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从这一时期个体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方法，对先秦两汉魏晋时期不同历史阶段背景下个体“自我”的演变过程、表现形式、内在规律以及历史影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马小虎，1966年生于新疆，哲学博士。1984年至1988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88年至1991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刘泽华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1年至1994年在广州大学哲学系师从李锦全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哲学史，1994年至今在深圳市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著有《先秦儒家革命观研究》、《（黄帝内经>的人格模式》、《“圣人”历史原型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病理学研究》、《先秦道家自我观研究》、《个体自我与肉身成圣——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几种重要的自我理论》等论文、论著。先秦两汉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本土文化剧烈变迁和最终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也是个体“自我”及个体文化史的个体形象迅速演变的历史时代。本书试图从这一时期个体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方法，对先秦两汉魏晋时期不同历史阶段背景下个体“自我”的演变过程、表现形式、内在规律以及历史影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这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专著。此前从未有过类似的著作，不论是中文、日文还是西文的。这本书系统分析了清代州县官的职能及其运作，包括：征税，司法，长随和幕友的使用，对于书吏和衙役的依赖，以及公堂或衙门内的办事程序等。作者通过各种手本和札记，同时参考大量的官方资料，全面考察了在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人事因素的运作，特别考察了地方精英或乡绅对政府管理过程的参与，深入考察了地方利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原按语说，在本书出版之前，“关于中国政府的整个传统，关于它长于权衡利害的大量做法和设计（置），一直没有人以现代的方法进行过分析”，而该书的出版已经初步弥补了这一缺陷，它正是以现代方法分析中国古代政府传统的典范。这里分析的是清代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汉代以后二千余年间中国地方政府的一般模式或缩影。美国《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ofAsianStudies，Vol.23，1963）认为《清代地方政府》“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其目的在于描述、分析并解释清代州县地方政府的结构和功能；作者也希望此书有助于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并且为官僚政治与行政学（研究）提供资料。他的目的和希望都出色地达到了。"《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第68卷第2期（1963年）也发表专文评论《清代地方政府》一书。评论说，在中国政府及行政的研究领域中，“此书前进了一大步。由于对资料拥有广泛的知识，并具有洞悉内幕的见解，他提出了关于中国最低层政府的第一部有意义和可靠的研究。"海外学者评论本书贡献或引用本书成果的情形甚多，来不及一一细述。我在这里也用了万把字的篇幅介绍这本书。由于我对社会学研究方法不熟悉，也许会对瞿老在书中的更重要的成就或贡献视而不见。不过，我的这篇译序的主旨并不是要评价这本书（我自认为没有资格评价），而是给年轻的研究生读者一些阅读参考或导读而已。当然，作为读者和译者，我也感到瞿老这本书也有不足。比如书中没有关于佐杂官员（僚属官员）法律地位和在地方行政中的地位的专章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一个州县的佐贰官有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有吏目、典史等首领官，有巡检、驿丞、税课司大使、仓大使、闸官、河泊所官等杂职官，可能有几人、十几人乃至几十人之多，他们都是朝廷任命的有官阶品级或虽未入流但有专司的官员。瞿老在本书中的篇章安排（仅在第一章“州县政府”概说中有千多字的简介），易于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为数不少的佐杂官员，似乎仅仅是州县官的无足轻重的徒附；虽然有官员身份，但其在地方行政中的实际作用影响还没有不具官员身份的幕、仆、书、役四者那样值得关注。应该说，州县地方政府是由州县官和他们的五种（而不是四种）助员（佐杂官、幕友、书吏、长随、衙役）共同组成。全面系统研究佐杂官员的法律地位及其在地方行政中的实际作用模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他方面的缺憾或许也能找到。但是，这些缺憾应该说是一本正文仅13万字的著作所难免的。我们总不能指望这么一本小篇幅的书面面俱到地阐明清代地方政府和行政中的一切吧。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本书前言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所得的结论是：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所以我开始写《两汉思想史》时，先想把握汉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大纲维，将形成两汉思想的大背景弄清楚。而两汉政治社会结构的特色，需要安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始易著明；因材料及我研究所及的限制，便从周代的政治社会结构开始，写成了六篇文章。汇印为一九七二年三月由新亚研究所出版的《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这实是《两汉思想史》的开端，应如我在《两汉思想史》卷二自序中所说，可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我当时所以不用《两汉思想史》卷一的名称，是因为生活播迁，年龄老大，对能否继续写下去，完全没有信心。及一九七五年有印出第二册的机会时，便在自序中首先说明，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此处所汇印的七篇专论，便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二”。但卷二出版后，很快便追问“卷一”的下落的，我记得是香港大学的一位先生。学生书局的朋友，大概也受到这种困扰。此书由新亚研究所印行时是第一版；由学生书局发行台湾版时是第二版；现时重印则是第三版。学生书局的朋友，当重印之际，提议干脆改名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我觉得这是很适当的，所以现在便标题为“三版改名”’《两汉思想史》卷一，而以《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为副标题。我认为郭沫若在学术上最大的失误，除了揣摩意旨，特写（李白与杜甫》，存心贬低杜甫外，莫过于一口咬定西周是奴隶社会。问题本身，乃是研究的态度是否客观，举出的证据是否坚确的问题，与政治立场并没有关系。不过我曾再三指出过，不顾客观证据，存心诬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古人的人，断乎没有不诬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今人之理。“四人帮”及其相关人物，即是眼前的显证。我除写了《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卜文，在第一节中，检讨了西周奴隶社会论者的论证外，后来看到郭沫若以人牲、殉葬与《曶鼎铭文》为主的新论证，便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殷周社会性格问题的补充意见》，以作为此书台湾版的代序，对这两点加以反驳。我在补充意见中，举出中外有关材料，证明人牲及殉葬，“乃出于古代野蛮的信仰，再加上王权的横暴”；两者中有的用的是奴隶，但有的并不是奴隶，所以“与奴隶社会，没有必然的关系”。并且更进一步指出：“郭沫若们若以人牲和殉葬两件事，与奴隶社会有必然的关系，则进入周代，即没有出现这两件事，岂不恰好证明周代不是奴隶社会吗？”但近几年来，大陆学人，一看到墓中有殉葬的情形，不论规模的大小和殉葬者的身份，以及在当时是特殊性的现象，还是普遍性的现象，便一律指为这是奴隶社会的确证。我在这里，应再补充若干证据，以供有学术诚意者的参考。希望读者和我的原文合在一起看。（一）《史记》卷五《秦本纪》：“二十年，武公车，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按秦武公二十年，乃鲁庄公十六年。（二）又：“三十九年，缪公车，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钅咸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乌》之诗。君子日：‘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按秦缪公三十九年，为鲁文公六年。（三）《左传·鲁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日：‘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秦之力士），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日：‘余，而（汝）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四）《礼记·檀引下：“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宰）谋日：‘夫子疾，莫养于下（地下），请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子车之弟）至，以告日：‘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日：‘以殉葬，非札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能不以殉葬），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妻与宰）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五）又：“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日：‘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郑注：婢子，安也）夹我。’陈乾昔死，其子日：‘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

