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在甘肃的分布主要是河西和甘南两大区域，各个区域的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各具特点。本书作者收集和整理有关的藏汉文史料，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出各个时代甘肃藏族的发展线索，勾画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甘肃藏族的历史面貌。

一部追溯华夏民族绵延生息的恢弘史篇，一幅尽现中国风俗源远流长的辽阔画卷。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在认真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接其内容和形式，将其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大项，并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演变规律。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民事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至于各卷的章目设置。本着“求朋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者后记】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96年。依当时构想，对边境豪族在南北政权中所起作用的论述本不分辕轾，但由于时间所限，要完成这一研究课题深感力有不逮，所以，论述的重点只好放在南方，北朝的有关内容，只是略加探讨。工作将近七年，因忙于其他杂务，这一部分内容仍然没有得以补充，看来，更为系统的论述只能留待以后弥补了。原论文由六篇互相独立且互相关联的专题论文构成，部分在刊物上先后发表过。此次出版，为增加本书结构的完整性，做了部分增删，但基本观点一仍其旧。尽管如此，本书的错误和纰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诸君批评指正。我要衷心感谢田余庆、祝总斌两位先生，他们是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在六年的求学生涯中，二位先生给了我无尽的关怀和帮助，没有他们的指导，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对他们多年的谆谆教诲在此谨致谢意！另外，江苏连云港市的滕昭宗先生来函讨论相关问题，使作者获益非浅；编辑宋月华女士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其严肃负责的精神，使本书可能出现的错误得以减少许多，盛情可感，在此一并致谢。作者2003年3月12日【目录】导言（1）第一章青齐豪族在南北朝的变迁（1）第一节刘宋泰始以前青齐豪族的遭遇（1）第二节青齐豪族与南齐高、武二帝关系之探讨（8）第三节淮蕃海捍，本出北豪的形成及其破坏（11）第四节魏孝文帝时期的南北形势与青齐豪族的动向（16）第五节小结（21）第二章南北对立与清河崔氏的沉浮（26）第一节北魏初期清河崔氏的南北分离（26）第二节清河崔氏在南朝的衰落（29）第三节魏孝文帝定姓族和清河崔氏门第在北方的确立（32）第四节清河崔氏与魏齐嬗代（37）第五节小结（39）第三章豫州豪族在南朝的活动及其降魏（44）第一节豫州地域的界定（44）第二节义嘉之乱中所见豫州诸豪族（46）第三节豫州豪族与齐明帝篡位之关系及其降魏（50）一、豫州豪族与齐明帝即位之关系（51）二、齐明帝时期豫州刺史的人选（52）三、关于裴叔业降魏事件的分析（53）第四节萧梁政权中的豫州豪族（57）一、齐末梁初东西力量的对抗（57）二、豫州豪族的北伐及其在豫州的经营（58）三、豫州豪族在萧梁政权中的地位（59）四、侯景乱梁与豫州豪族的关系（60）第五节豫州豪族在北魏南境诸州的活动（62）第六节小结（65）第四章雍州豪族与宋梁政治（68）第一节晋末宋初雍州豪族势力的形成（68）第二节雍州集团势力在刘宋时期的消长（71）一、元嘉以前雍州豪族地位的逐渐变化（71）二、刘义宣叛乱：雍州系统与北府系统的对抗（73）三、雍州豪族在中央的骤衰（76）第三节雍州豪族在萧梁时期的盛衰（78）第四节南北形势对定都洛阳的影响（81）第五章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93）第一节河东柳氏南迁时间的考察（94）第二节宋齐时期河东柳氏的发展（97）第三节梁代河东柳氏的文武分途（101）第六章后论（108）第一节边境豪族的独特性（108）一、荒伧、北人与豪族（108）二、边境豪族的学风（110）三、边境豪族的社会习俗（115）第二节边境豪族的门第（118）第三节边境豪族与南北政治（127）参考文献（135）后记【导言】西晋永嘉（307――313年）年间，五胡乱华，中原民众为躲避这场灾难性的战乱，以大族为核心，波浪般地涌向南方，从而拉开了流民南渡的序幕。自此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间，相继出现了数次流民南迁的高潮，而小规模的南迁则始终络绎不绝地进行着。永嘉乱后的流民迁徙，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南渡人口占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强，而在流民最多的南徐州，侨口已过全州人口的半数。其迁徙范围则遍及今江苏、山东、安徽、四川、湖北、陕西、河南、江西、湖南诸省，甚至远及福建[1]。流民迁徙时间不同，经历有异，从而造成际遇有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大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都先后走上了东晋、宋、齐、梁四朝政治舞台。文化士族始终把持中央高位，次等士族即本文所论的边境豪族构成南朝武装力量的主干是四朝政权的共同特色。许多学者将东晋南朝政权称为侨人政权，不无道理。不过，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侨人政权不仅指南迁的王、谢等文化高门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也包含了南迁的次等士族这一武力集团成为南方政权的军事支柱这一重要内容。而从南北政权的对立及南方政权的频繁更替及内部斗争分析，拥有一定军事力量的次等士族尤其显得比文化士族更为重要。正是由于他们的竭力支持，南方政权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与北方政权对峙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而随着这些豪族的衰颓或北归，南方政权也渐渐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走向穷途末路。