期当无可疑。这个刻本傅世者已很少了。据所知仅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及长篇小说《李白成》著者姚雪垠各庋藏一部。两馆藏奉书尾均有残缺，叙事至乙酉五月十一日骤止。蒙雪垠方家不吝所珍，才得校补为全书。据襄城县文献，张永祺未到浙江永康县就职，本书也是这样写的。而是在清兵攻占南京，南明覆亡之后，同年六月携眷返回襄城。后避世隐居，至康熙元年死去，以明遣民终身。本书中多次提到的永祺侄赍，字莘阿，初官广东程乡县教谕，桂王《朱由榔》立肇庆，擢为监军道。清师南下，赟督舟师逆战，败绩，自投水以殉。赟幼子本淦，流落江湖，乞食以归。永祺啼泣授以产，抚之成人。综观永祺生平，似非「但求升斗利禄」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者。至于他对待农民军的态度，则完全站在朱明王朝一边，这就无需多说了。襄城刘青藜写有《孝廉张公传》。李时灿《中州先哲传。遣逸》亦为永祺立传。前者无差误，兹附录于后，以为知人论世之助。

本书共有九卷，包括：泰昌朝纪事、天启朝纪事（庚申九月起）、天启朝纪事（乙丑正月起）、天启朝纪事（六年丙寅）、崇祯朝纪事等。

《墨庄漫录》本书卷一兄弟相代北扉乃盛事条提到伯父宾老（文简公）倪老，卷五廖明略汝坟驿壁题诗条提到从伯康孙（曼老），卷七砚石评条提到伯父毅老。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里有诗词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具见地。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四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作“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有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散文；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本书还包括《过庭录》、《可书》。

《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旨在将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有关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者。凡属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范畴的通史、专史、研究专著、专题论集或资料集，于我国内陆欧亚学界有重大参考价值者，均在收辑之列。学术性名著是入选《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的主要标准。

悲愤出诗人，乱世见思想。　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中国是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当时出了两个著名的思想家，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孔子。他们的後学对他们做了很多解释，也留下很多疑惑，成为咱们反覆认识的传统。郭店楚简的重要性在於，它不但出土了战国写本的《老子》，还出土了多种记载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简文，把我们和这两大圣人的距离拉得很近。如果我们把古书比作一条藏在云端的龙，宋元以来的古书是它的尾巴，敦煌的发现是它的身子，那麽，现在的发现就是它的脖子，我们离看到龙头的日子已不太远了。

《雅隆尊者教法史》是继蔡巴《红史》后的又一部著名历史专著。其著述年代，按所讲的“癸亥年至今之丙辰年，历一百一十一年”著，癸亥年系指忽必烈在开平汗位后二年半的1263年。这部史书著于1376年。作者雅隆尊者释迦仁钦德出身吐蕃王族，是吐蕃王朝分裂后在山南兴起雅隆王室的子嗣。自然，他对雅隆世系的记述就构成这部史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国语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古籍，所记内容以春秋史事为主，不少记叙与左傅相表裹，汉书苏文志将其与左傅亚列入“春秋家”，故自汉人以下，或径称之为“春秋外傅”，而称左傅为“春秋内傅”。唐刘知几作史通，始别左傅与语为两种不同的体裁，而以国语作为“六家”亦即诸种史学著述中的一家，即今所称“国别史”之首。清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下无“国别”一项，而将其列入“杂史类”。无论何说，国语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部基本的史学著作，是没有异义的。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国语实际并是一部史，它的目的并不在于纪事；以国分类，亦不是它的主要特色。国语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语”，“语”的本义是议论。说文云：“语，论也。”其解“言”字曰：“直言曰言，论难日语。”是国语本为一部议论总集。本书为竖版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