本教材是为了配合当前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要求，为开设素质教育通选课及有关专业课编写而成的。从文字与图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学、典章制度、社会习俗、宗教、哲学。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全面介绍中国文化的历史与发展。 为便于学生自学，每章后均列有文摘、参考书目和思考题。修订版还增加了图释，图文并茂，以求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感性认识。本书特为教师配有辅助教学的课件。由北京大学音像电子出版社出版。

在全球化大趋势推动世界文化大汇流、大融合的今天，反顾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再现那一幕幕动人的历史场景，极有意义。本书从万余年前大陆桥淹没之前可能存在的我们的祖选向周围岛国的移民文化输出写起，从有段石锛之外传讲到殷人漂洋过海，从玄奘西行取经讲到利窦东来传教——一路娓娓道来，讲述着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经由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以移民、民间贸易、民方使节往来、朝贡、留学生互派及宗教传播、战争等形式，在物质、精神、制度三个文化层面上的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本书注重实录，不尚理论空谈。书中配有百余幅实物图片，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感。是国内第一部贯通古今、全面系统且可读性较强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著作。<

绿营兵通过存城防守与汛塘分防，实现了对云南从城镇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平坝到山区最为广泛的控制，使清王朝对云南的统治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全面、深入，极大地促进了祖国西南边疆的稳固和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云南绿营兵及其家属全面融入了清代云南的经济生活之中，对云南农业、工矿业、商业的发展起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因为清代云南绿营兵和汛塘的分布重心在雍正、乾隆以后逐步转向边疆和山区。因此，绿营兵对云南边疆和山区的开发与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书研究清代云南兵制史，对云南绿营兵及及汛塘制度的发展，变化情况及其作用进行研究，阐述绿营兵制演变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拓展和深化清史，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有利于对清代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探讨。

