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能较为系统、全面地让中华文明彰显于世，并能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新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实践提供各种传统精华的历史借鉴，本书库选择比较广泛的范围，分门别类地编写系列著作，其总体内容涉及中国的发明创造、文学艺术、名胜古迹、文物典籍、民情民俗、思想道德、东西交流等方方面面。这些著作将分期陆续出版。近期拟先推出中国绘画、书法、建筑、园林、音乐、舞蹈、诗词、戏剧、陶瓷、服饰等十种，其重心在展示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的独特风貌。为了保证本书库的质量，我们特邀长期从事中华文化研究和外语教育及出版工作的学者共同组成书库编辑委员会。编委会邀约对相关学科曾有达研究与教学的实践经验并已有优秀学术成果问世的国内著名专家为作者，同时聘请对中华文明研究有素的外国学人把每本著作译成英文。本书库将以中英两种文版面世，以满足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切需求。

简略说明本书内容总体布局，那么可用“历史、类型和理论”一句话来加以概括，这就是说，它包含中华音乐文明历时和共时，实践和理论的各方面内容。第一部分是历史，这是从纵的方面来看中华音乐文明，是作者在先前出版的一本通俗读物《中国古代音乐》基础上重新构思和修正的结果，并增加近代和当代一章；第二部分是类型，这是从横的方面来看中华音乐文明，主要是在传统音乐项目基础上又增列了当代新兴专业化音乐类型；第三部分是理论，这是专指乐律学理论。此部分内容是中国音乐总体构成中一个尚待开采和深入发扬的重要领域，它极富理论光泽而具民族特征，具有重大音乐学价值。

第四辑《法国汉学》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文学。我们选登了五位法国汉学家的上作成果，这五位学者均为研究中国古代与现当代又学的专家。其中桀溺、侯思孟、马如丹三位专家的论文讨论的是古代作家的具体作品以及某些特殊的有待研究的问题。其中每一局都涉及到一个在国际土已经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许多中国或非中国的专家们都对这些主题发表过不少的研究成果。将他们彼此的观点及结论做一对比，或可表现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们能对中国古代作家研究这一领域带来丰富的内涵。另外的两篇则看重介绍中国文学研究在法国的现状，彼埃·卡赛的一篇主要论述的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安妮·居里安的一篇则侧重于现当代文学。我们发表这两篇从未刊登过的稿件，目的在于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法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译者及相关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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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经秘笈铭刻了纳西人与大自然和精灵世界的对话，也记录了他们在漫漫世路的生死歌苦、悲欢哀乐。

本书以朴实的文笔，将你引上领略丽江壁画之神韵和与之相关的纳西人种种轶闻趣事、风情民俗的奇妙之旅。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本书介绍了我国德昂族的历史源流、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物质生产方式、语言与文字、宗教信仰、婚姻家庭和伦理道德、生活习俗和风俗习惯、文学与艺术、教育与医药卫生、天文与历法，以及建筑与遗物遗址。

彝族古代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以璀璨瑰丽的上古神话最为有趣，它包括创世纪、天地与人类起源等；滇中三大湖沿岩的彝族古代图腾崇拜、图腾禁制以及古老的习惯法，至今仍保存于山寨居民的习俗中。彝族古代文化，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不算多，但辅以出土文物资料加以考证，其开始年代或始于古滇王国。滇是一个奴隶制的邦城小国，彝民称索咪王，为古西夷靡莫之属。滇池地区是彝族文化的摇篮，古代经典及彝文经书中有记述。彝族的祖先居住在金沙江南北地带，成为彝人的大聚居区，而以今天的曲靖、玉溪为最密集之区。爨文化为彝族古代文化的一部分。爨氏统治着广大地区，所依靠的就是彝族；虽然爨姓原是汉族，但从东晋以后的文献记载看，它在彝族社会中已经夷化了。

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可见考辨古书、古史、古说的真伪，是从事国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第一步工作。中国对于伪书、伪史、伪说的考辨，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疑古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历代从事古书、古史、古说考辨的学者很多，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辨伪学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总结中国历代辨伪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历代辨伪学家的辨伪思想和方法，对于指导青年学子研究国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下编则是实地研究与历史的探索。《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笔者多年来探索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粗浅认识。关于民族学一词，欧洲大陆传统上一般称民族学，美国一般称文化人类学，英国称社会人类学，然而三者在研究对象、学科史及方法论等方面基本等同，很难说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各学派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的着重点等方面不尽一致。因此《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行文中有时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并用。西方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社会及其文化的研究，各有立论和见解。对此，可供我们借鉴，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对于西方民族学在田野工作中总结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如社区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以及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等，对中国民族学者也是有用的，但却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一般说来，多从研究一些比较简单、后进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往往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探索。这与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则是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王朝代兴、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发展不平衡而又地区生态环境差异极大的民族社会。虽然有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但邻近有文字的民族或汉族一般都有对他们的记述。而且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互相接触和影响，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因此，要对它进行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有必要去认真探索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要为中国各民族服务，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换言之，必须中国化。关于中国化，吴文藻等先生首倡，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正在继续努力。这是一个不断前进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国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