至于南方政权的内部斗争，也莫不与次等士族密切相关。每一个新政权都是在次等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即使宫廷政变也不例外。从某个角度说，南朝历史实际就是以次等士族为主体的历史。至于北归的次等士族，在北方政权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次等士族在南北政权中所起的这种重要作用，对这一特殊阶层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遂成为必要，这也是理解南北政权互动性的必要条件。最早对次等士族进行研究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2]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以勇武善战见长的“次等士族”这一概念，对这一武力集团作出了概括性论述，指出此集团南迁后分别居于长江下游的京口与上游的襄阳这一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陈先生对次等士族与东晋、宋、齐、梁四朝政权的关系虽没有作出具体论证，但其高屋建翎的史学眼光和境界对以后研究次等士族的学者不无深刻的启发作用，这篇论文也因此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之后，田余庆先生着《北府兵始末》[3]一文，对居于京口的武力集团出现的时代背景、兴衰过程及其在东晋、刘宋早期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入而又详尽细致的分析，清晰地勾勒出北府兵的发展脉络。唐长孺先生的《北魏的青齐土民》[4]一文则对徙自河北居于青齐的地方流民集团进行研究，翔实地论证了青齐豪族随南燕政权南下，以后又成为刘宋臣民，扎根青齐，及北魏献文帝时沦为平齐民，迁徙平城，并在孝文帝太和年间“例得还乡”，重新在青齐得到发展的历史事实。罗新先生的《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5]一文，对这一地方豪族集团续有探讨，论述了青齐沦陷后迁徙郁洲（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的青齐豪族在宋齐禅代之际所起的重要作用。田余庆、滕昭宗二先生合着的《南北对峙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6]一文则另辟新径，将彭城丛亭里刘氏这一地方豪族放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讨论了刘氏凭借其可南可北的地理条件，反复于南北之间，以求保护和发展其宗族势力的历史事实，揭示了不同于王、谢高门的另一类型士族的特殊发展历程。本书对边境豪族的研究是在上述诸学者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上述文章均有所借鉴。而书中所讨论的边境豪族也大都有自北入南，复自南入北的历史，情况与彭城丛亭里刘氏有些类似，所以本书也尽量将边境豪族放在南北对立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这里有必要对本书边境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做一解释。从历史上看，南北政权的对立多以江淮地区为缓冲地带[7]。刘宋何承天在谈到三国对峙的情况时说：“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俟，濡须之戍，家停羡溪。”[8]则辽阔的江淮地区基本上是作为边境线而存在的。但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对立却比较特殊，南北政权之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条较为固定的边境线。北方少数族政权如石赵、苻秦固然可以做到胡马临江，而东晋政权也曾数次收复旧都洛阳。而且南北政权在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倏忽来去，其所占领的地区也因此很难巩固，这就使得南北政权之间的边界线变得更加难以确定。由于江淮地区经常遭受军事威胁，边境豪族很难在这一地区立足并发展起来，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边境豪族此时并不存在。而且其时胡汉矛盾尖锐，即使有豪族存在，南北政权也不会允许其反复于南北之间，因此，东晋十六国对立时期的边境情况基本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东晋末年，刘裕灭南燕，亡后秦，收复青齐和关中地区，但关中旋复即失，南北政权东以三齐为界，由此往西，则以淮北、沔北地区作为缓冲地带。此时，北方已统一在北魏政权之下，而南方东晋政权则由刘宋代替。宋魏对峙时期，南北力量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双方均无力向前推进。崔浩所说的刘宋不能守河南，北魏无力定江东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9]。这为强宗豪族在这一地区扎根并发展起来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本书所指的边境地区就是处于这种均衡状态下的缓冲地带，包括了刘宋泰始以前的青、冀、徐、兖、豫、雍等州。所论述的豪族强宗则是自宋魏对峙开始，在这一缓冲地带下发展起来的地方家族，包括了清河崔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等北方旧族。魏太武帝太平真君末年（450年）以后，北魏政权力量有所增强，遂采取逐渐南进的蚕食政策，将本来是缓冲地带的地区逐步纳入自己的疆域范围。献文帝皇兴年间（467――470年），北魏攻克淮北四州及淮西七郡；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北魏占领沔北五郡；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北魏又将豫州纳为己有。而南方政权的防线则步步退缩，由防河退而防淮，由防淮退而防江。北魏向南推进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北方疆域的扩大和南方疆域的缩小，更深层的影响在于，随着北方政权的南进，许多居于缓冲地带的边境豪族入北，成为北方政权的臣民。即使仍旧效命南朝的豪族，由于家乡沦陷，也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不得不四处漂泊。因此，北方政权向南推进的过程，实际就是逐渐消灭南朝有生力量的过程。当隋政权南下灭陈之际，在江淮及襄阳一带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边境豪族已不复存在。这样，以边境豪族为支柱的南朝政权随着边境豪族的衰落，在难以寻找到也不可能寻找到新的支撑点的情况下，其灭亡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了。