明代社会是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商业化与货币化，城市的繁荣，社会流动的加速，生活、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无不显示出它与前一时代本质上的不同。 明代的城市，汇聚了各色各样的人物。政府官员踌躇满志，出行鸣锣开道；科举士子落魄下第，成为山人清客，在衙门、青楼帮闲，打秋风；商人身穿华丽的衣服，出入于花街柳巷；喇唬、光棍，一身短打扮，随身带着秤锤、攮子，在街上“拏讹头”；还有衣着花哨的女山人、女帮闲，出入于官宦人家的闺房之中。 明朝人的“生活”观念，开始从劳作转向享受，随之出现了流行时尚：唐伯虎之画，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炉，时大彬、龚春之紫砂壶，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时尚之物。苏州成为领导当时人们时尚的城市。凡是做人透骨时样，就被称为“苏意”；凡是衣服式样新颖，就被称为“苏样”。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明代出现了“新开门七件事”，就是谈谐（即说笑话）、听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包括书籍、古董、时玩）、花虫鱼鸟。其中既有大众百姓逗闷的乐子，也有文人士大夫打发闲暇的雅趣。用现在的话，就是生活的享乐化与艺术化。本书从服饰、饮食、居住、行旅交通、冠婚丧祭、宗教信仰、节日、休闲娱乐、社交礼仪诸多方面，对明朝人观念与生活的变迁作了详细的考察。并对上自皇宫贵族、士大夫，下至商贾百工、医卜星相各社会阶层的生活面貌作了具体的刻画，进而指出明朝人生活具有商业化、艺术化的趋向。 作者简介：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明代文化历程新说》（1988年）、《中国流氓史》（1993年）、《中国的社与会》（1996年）、《明代城市生活长卷》（1996年）、《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2001年）等专著，以及明清史论文数十篇。目录：导论 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 第二节 “时”与时代社会生活 第三节 “方”与明代社会生活 第四节 明人观念与生活的变迁第一章 上层社会及其生活 第一节 皇帝心态及其生活 第二节 宗室成员的生活 第三节 变性人的生活 第四节 士绅心态及其生活第二章 社会下层众生相 第一节 农民及其生活 第二节 商贾百工 第三节 医卜相巫 第四节 奴仆与游方僧道 第五节 江湖之人 第六节 妇女生活第三章 服饰生活 第一节 服饰制度与社会风尚 第二节 服装样式 第三节 化妆 第四节 发饰第四章 饮食生活 第一节 饮食生活特征与风尚 第二节 宫廷饮食 第三节 士人饮食 第四节 民间日常饮食第五章 居住生活第六章 行旅交通生活第七章 家礼：冠婚丧祭第八章 宗教信仰生活第九章 节日与仪式第十章 休闲与娱乐生活第十一章 社交礼仪生活余论 后记

本书是云南乃至全国首部系统、详实在介绍云南各少数民族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期（50-60年代），尤其是新中国解放初期时的社会发展状态的书籍，书中提供了1480幅当时拍摄的各种珍贵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存共生的状况，也客观了记录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各少数民族为推翻三座大山，实行土革实改革，进行民族自治，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跨步进入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祖国领土的完整，民族团结和睦，边疆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做出的重大贡献。

《古今获奖佳联》汇集了从1826年以来各省区在征联比赛中获奖的对联精品，并介绍各次征联及评奖过程。对其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也作了必要的分析。“中国实用对联”丛书，是联海淘金的成果，是新旧对联佳作的金玉石璧。本书尽资料之所及，搜集从1826年起至2003年近200年间的获奖佳联约1000副，命名为《古今获奖佳联》。本书因篇幅所限，极难囊括全部获奖作品，只能好中选好，择其精粹，其余则忍痛割爱。本书之编写体制，是以内容为板块；以时间为顺序。即按内容分为“纪念篇”、“胜利篇”、“行业篇”和“杂萃篇”四大类。在同类作品中，按其问世时间先后排列。

本文集系《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的续集，收录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论文20篇。文集以“玉礼”、“玉殓”、“玉德”三个新课题为中心内容进行学术探讨。与前册文集的课题相比，本集所探讨的课题更具实践性、功能性、伦理性和规范性。全书共分五部分：玉文化玉学专论、玉礼、玉殓、玉德、出土玉器综论。本书适合研究和喜爱中国玉文化的各界人士阅读。本书是一部有关中国玉器文化学术会议的书籍。全书分为五部分，其中包括；从荀子论玉看玉的人文化，史前玉礼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侯马晋都新田时期玉石礼器初步研究等。：玉器研究者，玉器爱好者及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