本书自东到西选取了在南北对立时期较有代表意义的三个地区，即青冀二州、豫州、雍州。居于这些地方的边境豪族势力较为强大，他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支撑过南朝不同政权。以后，这些豪族相继入北。而且崔、裴、柳等家族在北方又上升为名门大族，不像王、谢等侨姓高门那样，入北后便寂而无闻。这些边境豪族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这是本书将这些豪族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本书共分六章，前五章对青冀、豫、雍等豪族武力集团做个案研究，一、三、四章分别把这三个地区的豪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论证，探讨他们在南北政权尤其在南方政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二、五章则抽取这些豪族集团中较有代表性的家族清河崔氏和河东柳氏进行个案研究，以进一步加深对边境豪族的理解。第六章作为后论，对边境豪族进行综合论述，讨论他们作为一个特殊阶层所具有的独特性及其在南北方的门第，并对其在南北政权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做出论证。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原论文由六篇互相独立且互相关联的专题论文构成，为增加本书结构的完整性，这次做了较大的修改。尽管如此，这本小书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依原来构想，对边境豪族在南北政权中所起作用的论述本不分辕轾，但由于作者资质鲁钝，再加之专业荒疏，时间有限，要完成这一研究课题深感力有不逮，所以，论述的重点只好放在南方，北朝的有关内容，只是略加探讨，更为系统的论述只能留待以后弥补了。：：：：：：：：：[1]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2]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田余庆：《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4]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罗新：《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6]田余庆、滕昭宗：《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国故新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7]参史念海先生《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一辑。[8]《宋书》卷64《何承天传》。[9]《魏书》卷35《崔浩传》。

政治军事突发事变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社会现象。事变本身不是─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界定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志。有不少事变的发生在当时是推动了历史进步的，如中国的西安事变。此书填补了我国史学文献中的一个空白，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参考书。它对于史学研究和外交实践，对政治、经济、军事体制的改革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阐述了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经营，藏传佛教的大规模东渐，元代都城大都的藏传佛教艺术活动，藏传佛教艺术在北京的两处重要遗迹等内容。

最近几年，我发现自己的中文文章有点精神分裂。我对于当代文化的关注，似乎已经超过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想亲身介入，用一种较主观的文体作文化批评，所以学术的深度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似乎又不愿意放弃学院中的文化理论，甚至在杂文中也引经据典，生怕学界同行以为我已沦落江湖，做不了学者。　香港的华丽和颓废，香港令人兴趣盎然的文化生机……皆由“都市漫游者”娓娓道来。

本书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叙述了自远古传说时代至清朝几千年间，中原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间，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及和亲所产生的影响，阐述了和亲这一特殊外交形式为民族团结、民族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作者将台湾海防置于清朝东南海防的背景中来探讨，不孤立或特殊化台湾在清朝海防中的地位；也不忽视台湾处在中国边陲及列强环伺下的独特性，掌握到台湾海防的特质。此外作者使用大量一手史料后制作翔实的表格支持其论点，使本书除具创建外也具有资料的参考价值。本书前言有关清代台湾史的研究，区域开发、文教成果、政治变迁是其研究重点，相对而言军事布防这方面的成果则瞠乎其后。我个人虽曾出版《清代台湾的绿营》一书，但偏重在制度上，仅就营制的变迁、总兵、班兵这三个主轴来呈现，并未深入探讨清代台湾海防的问题。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一书不仅深化了军事的研究，也使台湾海防在清廷海防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该书的内容上看，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涉及面广，考证翔实。该书不仅涉及历史学、法学和社会学，也涉及文字学、地名学和文学。对相关问题，作者不遗余力作了详细地考证和研究，并且独具见解，既丰富了监狱史学的内容，也给人以广博知识。二是笔下有据，言之有物。该书以史实为依据，谨慎落笔，无论是表述历史事件，还是描写历史人物，都以史籍记载为准。三是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有关监狱方面的图片，在史籍上反映极少，很难找到，或是联结不上，监狱研究者常引以为遗憾。该书是一部融历史性，法制性、文学性和故事性为一体的优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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